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清女性剧作家的“谪仙”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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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谪仙”指的是那些被贬谪到下界来的仙人。这一词最早出现在署名西汉刘向的《列仙传》中，记载瑕丘仲卖药几百年不死的故事：“北方谓之谪仙人焉”，后逐渐成为文才超群、谋略过人或仙风道骨之人的赞誉之词，东方朔、白居易、坡等人都曾被以“谪仙”称之。（“谪仙”一说的产生、发展参见黄景春《漫说谪仙》 《中国道教》2006年第2期）
正义之士成仙得道或者本来即是神仙贬谪的想象，常见于中国传统的小说戏曲。即使是历史题材或是时事剧，都会被安插上神仙贬谪因果报应之说。明代叶宪祖的杂剧《易水寒》，说荆轲本是神仙，最终归了上界仙班；梁辰鱼的《浣纱记》也说范蠡西施本是天上的金童玉女；《水浒传》中的梁山好汉本是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下凡；《红楼梦》中贾宝玉与林黛玉等皆是上界仙子下凡历劫……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冯梦龙在《精忠旗》家门大意中直言设置主人公成仙情节的原因：“毕竟含冤难尽洗，为他聊出英雄气。”（【明】冯梦龙 《精忠旗》第1页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3年）可见，男性作家在设置“谪仙”或“升仙”情节时，大多是为了借“因果报应”之说给离奇的故事以“合理”的解释，或者倾吐胸中不平之气。而这种神仙贬谪人间的情节几乎成为明清女性剧作家群体叙事的惯例，在每一位女性剧作家的作品中，我们都能找到或明或暗的“谪仙”情结。
一、明清女性剧作家的“谪仙情结”
晚明女作家叶小纨，在大姐和三妹去世之后，撰写了《鸳鸯梦》以寄哀思。《鸳鸯梦》共四出，正名为《三仙子吟赏凤凰台，吕真人点破鸳鸯梦》。剧情设计很简单：书生蕙百芳外出游赏，恰遇书生昭綦成、琼龙雕。三人把酒定交，遂成知己。一年之后，琼龙雕因病去世，昭綦成也因伤痛归西。蕙百芳远绝红尘求仙访道，经吕洞宾指点，明白因果：原来蕙百芳为碧霞元君侍女，琼龙雕为上元夫人侍女，昭綦成为西王母侍女。因三人指水为盟结为兄弟，被西王母认为动了凡心，所以投生人间，“使他见人寰中离合聚散、悲欢愁恨，有同梦幻泡影。”三人醒悟，遂回归仙位。毫无疑问，剧中三个书生正是作者姐妹三人的化身。昭綦成即是大姐叶纨纨（字昭齐），蕙百芳便是作者叶小纨（字蕙绸），琼龙雕即是三妹叶小鸾（字琼章）。
清顺治年间的何佩珠在《梨花梦》中也做了类似的情节设置：杜兰仙前生是兰花仙子，与藕花仙子、梨花仙子为姐妹，此生在梦中相见，后又在梦中证却前因。剧中杜兰仙“偕婿北上”、“回忆邗江女伴”等均与作者何佩珠家在邗江嫁到天津暗合，文中三仙子系隐指作者与两个姐姐。
在清康乾时期享有盛名的满族女作家顾春，也在剧作中以“谪仙”故事隐托身世：《梅花引》写书生章彩与罗浮山梅花精相恋的故事。章彩的姓名即是由作者丈夫奕绘之名化来，前身是天宫司书仙史（与奕绘生前的官职契合）；顾春字梅仙，与罗浮梅精暗合。《桃园记》则又以萼绿华自比，以南海白鹤童子喻其夫奕绘，演绎二仙因相爱而被贬谪下界，暗喻作者与丈夫的曲折婚恋经历。
