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翻译过程的跨文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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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语言和文化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正是由于这种密切关系,使得翻译中存在的文化障碍越来越引起翻译研究者的重视。实际上,影响翻译过程的跨文化因素是很多的,本文着重以切斯特曼的再现伦理为依据来讨论中西方伦理道德差异这个跨文化因素是如何来影响翻译过程的。
[关键词]翻译 文化差异 伦理干预
[中图分类号]H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0)06-0133-02
引言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国际间文化交流的不断增加,翻译这门学科也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关注。那么什么样的翻译结果才能使原文和译文在两种文化的读者中达到相同的效果呢?当然不能光靠两种语言之间的字面翻译(literal translation),同时还要涉及到两种文化之间的翻译(cultural translation)。英国著名翻译理论家Bassnett在论及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时,将语言比作“文化体内的心脏”,并指出“外科医生在给心脏做手术的时候,不能无视其周围的机体,因此译者也不能将文本孤立于文化之外,否则必有不妥”(1991:14)。 Hall曾说过:“人类生活中还没有哪一方面是不受文化的影响,不被文化所改变的。”(1976/1977:16)翻译涉及两种语言,不可避免也会受到两种文化的影响。一个译者不仅仅要掌握两种语言――目标语和源语,还要了解语言当中的社会文化,包括目标语国家的风俗习惯、历史发展、伦理道德、审美观念、情感生活等等,以及对于自己民族文化的深入了解。同时还要对两种文化进行比较,在译文中寻找与原文相当的真正意义上的对等词,这种真正意义上的对等也就是文化层面上的对等。实际上影响翻译过程的跨文化因素是很多的,下面就以切斯特曼的再现伦理为依据来讨论中西方伦理道德差异这个跨文化因素是如何来影响翻译过程的。
一、再现(representation)的伦理
西方翻译伦理研究经历了20多年的历程,有了长足的发展。这期间,在翻译伦理研究方面功不可没的一位学者就是芬兰学者安德鲁•切斯特曼(Andrew Chesterman)。他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五大伦理模式,即再现的伦理、服务的伦理、传意的伦理、规范的伦理和专业责任的伦理。
译文对原文的“再现”其实就是对原文的“代言”,就是要体现出原文所要表达的意思。切斯特曼认为再现的伦理重在“真理”(truth),强调译文必须再现原文、再现作者的意图、原文的文化。然而纽马克(Newmark)看到了切斯特曼观点的不足,对其做了完善。纽马克认为译者有权根据原文的权威程度在文内或文外对译文进行修改,甚至可以拒绝承担翻译任务,得出原文以及译文应该取长补短、互相完善补充的结论。
(Bell)的翻译心理学模式体现出的翻译过程也告诉我们译文只可能最大程度地接近原文,而不能完全“再现”原文。贝尔将翻译过程大致划分为“分析”与“合成”两阶段,各自包含三个不同的操作层面:句法、语义、语用。同时必须考虑到一个不稳定、本身也是破坏稳定的因素,即可解读性的历史、文化和政治条件在目的语中的差别。在这个复杂的翻译动态过程中,译者很难做到完全摆脱本民族语言和文化的影响,也很难将自己的思想完全和原文作者重合。由此可以看出,纽马克的观点对于切斯特曼的再现理论思想做了有力的补充。
二、伦理干预的体现
每个社会,每个民族都有其根深蒂固的伦理价值观,正是因为这种伦理价值观的不同,造就了不同民族的人们的言行举止、道德标准也有所不同。在一个民族的伦理文化中被人们所接受的道德标准在其他民族可能被认为是不道德的。这一文化现象的存在自然而然会给译者带来很大的影响。也就是说译者要对译语国和源语国的伦理道德标准都要有一定的了解,要知道如何翻译才能使得译文在源语国和译语国的读者中达到相同的效果。
