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最高工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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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对许多人来说，亚当・斯密是经济学的同义语。他的主要著作《国富论》第一次建立了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但是，由于斯密受所处的时代和自身的世界观和经济分析方法的局限，《国富论》中也存在不少谬误。本文研究了《国富论》中斯密对北美地区最高工资的论述。斯密认为，工资最高的地方不在最富裕的地方，而在最繁荣、即将变得最富裕的地方。作者认为，任何经济现象的出现都是经济、社会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斯密的错误在于仅仅应用简单的市场规律来解释复杂的经济现象。本文还评述了斯密产生错误的经济理论和方法上的渊源。
一、斯密“最高工资”理论简介
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第八章《论劳动工资》中写道：“对工资劳动者的需求，必随一国收入和资本的增加而增加。收入和资本没有增加，对工资劳动者的需求决不会增加。而收入和资本的增加，就是国民财富的增加。所以，对工资劳动者的需求，随国民财富的增加而增加。国民财富不增加，对工资劳动者的需求决不会增加。”“今日英格兰确比北美各地富，然北美各地的劳动工资却比英格兰各地高。”因此，斯密得出结论，“使劳动工资增高的，不是庞大的现有国民财富，而是不断增加的国民财富。”“因此最高的劳动工资不在最富的国家出现，而却在最繁荣，即最快变得富裕的国家出现。”
在以上论述中，主要包含两个观点：
1、经济快速增长的国家，对劳动力的需求上升，其工资增长也快。
2、最高的劳动工资不在最富的国家出现，而却在最繁荣，即最快变得富裕的国家出现。我们姑且称之为斯密的“最高工资”理论。
二、斯密“最高工资”理论评论
斯密的第一个观点是经济快速增长的国家其工资增长也快。这个观点就今天来看，依然是正确的。当今世界发展最快的国家莫过于东亚的韩国和中国，如果发展顺利的话，前者有机会成为与日本一样最富裕的国家，而后者则会成为世界上数一数二的经济实体。因此，分析这两个国家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工资变动情况比较具有典型意义。
韩国经过两次“汉江奇迹”，已跻身OECD国家行列。亚洲金融危机后，韩国的产业结构大幅调整，高科技产业得到迅猛发展，“韩国制造”在全球范围内挑战日系产品。但是，韩国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隐患是工人工资日渐攀升。1980年韩国非农部门的工资是日本工资的1/5，到了2000年已经上升到1/2，而2000年韩国的人均GNP只有日本的1/47。韩国企业的对策是把生产基地转移到一江之隔的中国。
而中国的工资也在大幅攀升。按本币计算，2000年中国非农部门的工资是1990年的4.8倍；即使折算成美元，十年间中国的工资也增长了153％，而同时期美国的工资才增长了38％。上海是中国增长最快的地方，其工资增长更是大大超过全国的平均水平。2003年上海从业人员的平均工资是1990年的29倍，环比增长速度是29.6％，比上海生产总值增长速度高出12个百分点。不过，就细节来探讨，斯密的推理是有问题的。按照斯密的观点，工资的上涨是由于对劳动力的需求上升所致。就目前的技术水平来看，经济增长的确会带来劳动力需求的扩张。不过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劳动力的供给是近似于无限的，工资不可能上涨很快。1990～2000年中国的GNP翻了两番，但中国非农部门职工的年工资才翻了一番，由447美元升到1130美元。而且工资的上涨未必全部是来自于劳动力需求的变化，一部分应该来自于效率工资的考虑或者是生活资料价格的上涨。另一方面，工资上涨未必是来自于经济增长。劳动力供给的剧减也会引起工资的上涨。战争、瘟疫、大规模的移民都会带来这种情况。
