清嘉道问湖湘经世学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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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主要探讨清嘉道间湖湘经世学的主要人物构成与学术思想异同，认为大致可分为注重行政实效和崇尚程朱理学两个流派。前者以严如煜为先驱，以陶澍、贺长龄、魏源等为中坚，他们或出任疆臣，或就职幕府，具有实际的行政经验，讲求时务，注重实效；后者以唐鉴为先导，有曾国藩、罗泽南两个中心人物，在京师、湖南两地互通声气，本程朱理学淑身济世之旨，讲求经世济民。两派之间尽管存在这样的差别，但就其学术底蕴而言，则同为程朱理学。

关键词：嘉道；湖湘；经世之学；理学

中图分类号：B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387（2013）01-072-05

嘉道间湖湘经世群体的形成及其倡导的经世学风，是清代学术史上特别值得关注的现象。与江浙及京师等地盛行汉学考据不同，湖湘地区仍延续程朱理学之风，随着时局的推移，这种崇尚理学的风尚与明末清初顾炎武等人的经世思想相结合，形成一种关注现实、注重时务和讲求实效的经世之学。

鉴于以往研究多注重分析嘉道间湖湘经世学的渊源流变及对后世的影响，本文将探讨其主要人物构成与学术思想异同。嘉道间湖湘经世学，大致可分为注重行政实效和崇尚程朱理学两个流派。前者以严如为先驱，以陶澍、贺长龄、魏源等为中坚，他们或出任疆臣，或就职幕府，具有实际的行政经验，讲求时务，注重实效；后者以唐鉴为先导，有曾国藩、罗泽南两个中心人物，在京师、湖南两地互通声气，本程朱理学淑身济世之旨，讲求经世济民。两派之间尽管存在这样的差别，但就其学术底蕴而言，则同为程朱理学。下面，谨就此加以论述。

一、注重行政实效，讲求时务的经世之学

溆浦人严如（1759-1826）可视作此派的先驱。严氏生平钦慕范仲淹为人，取其先忧后乐之意，自号乐园。嘉庆帝亲政，举各省孝廉方正廷试，策问平定川、陕、楚三省教乱善后事宜，严氏以坚壁清野之策，受嘉庆帝赏识，亲擢第一。后以军功历任洵阳知县、定远厅同知，任汉中知府十余年，官至陕西按察使而卒。严氏一生官品不显，事功亦不出南山一地，但对海防、苗防等当世之务，则多有讲求，尝佐两广总督那彦成筹海寇，有《洋防备览》；佐姜晟筹苗疆，有《苗防备览》；佐傅鼐筹屯田，有《屯防书》；筹南山，有《三省山内边防备览》、汉江南北二地图、《汉中府志》；又有《乐园文钞》等。严氏著述多着眼于经世致用，于各地险要尤所究心。其讲求当世之务，对乡贤后进尤具榜样力量。陶澍就曾致函这位父执先贤，表达倾慕之情，并于严氏卒后，亲撰墓志铭，推崇严氏之学，称“后之有志经世者，必将取镜焉”。贺熙龄亦藉论严氏之学，批评当时“学不知要”、“隳败于词章训诂、襞绩破碎之中”的学风，言“读书所以经世”，云“身膺民物之望，有志经世者”，必有取于严氏著述。

严如虽躬为经世之学，对乡贤后进亦多有关照、提携，如陶澍致函友人就称严氏给他的信“大有资于身心政事”，并将其“时悬座阳，以当箴铭”。但因严氏官位不高，任官之地亦非京师或江南等人才萃聚之地，故湖湘经世人士并未作为一个群体在其周围出现。湖湘经世人士作为一个群体的集结，始于陶澍、贺长龄等湘籍人士供职京师时。嘉庆十五年（1810），在京任翰林院编修的陶澍，便与同在京师的湖南同乡彭浚、何凌汉、欧阳厚均、贺长龄等为诗酒之会。此后的嘉庆十六、十七两年，陶澍生日，宴请在京同乡，除上述这几位外，又有唐鉴这位新成员的加入。嘉庆十九年（1814），21岁的魏源赴京后，也与这些湖南同乡时有往来。二十一年（1816），陶澍视察漕河，有《漕河祷水图纪拜诗》之作，返京后，有同乡贺熙龄、汤鹏等为作诗序。也是在这一年，唐鉴为陶澍所刻《印心石屋诗钞》作序。二十四年（1819），陶澍出任四川川东兵备道，贺熙龄、胡达源（胡林翼之父）为作送序。