(一)两性关系
中国是一个拥有两千多年封建历史的社会。千百年的封建文化造就了中国这个在伦理上相对保守和敏感的社会。而相比之下,西方的伦理标准却具有较大的开放性。正是这两种伦理标准的不平衡性使得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要采取不同的策略来翻译。中西方伦理差异在两性关系上表现最为突出。这里以《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翻译为例来说明一下这个问题
He made you a highway to my bed,
But I, a maid, die maiden-widowed
这是选自《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一句话,是朱丽叶在决心去死的前夜,盼望着夜色降临,好挂一条软梯,让她的心上人在流亡之前,爬进闺房与她共度难解难分的一夜。对于这个译文有两种翻译,第一,他要借你的(软梯)做牵引相思的桥梁,可是我却要做一个独守空闺的怨女而死去。(朱生豪译)第二,他本要借你做捷径,登上我的床,可怜我这处女,活守寡,到死是处女。(方平译)按照切斯特曼的再现伦理,方平的翻译可能是更贴切一些,因为他的译文再现了原文、再现了作者的意图、原文的文化。既然朱生豪的译文与原文不那么匹配为什么他还要如此翻译呢?原因就在于这与当时中国的伦理文化也就是性禁忌有关,在那个时代,性是个禁忌的话题,对于一个没有出嫁的女人来说,竟然想让心上人登上自己的床,这在当时的中国文化是绝对不允许的,会被人们认为是的,是违背了当时的伦理道德的。正是受到中国性禁忌文化的影响朱生豪才如此翻译。这一点也正能说明纽马克对切斯特曼再现伦理的不足之处的完善,也就是翻译不能光是再现原文、再现作者的意图、原文的文化,更重要的是要考虑译语民族的语言和文化的影响。而在西方文化中,由于伦理道德是相对开放的,所以这种行为是可以被接受的。方平作为上世纪90年代的翻译家,对此又作了重新的翻译,然而他的译文在他的那个时代是能够被认可的,原因在于时代在变化,人们的思想也在变化,当然看待伦理道德的标准也会有所变化,所以性的问题已经不再像朱生豪那个年代那样避讳了。所以他的译文是能够被接受的,因为该译文符合了当时的伦理标准。再比如在《迦茵小传》的两个译本中,杨子麟把原著中的一些有关男女情爱的描写,特别是女主人公未婚先孕的情节隐去,结果因符合当时的伦理标准女主人公被誉为是“清洁娟好,不染污浊,甘牺牲生命以成人之美,实情界中之天仙也”。对此评价很高,这也正是纽马克对于再现伦理的一个补充,译者有权根据原文的权威程度在文内或文外对译文进行修改。而几年后,该著作被林纾翻译的时候,因为没有对原著做删减,女主人公就被人认为是“卑鄙,不知廉耻”的,就连译者本人也难辞其咎,这也正是因为受到了当时中国文化的影响。
(二)文化误读
翻译中的文化误读问题在中西伦理文化的交流和碰撞中也是不能被忽视的,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会造就不同的伦理图式,如果译者以目标的伦理图式为出发点去填充出发文化的伦理图式的空位,往往就会造成文化误读。比如朱生豪在翻译莎士比亚的《李尔王》时,就多次用“孝”去译原文中的表现本性和亲子关系的nature和love,其“孝”的内涵要远比nature 和love大的多,而在孙大雨的译文中,他仅仅使用了两处“孝”,他把love译成“爱”,而不是“孝”是因为这两处是不能等量的。他怕引起读者的误会,这也正体现了切斯特曼再现伦理中的再现原文、再现作者的意图以及原文文化的特点。
三、结论
翻译活动不仅仅是语言活动,文化的方方面面同样也会影响翻译的过程,一个成功的译者要重视两种文化之间的翻译,对于源语文化和目标语文化都要有所了解,使译文在译语国家和源语国家的读者中产生相同的效果。基于切斯特曼的再现伦理所强调的再现原文、再现作者意图、原文文化的特点,纽马克对此补充到光强调这些还不够,还要考虑到目标语民族的语言和文化的影响。所以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不仅要考虑原文的民族文化,同时还要重视目标语民族的语言和文化。
【参考文献】
[1]Bassnett,Susan.Translation Studies(revised edition)[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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