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即兴的能力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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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文献述评基础上对组织即兴的内涵进行了系统梳理，进而对已有组织即兴分类方式进行分析与比较，区分了不同情境下组织即兴的类型，并从组织能力的微观认知机制出发，分析了组织运作能力和动态能力的性质，探讨了不同情境下组织即兴活动的能力基础。
关键词：运作能力；动态能力；组织即兴
中图分类号：C9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69（2012）06009707
一、引言
在“超竞争”或者“高速市场”环境中，管理者从做出决策到采取行动过程中的时间差愈来愈短[1]。由于缺乏足够的时间和资源，面对不确定性，企业有时不得不诉诸“即兴行为”来发现机会、应对挑战[2]，而即兴行为也经常能产生创新的方案或结果，为企业带来竞争优势。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组织即兴及其能力基础问题日益引起管理者和研究者的共同关注[3][4]。
Miner等通过对企业日常运作活动进行实地研究发现，在组织即兴过程中，确实存在一些和即兴相关的能力，这些能力表现为元惯例（Metaroutine），能够帮助组织产生即兴行为，并带来有价值的结果[3]；而Pavlou和Sawy则直接将这种能够产生组织即兴的能力称为即兴能力[4]。但是，一般来说，能力的提高必须进行反复的实践和练习[5]，这就意味着即兴能力的提高必须依赖于即兴活动而实现，这显然陷入了以“即兴推动即兴”的同义反复。因此，单纯将推动组织即兴活动的能力称为即兴能力，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组织即兴的能力基础问题。也有学者认为，组织即兴的能力基础在于动态能力，是动态能力使得即兴能够将普通的惯例转化为动态的惯例[6]。然而在现实中，并不是所有的组织即兴都会导致对原有惯例进行重构，很多情况下，组织即兴的关键在于时间和效率，支撑企业快速反应的恰恰是运作能力而非动态能力。
鉴于此，为了更深入地理解组织即兴的能力基础问题，就必须基于不同情境来细化组织即兴的分类，并从企业能力的微观机制出发，结合不同情境下的组织即兴活动来探寻组织即兴的能力基础。
二、即兴与组织即兴
即兴（Improvisation）一词源于“proviso”，而“proviso”的词义是按照事先的计划所采取的行动，在该词前加上否定前缀“im”就有相反的意思，是指未经事先计划或约定的行动[7]。人们对即兴的理解起源于爵士乐的演奏当中，强调演奏者在演奏过程中在没有事先创作乐谱情况下而进行的即刻创作。早期学者们对于即兴的研究主要局限在爵士乐的情境下，关注其定义和内涵。随着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的发展，开始有学者研究即兴的认知过程，Scribner认为即兴是一个在行动中思考的过程，而Pressing则进一步细化了这个过程，认为即兴是一个包含实时感知、注意集中、事件解释、决策制定、预测他人、记忆调动、差错纠正以及行动控制等一系列过程的行为，并将这些过程整合为一个理想的音乐片段来反映创作者观点并以此来影响听众[8]（P345-363）。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即兴的研究情境逐渐扩展到教育、医疗等领域，研究范畴也逐渐从文学艺术扩展到了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乃至管理学[9]。