即使斯密的第一个结论正确，第二个观点也未必成立，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其工资未必是世界上工资最高的地方。符合斯密所说的“最繁荣，即最快变得富裕的国家”历史上只有两个国家。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和二战后的日本。斯密以美国为例证明他的结论，那么我们看看日本的情况是否符合斯密的“最高工资”理论。
1952年日本的GNP只是英国或法国的1/3。1965年日本的GNP达到830亿美元,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列美、德、英、法之后居第五位。仅仅又过了3年,到1968年日本的GNP就上升为1419亿美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个“经济大国”。到七十年代末期，日本的GNP与英、法两国的总和相等，超过美国的一半。日本国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迅速提高。毫无疑问，六十、七十年代的日本绝对称得上是“最繁荣，即最快变得富裕的国家”。
通常情况下，人均GNP可以反映一国居民的富裕程度。日本的人均GNP在1988年赶上美国，当时日本的人均GNP是23570美元，美国是21620美元。而日本的工资水平赶上美国应该是在70年代末。1980年日本非农部门的月工资是1297美元，美国非农部门的月工资是1016美元。可以说，日本的人均GNP与工资几乎是同步赶上美国的。
有意思的是，到了九十年代，美国开始赶超日本了。随着日本在泡沫经济里越陷越深，美国的信息经济则越来越繁荣，美国的人均GNP开始逼近日本，而美国的工资水平与日本也越来越接近。（如表1）从表中可见，工资与人均GNP同步的趋势十分显著。我从《国际劳工统计年鉴》收集了1970～2000年日本和美国的工资比和人均GDP比的数据作了一下相关分析，相关系数是0.68。可见，工资和国民财富的相关程度还是很高的。日本经济从五十年代开始恢复，六十、七十年代走向繁荣，八十年代末开始赶上美国，成为世界上最繁荣、最富裕的地方，总共花了30年时间。而斯密眼中的北美，1776年立国，在20世纪初的时候才超过英国，其间花了100多年的时间。
那么，为什么在斯密生活的年代，美国的工资就高过了英国，以至于这位经济大师感叹北美是“最繁荣，即最快变得富裕的国家”。
有人认为，从购买力平价来衡量，18世纪末的美国并不比英国穷。根据罗伯特・高尔曼提出的估计，1710年北美的实际人均收入就已经介于28美元与当时英国的人均收入之间（而英国当时的人均收入约为45美元），并进一步估计1775年北美的人均收入是60美元。殖民地居民在斯密时期已经步入当时世界上最富裕国民的行列。对法英七年战争中美国士兵身高的估计证实了这一点。殖民者的身高平均为5英尺8英寸，比英国的下等阶层身材要高出许多。这表明殖民地几乎没有严重的饮食和营养不足。其次，从英美两国的死亡率也可以看出两国普通居民的生活水平，在17世纪四十年代，英国的死亡率是25～35‰，北美是25‰。从两次英美战争（1776年独立战争、1812年第二次独立战争）的结果来看，当时的美国并不明显弱于英国。
如果从当时主要的生产要素劳动力和资本的拥有量来说，英国的确是当时最富裕的国家。工业革命前，世界人口是10亿左右，当时英国的人口应是800～900万左右，连同殖民地在内共3000万；从资本来说，当时英国拥有五亿英镑的资本。而北美地区，劳动力和资本都是稀缺的，劳动力稀缺从北美的高工资可以看出，资本稀缺从北美的高利率可以看出。不仅如此，《国富论》问世前，英法百年战争以英国的大获全胜告终，英国已经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殖民大帝国。而当时北美只是英国的一个殖民地，深受宗主国的剥削和压迫。
我觉得斯密对最高工资的论证存在两个问题：第一，没有充分证据说明英国劳动力的生活费用比北美劳动力高。第二，北美的高工资具有其特殊性，不具有普遍意义，自然也就上升不到理论的高度。