当这些湘籍经世人士获任疆臣大吏，终于有会聚人才的机会，且可将其经世之学付诸实践时，湖湘经世人士便作为一个群体的形象出现。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就是道光初年漕粮海运的筹划与实施。道光五年（1825），陶澍由安徽巡抚调任江苏巡抚，贺长龄由江苏按察使擢升江苏布政使，魏源自湖南常德至江苏，人贺长龄幕，这是湖湘经世人士在江南的第一次集结。此时因黄河高堰溃决，漕运中阻，陶澍、贺长龄等湘籍大吏，在魏源等幕僚的襄助及朝中大员英和等人的支持下，力辟陈议，筹划主持完成了漕粮的海运，节省银米十余万，被誉为东南拯弊首策。魏源称如将此举变为定制，则不但将“百余年丁费之重累，一旦释然如沉疴之去体”，为“东南一大快幸事”，且可使“人心风俗日益厚，吏治日益盛，国计日益裕”。陶澍在江苏巡抚及两江总督任，于道光七至八年间，在幕僚包世臣的襄助下，办理疏浚吴淞江工程；道光十至十九年改革两淮盐法，兴办东南水利等，魏源在陶澍幕府，对此诸政，多有赞助。

除在行政实务上多有兴革作为外，他们还将讲求的经世时务见之于撰述，前述嘉庆间严如诸多讲求经世时务的著作便是一例，此外道光六年魏源在时任江苏布政贺长龄的支持下编辑《皇朝经世文编》一百二十卷。汤鹏（1801-1844）在京由军机章京补户部主事，“慨然有肩荷一世之志，每致书大吏，多所议论”，擢山东道监察御史，“再旬而章三上”，以辱满员罢官。以言不见用，著《浮邱子》九十一篇，通论治道学术；又著《明林》十六卷，指陈前代得失。道光十七年，魏源继辑《皇朝经世文编》后，又以“今昔病药之相沿，常以对治而益著”，纂《明代食兵二政录序》七十八卷。又于道光二十二年，以人才为急切之务，作《圣武记》十四卷；因东南海疆战事，筹划“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师夷长技以制夷”，作《海国图志》五十卷。

二、尊崇程朱理学，本淑身济世之旨，讲求经世济民的经世之学

善化人唐鉴（1778-1861）可视为该派的先导。唐氏与陶澍同龄，与贺长龄、贺熙龄兄弟同于嘉庆十二年（1807）中举。十四年（1808）成进士后，长期供职京师，与陶澍有来往，与贺长龄研治理学，“以自治其身心，求寡过”，贺熙龄受其影响，而知有“切己之学”。唐氏为学笃信程朱，“主敬以立其体，忠恕以致其用，非有裨于身心意知之理者，不以关其虑也；非有关于天下国家之故者，不以用其功也”。在京时考察畿辅水利，著有《畿辅水利备览》，又有《朱子年谱考异》、《省身日课》等著作。唐氏“宗尚洛闽诸贤”，虽“所至以是敕其躬，亦以是牖于人”，但由于道光朝前二十年，唐氏主要任职地方，其对乡贤后进的影响并不太大。道光二十年（1840），唐鉴由江宁布政使内召为太常寺卿，著《国朝学案小识》，在京提倡理学，开始产生较大的影响，如这一时期以理学讲经世的两位代表人物――曾国藩和罗泽南就都曾问学唐氏。

此时，在湖南，以理学而讲求经世之学，也开始渐成风气。道光十一至十八年（1831-1838），贺熙龄（1788-1846）丁忧回籍，主讲城南书院，即首为诸生“辨义利，正人心”，谕以“立志穷经，为有体有用之学”。左宗棠（1812-1885）、胡林翼（1812-1861）先后于十年、十五年从学于贺氏。左氏并于此时与同郡罗泽南、丁叙忠为友，以学行相砥砺。道光十三年，左宗棠赴京会试，与胡林翼一见定交，相得甚欢，二人“彻夜谈古今大政，论列得失”，“若预知海内将乱者，辄相与欷欺太息，引为深忧”。左氏落第南归后，因“睹时务之艰棘，莫如荒政及盐漕河诸务”，自言“将求其书与其掌故讲明而切究之”，并又致力于程朱理学，手钞陆陇其《读朱随笔》。也是在这一年，曾国藩（1811-1872）与刘蓉（1816-1873）定交，此后肄业岳麓书院，曾、刘二人又与郭嵩焘定交论学，开始了长期的论学交往。左宗棠则在道光十七年主讲醴陵渌江书院，依朱子《小学》立《学规》八则，以“制外所以养中，养中始能制外”训诸生，左氏本人亦“熟玩宋儒书”，践履“涵养须用敬”之言，变化气质。次年，左氏第三次会试落第后，便绝意进取，开始留意农事，从事舆地图说，且刻厉于学，以“寡言、养静”二端自课。

道光十八年（1838），罗泽南（1807-1856）与刘蓉因论《大学》明新之道而订交，“彼此规劝，考求先圣贤为学之要旨，身体力行，至明且笃”。此后，罗氏身边也开始聚集讲求理学经世的有识之士，如李续宾（1818-1858）便于道光十七、二十七年问学于罗泽南，王鑫（1825-1857）也于二十八年从学于罗氏。罗氏本人则于道光二十四至二十五年，馆于贺长龄弟贺修龄家，并于二十八年，与在湘家居的贺长龄、唐鉴，过从问学。