一直到晚清民国时期，谪仙叙事依旧为闺阁剧作家们所青睐。刘清韵在《黄碧签》前三出，用大量的笔墨描写与戏剧线索不相干的“天宫”生活：“（旦）我乃玉虚仙子是也。……前曾化身下游尘世，与守真子梦华偶结幻缘，遂偕仙侣。（童）上帝因仙子久降尘世，命神查察议罚，回奏仙子著书自娱，虽是游戏文章，恰寓褒诛惩劝，与世道人心实有裨益。上帝闻奏，天颜喜悦，不特消除前过，而且大沛恩纶，令先享人间之福，再邀天府之荣……”刘清韵的每部剧作前都有“东海刘清韵古香填词，古僮钱梅坡香岩较订”之题词，并且刘清韵与钱梅坡共同拜师于当地宿儒王文扬，无疑，玉虚仙子是作者自喻，守真子喻作者丈夫钱梅坡，小白先师即作者的师父；在其后的《拈花悟》中，又写刘三妹（作者小名）前身为玉虚仙子，因为替犯天规的惜红女史讲情，被贬下凡间。
以上皆是作者通过对剧中人物的刻画自比“谪仙”，除此之外，“谪仙”情结还表现在作者赋予剧中人的“谪仙”身份。如梁孟昭《相思砚》尤星、卫兰森是牛郎织女下凡，刘清韵《氤氲钏》中陶元璋和白玉英、黄佩芬本为天上香案吏，因为宴席前调笑被贬；《英雄配》之周又侯与杜宪英“本天上金童玉女，因扫花不力，暂谪人间。”《望洋叹》中王菊龛为紫府仙卿，周莲亭是桂宫仙史，邱履平为荡魔神将……即使是《英雄配》中一开场就死去的杜宪英之父杜希牧去世之时，作者都设置了“内细乐，扮四仙童，二童执幡，一捧敕，一驭鹤，绕场上。向末立介：‘奉敕召杜希牧归班，不得稍延时刻。’”……
为什么女性剧作家对“谪仙”叙事表现出如此异乎寻常的热衷呢？这要从文化和心理两个方面说起。
二、参禅学道之风盛行是“谪仙情结”的文化成因
我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文化精神向来是由佛、道、儒三条脉络构成的。当儒家的“修齐治平”理想得不到实现时，士人们往往以道教的“明心见性”、“清净无为”来安抚内心的苦闷和失望，以佛教“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修行来世”的思想作为精神依托。于是，在明清之际风雨飘摇的社会，问玄求仙、参禅学道之风也就在江南盛行开来，流布到全国各地。明清女性的文化启蒙来源于开明的男性知识分子，而这些知识分子的开明也恰恰反映出他们的与世不合，不能见容于当时的文化主流，是受到打击压制的对象。这些被打压的知识分子在对女性进行启蒙时，他们的佛道思想就自然而然渗透到女性教育中。与此同时，明清时期出现了诸如“三言”、“二拍”、《阅微草堂笔记》、《聊斋》等小说、笔记，以及大量的传奇、杂剧，纷纷采用神仙道化的方式宣扬因果报应，这些书籍的出版发行、戏剧的演出流传，也使得神仙道化的影响更加广泛地传布民间，直至闺阁。
其次，在“女子无才便是德”、“才能妨命”为思想主流的时代，女性们参禅悟道却是作为一件“善事”被家长或丈夫允许的。江南沈氏家族的才女沈宜修，“四五龄即过目成诵，瞻对如成人。”（【明】沈自征《鹂吹集序》叶绍袁辑《午梦堂集》第17页中华书局 1985年）结婚之后，婆婆反对她写诗，“命小婢侦之，云‘不作诗’，即悦，或云‘作诗’，即佌佌形诸色。”于是沈宜修在一段时间内只能放弃诗词创作，潜心阅读佛经：“由是益弃诗，究心内典，竺乾秘函，无不披觌，楞伽维摩，朗晰大旨，虽未曾直印密义，固已不至河汉。”（【明】叶绍袁 《午梦堂集》第236页 中华书局 1985年）沈宜修的遭遇不是特例，在封建家长心目中，女子吟诗作赋，是不谙于家室的表现，研读佛经则是为家门积善增福的举动，而佛、道经典所宣扬的“清雅脱俗”、“淡泊世事”又与传统文化对女性的审美要求所契合。所以，闺阁女性的佛道经书阅读比之诗词歌赋更有被允许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