Weick最早将即兴概念引入到组织情境中，从即兴的角度研究了组织设计问题[7]。后来学者们以爵士乐为隐喻就组织即兴问题展开了一系列讨论，并试图超越爵士乐情境来延伸组织即兴的概念[7][10]。目前国外学者基于不同视角对组织即兴进行定义，还没有在组织即兴的内涵、类型、能力基础及其影响等方面达成共识[11]；国内对组织即兴的研究尚处于兴起阶段，着重于引进和介绍已有的组织即兴研究成果，如陶厚勇等对组织即兴的内涵分析及其影响企业应对危机的意义探讨[12]，韵江和姜晨对已有关于组织即兴的研究综述[13]以及他们开发的组织即兴测量量表[14]（P20-43），任奕和叶茂林对组织即兴概念、内涵、影响因素及其影响效果的研究综述[15]，蒲明对组织即兴、组织学习和组织记忆三者之间关系的探讨[16]。已有的关于组织即兴的定义及其侧重点概括如表1所示。
从表1可看出，组织即兴包括三个方面的内涵：
（一） 组织即兴是一种刻意涌现的组织活动
与传统的、照计划来执行的活动不同，组织即兴常常是一种涌现的过程[19]，意味着在面对各类突发事件采取行动时，组织没有事先制定的计划，或者不按照计划或惯例行事，是一种临时触发的组织活动[2][12]。同时，组织即兴又包含着刻意的过程，其源于组织感知到机会和威胁的存在，并感受到迫切行动的必要性，这里的刻意意味着组织的行动带有一种目标指向[9]。例如，在足球比赛中当带球队员遭遇对方防守时，可能会通过精妙的配合来解围，这个过程中解围就是一种刻意行为，带有明显的目的性，而精妙配合的过程就是一个涌现的过程。Winter认为，组织即兴经常是一种利用其自发性而进行自动化决策的战略行为[5]。
（二） 组织即兴是一种回溯式意义创造过程
Weick用“回溯式意义创造”（Retrospective Sense Making）代表一种先采取行动，再赋予行动以意义的行为[7]。Barrett也认为，回溯式意义创造给组织提供了一种在行动过程中进行信息加工的模式。在面对某种危急情况时，组织无法对目前情况有明确的解释，只能边行动边思考[24]。因此，组织即兴作为一种计划和执行同时发生的组织活动，从其认知过程上看就是一种回溯式的意义创造[7][25]。比如，在足球比赛中，由于比赛的时间限制以及对手的干扰，使得队员无法准确地决定如何将球射入球门，因此只能先带球，通过队友之间的配合，逐步达到进球的目的。在组织的实际运作过程中亦是如此，目的和执行总是松散耦合的，解释和创造则是紧密相连的[7]。
在回溯式意义创造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包含着对原有计划或者组织惯例的某种偏离，从而在行动中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新颖性[1][11]。Seham认为，组织即兴包含着意图创造（Making Do）的含义，这个含义从根本上揭示了组织即兴这一活动在企业应对危机时的有效性。Vera 和Crossan进一步对意图创造过程进行剖析后认为，组织在即兴活动中会寻求一种新颖而有价值的东西；但即兴的创造性在于过程的创造性，而这个过程未必会产生创新性的结果[26]。
（三） 组织即兴需要一定的参考物作为支持
早期相关学者提出要用直觉来引导组织即兴活动[21]，然而单纯用直觉来解释组织即兴容易忽视即兴时经验和原则的作用[7]。组织的任何活动都要依赖于特定的资源与模式[27]，组织即兴也不例外，它需要利用组织现有的物质、情感、认知和社会资源来实现即兴活动[9][23]。相关研究表明，组织程序性以及陈述性记忆、组织的内外部信息都是组织即兴的重要参考物。例如，在新产品开发或者营销方案的设计中，常常需要组织的记忆以及内外部重要信息作为参考，以便即兴的方案能够实现组织内外部匹配[28]。
基于上述三方面内容，可以将组织即兴界定为一种刻意涌现的组织活动，通过利用组织现有的资源和能力作为支持，并借助回溯式意义创造，实现计划和执行的高度融合，最终以创造性的方式来解决组织面临的问题。
三、组织即兴的类型
目前在组织即兴研究领域，只有少数学者关注到组织即兴的分类问题[1][2][9][29]。概括起来看，已有关于组织即兴的分类主要有四种方式。
（一） 按照组织即兴产生的主体分类