道光二十一年（1841），在京师讲求经世之学的曾国藩，因受唐鉴影响，开始以朱子之书为日课，肄力于宋学。且于二十五年，校刻唐氏《国朝学案小识》。同时，曾氏还与倭仁、吴廷栋、何桂珍、邵懿辰等，致力于程朱之学，“往复讨论，以实学相砥砺”。在此期间，曾国藩、刘蓉、郭嵩焘三人也时以论学书信相劝勉。这样，讲求理学的经世群体便分别在京师和湖南两地出现。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湖湘经世群体的集结，除共事、论学之谊外，还有另一种形式就是婚姻。湖湘经世学前期的核心人物陶澍与贺长龄、贺熙龄兄弟就是亲家关系，陶澍的七女则嫁给被陶氏视为“伟器”的胡林翼。陶澍卒后，左宗棠因贺熙龄之荐，任陶澍之子陶桄的老师，后左氏以长女嫁给陶桄。而左氏本人与贺熙龄亦为儿女亲家关系。后期的湖湘经世群体中，罗泽南四子罗兆作娶胡林翼之妹，五子罗兆升娶曾国藩三女，曾国藩四女则嫁给郭嵩焘之子郭刚基。

湖湘经世之学尽管有注重行政实效和崇尚理学两个流派之别，但就其学术底蕴而言，则同为程朱理学。如作为注重行政实效中坚人物的陶澍就说，“古之所谓经者，致治之理也”，但因经之名不尊，“政治因以大坏”，“宋儒崛起，经之旨乃昭然复揭诸白日”，推崇宋儒之学的致用之旨。贺长龄在给友人讨论子弟读书课业时，亦以关乎身心性命及国家天下者为断，称：“我辈读书，非关身心性命，即系天下国家，余可概置弗阅，实亦无暇旁及。”而程朱理学书则为其中必读者，他说：“《小学》、《近思录》及《性理大全》等书断不可不读，幸勿视为迂谈……所谓有源之水，有本之木，一得则无不得也。此理易明，而俗士每执迷不悟，坐令人才日坏，殊可叹耳！”又云：“诸经令读儒先说理之书，必如是方为真人才、真人品、真学问，真经济。”可见其对理学致用的推崇。贺熙龄亦言：“读书穷理，将以自治其身心，而为天下国家之用也。”而穷理之方，则在朱子之学，云：“穷理必自四书始；而注疏得其粗，章句集解得其精，故读四书者，必自朱子始。”称“吾身心之未治，而欲以治天下国家”，则“无怪其颠倒迷惑而不能自主，眩摇于祸福利害而无能自克也，亦可为大哀者已”。罗泽南在给郭昆焘信中，则以“淑身淑世，为性分内所当为”，批评“一二特异之士，语品行则涉于福田果报，藉修身为邀福之具，不知其为性之所固有，分之所当为矣。语经济则惟考求海防、河务、盐法、水利，以待用于斯世……皆从功利上起见，是以所见日陋，所行亦日卑”。以理学为根本之学。

不过，除推崇理学致用外，湖湘经世群体也确实在倡导一种以政事为学问，可与汉学、宋学并立的“经世之学”，其代表人物及文献则为魏源及其编纂的《皇朝经世文编》。魏源曾言“王道至纤至悉，井牧、徭役、兵赋，皆性命之精微流行其间”，主张“王道”之学必为可经世致用者。他批评俗学无用，说：“使其口心性，躬礼义，动言万物一体，而民瘼之不求，吏治之不习，国计边防之不问，一旦与人家国，上不足制国用，外不足靖疆圉，下不足苏民困，举平日胞与民物之空谈，至此无一事可效诸民物，天下亦安用此无用之王道哉？”言：“钱谷簿书，不可言学问矣，浮藻可为圣贤乎？”他所纂辑的《皇朝经世文编》，则正是提倡一种以政事为学问的“经世之学”。据研究，《经世文编》的立场一贯，其体例与历代政典不同，并非按时代先后编排，而是按思想内涵选择、编次文章，立场则主于“致用”。它强调学术与治道之关系，反对琐屑考证及空谈性理，注重躬行践履，主张“时务莫切于当代”，“时愈近，势愈切”，“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目的即是使士之志于经世者，必须学习有关民生国计之切实知识，提倡一种以政事为重要学问的新风气。道光九年，时任江宁布政使的贺长龄，整理书院规约，刊印《经世文编》以教士，则正是这种主张的具体表现。

三、结语

综上所论，嘉道间湖湘经世之学虽有注重行政实效和崇尚程朱理学之分，但其学术底蕴，仍为程朱理学；至于湖湘经世群体的形成，则除共事、论学之谊外，婚姻关系在其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除推重理学外，湖湘经世人士也开始提倡一种以政事为重要学问的“经世之学”，其集中体现就是《皇朝经世文编》。就事功而言，嘉道间湖湘经世学的成就，亦以注重行政实效的经世派为主。不过随着咸同军兴，罗、曾、左、胡等讲求程朱理学的湖湘经世学亦因风云际会，以事功著称于世，且将事功、文章合二为一，并藉其事功之力倡导理学。而嘉道间注重行政实效的湖湘经世派所倡导的以政事为学问的经世之学，则成为影响晚清知识界至深且巨的重要学术流派，其流波余韵至民国间犹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