首先，斯密观察到北美的谷物价格很低和劳动力价格很高的矛盾现象，于是，他否定了自己的劳动价值论，全心全意地用供需理论来说明北美的高工资。其实，谷物的价格仅仅反映工人的食物支出的一方面，远不能说明工人的生活水平。在斯密生活的年代，北美商品的价格深受宗主国的控制。当时英国成立专营公司控制北美经济。对于某些物品，英国禁止殖民地自己生产（如白糖），只能从母国购买，此种商品的价格自然很高。对于谷物之类殖民地自己能够生产的物品，由于殖民地有着低廉的土地，其价格自然也就较低。要计算当时居民的最低生活支出，就要知道劳动力的消费结构。因此，谷物价格低不能证明殖民地居民的生活费用较低。另一方面，18世纪英国正是 “圈地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大量的农民离开农村来到城市，非熟练劳动力供过于求，其工资自然也较低。
其次，美高工资的出现，是由于获得欧洲劳动力的成本高昂造成的。与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美洲殖民地不同，英属北美殖民地的印第安人较少，其分布分散。在英国人开始殖民时，在现今美国的东部还有多达30万土著印第安人。等到了独立战争时期，印第安人的人口锐减为不超过10万，主要原因在于欧洲疾病(如麻疹、天花)肆虐美洲，而土著印第安人没有自然免疫力。殖民者不得不寻找其他途径获得劳动力。一开始北美殖民地有3个不同的劳动力来源：那些已在殖民地的劳动力(包括自由的白人、契约仆役和奴隶)；愿意以契约补偿来殖民地路费的欧洲劳动力；以及沦为奴隶的非洲人。这里的劳动力工资是指前两者，黑奴失去了人身自由，没有买卖劳动力的自由。显然，北美的劳动力市场非常特殊，劳动力需求是在本土；劳动力供给则在几万海里之外的欧洲和非洲。从殖民地表达出需求到欧洲在供给上做出反应、劳动力出现在殖民地市场之间，存在巨大的时滞。由于大洋阻隔，劳动力流动的费用非常高，欧洲的劳动力不得不以充当数年契约仆役的代价获得来殖民地的路费。因此，北美殖民地的劳动力价格一开始就比欧洲昂贵，而且长期居高不下。
三、斯密经济理论和方法分析
以北美这样特殊的劳动力市场推出一个劳动力市场的运行规律显然是不科学的。虽然后文斯密提到“据说，其他殖民地的工资也和纽约同样高。”但由于不信任其爱尔兰前辈威廉・配第在《政治算术》里提到的计量方法，斯密的论证缺乏大量的数据支持，充满了类似于“据说”、“我相信”的主观臆断的词汇，因此，斯密的论证是不能令人信服的。据统计，《国富论》中提到“据说”185次，提到“我相信”57次，“似乎”333次。
作为一名曾经是神学和哲学教师的古典经济学家，斯密的哲学更多的是主观主义，倾向于认为人性指导人类的经济行为，却忽视了人的行为背后的物质生产规律。因此，斯密的经济理论更多地基于经验分析，缺乏严格的理论推导，他对经济现象的分析是十分肤浅的。他的劳动价值论深受亚里士多德以来经院学者的影响，充满了矛盾。
其实，影响一国工资水平的因素有很多，如：劳动者的生活费用支出、失业率、经济发展水平等。但是，劳动力的价值（价格）归根到底还是由获得劳动力的劳动量来决定的，“任何一个物品的真实价格，即要取得这物品实际上所付出的代价，乃是获得它的辛苦和麻烦。”因此，工资就是获得劳动力这种商品的劳动量的货币体现。用成本―收益方法来表达，工资就是获得劳动力的成本。一国获得劳动力的成本越高，则劳动力的工资越高。市场上劳动力的供需状况是价值规律的外在反映。前面提到的北美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失衡的根源是由于大洋阻隔，使北美获得劳动力的成本非常高。
获得劳动力有两种形式，本地居民的人口生产和劳工进口。对于后者，劳动力迁入地区的工资要比劳动力原居住地的工资高，高工资就是对劳动力迁出原居住地的机会成本的补偿。对于斯密时代的北美来说，依靠当地殖民者的人口生产来满足经济活动对劳动力的需求，存在着巨大的时滞，不如从殖民地外进口劳工来的方便。高工资就是对契约仆役背井离乡、远涉重洋的补偿。
为什么日本的工资很晚才赶上美国，而在八十年代后日本的工资长期比美国高呢？因为在六十、七十年代，日本是一个人口大国，青壮年劳动力资源丰富。但八十年代日本的经济达到繁荣期后，劳动力已经吸收殆尽。在这个时候，要平抑工资上涨，只有吸收外来劳工，而日本地少人多，国民强烈排斥移民，获得劳动力比由移民组成的美国更困难。而且日本的劳动力享受的福利待遇比美国劳动力要高，对于日本来说，引入一个外籍劳工不如延长在职劳动力的工时。目前，虽然日本的工资比美国高，但日本劳动力每周工时也比美国要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