按照这种方式，组织即兴可以分为个人层次的即兴和集体层次的即兴。当组织中即兴的成果仅仅由个人达到时就是个人层次的即兴，当即兴的成果经由组织成员的共同努力而达到时就是集体层次的即兴[1]。集体层次的即兴经常建立在个人层次的即兴之上，而个人层次的即兴不一定能够带来集体层次的即兴，只有个人活动集成的交互系统才能构成集体层次即兴的基础。
（二） 按照组织即兴发生的具体过程及结果分类
按照这种方式，组织即兴可以分为产品即兴和流程即兴[1]，产品即兴影响产品的性质及组织的成果，而流程即兴则影响原有惯例的特点和内容。在产品和流程上的即兴，又可以体现在行为即兴和认知即兴上[9]，行为即兴体现在采取了有效的行动影响组织产出，体现在一系列的行为和人工物上，而认知即兴主要强调对于外部的刺激赋予新的解释，可能仅仅是想法上的变化[3][9]。
（三） 按照组织即兴发生程度的不同层次和阶段进行分类
人们认为组织即兴的发生是一个从“解释”到“修饰”再到“变异”最终实现“即兴”的连续过程，基于此，可以按照组织即兴发生的不同层次和阶段进行区分[1][7][11]。Moorman和Miner按照这种方式将组织即兴分为三个层次[1]：第一个层次是修饰即兴，强调对于现有惯例或者过程的简单调整，比如适时地对生产计划进行调整；第二个层次是刻板化即兴，强调对于现有惯例有较大程度的偏离，将新颖性但相关的元素融入到惯例中，比如产生和原来产品有差异的新产品或流程；第三个层次是主题即兴或自由即兴，强调丢弃原有的惯例，创造新的流程和模式，比如不仅创造出一种新产品，很可能产品类型与企业战略之间存在不一致。
（四） 按照影响即兴发生的组织水平的变量分类
有学者认为，面临不同的情境，组织即兴的呈现方式也不同，因此可以采用那些影响组织即兴的因素作为组织即兴的分类标准。Chelariu等认为，组织面临的环境特点和组织的学习能力可以带来不同类型的即兴，基于此，可以将组织即兴分为四种类型，即：相似型即兴、差异型即兴、转换型即兴和全能型即兴[29]。而Crossan等认为，组织面临的时间压力和不确定性常常是触发即兴的因素，因此可以根据这两个变量将组织即兴分成三种类型，即：发现型即兴、修饰型即兴和完全型即兴[2]。
尽管目前对于组织即兴分类的四种方式都从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关于组织即兴内涵的理解，有助于鉴别不同情境下的组织即兴活动，但并非所有的分类方式都有助于鉴别组织即兴的能力基础。例如，根据组织即兴产生的主体分类，仅仅能够鉴别即兴活动产生的主体是个人还是组织，而组织的能力是超越个体存在的，因此个人即兴并不涉及组织能力的基础问题；而按照组织即兴发生的具体过程及结果分类，也只能够鉴别组织即兴的产生属于组织日常活动的何种范畴，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却不能够识别即兴活动发生的具体过程，也就不能够鉴别嵌入在组织过程中的组织能力；按照组织即兴发生的不同层次和阶段进行分类，虽然揭示了组织即兴发生的具体过程，但仅仅是一般化的组织即兴发生阶段，不能区分不同情境下组织即兴的能力基础，并且组织能力贯穿于组织活动始终，将即兴活动割裂为不同层次和阶段，并不能区分出组织活动的不同认知加工模式，也难以鉴别其背后的能力基础。
与上述三种分类方式不同，按照影响即兴发生的组织水平变量进行分类时，比较容易鉴别出即兴的认知加工过程受何种因素影响，进而明确影响因素水平的高低会给组织即兴的认知加工和行为调整过程带来何种变化，最终有助于发现不同情境下即兴活动的能力基础。在这种分类方式下，时间压力和环境不确定性常常被认为是触发组织即兴的重要因素，而不同的时间压力和环境不确定性水平又直接决定着组织决策情境的不同特征，进而影响着组织即兴的具体过程[2][7]；反过来看，又正是嵌入在这些具体组织过程中的组织能力决定了不同决策情境下组织即兴的表现。因此，依据时间压力和环境不确定性对组织即兴进行分类（如图1所示），进而探究不同类型的组织即兴在特定情境下所赖以发挥作用的能力类型，也许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和把握组织即兴的能力基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