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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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使我们有能力用新方式质疑权威。

女演员珍妮・麦卡锡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儿子是我的科学。”她坚持认为疫苗是儿子成为孤独症患者的罪魁祸首。这种说法在科学文献中几乎得不到任何支持。几年前,人们或许把她看做另一个不可理喻的明星或者偏执狂的怪人而不屑一顾,但在网络“专家”的美丽新世界中,麦卡锡不仅仅如此。在世界的某些角落,她确定了辩论的基调,战胜了彻底驳斥她的科学家。

还有麦卡锡的对手欧拉克(这是一个自称“外科医生或科学家”的人的博客绰号)。此人是另一个自命的孤独症专家,但和麦卡锡不同,欧拉克攻击疫苗导致孤独症的说法。我们观众不知道欧拉克到底是谁,虽然他在戳穿疫苗导致孤独症的神话中发挥了领导作用。

就我所知,“专家”通过新闻报道文章出现在人们面前,听起来他们往往是很厉害的思想库的研究员或社会科学界的名教授或知名作家。报道中提到的专家往往出现在文章的下半部分,从某个声名赫赫的机构飘然而出,极具象征性和可预测性,就像桌面游戏妙探寻凶(Clue)中的黄上校(Colonel Mustard)。

从结构上说,专家的观点应该充当不容置疑的理性声音的代表,打消我们心中残留的任何疑虑,或阐明极端观点间的差别。正如诗人菲利普・拉金(Philip Larkin)在提到这种声音时所说的“啊,为解答那个问题,来了牧师和医生,穿着他们的长袍,跑过旷野。”

但是,围绕专业知识的神秘气氛总是令辛苦思考问题的人感到担忧。哲学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早就表达了对不容置疑的专家的愤怒,责骂说专家不过是“拥有私人利益和私有知识”的“一个阶级。”正如英国批评家亚当・菲利普斯(Adam Phillips)在论专家本质的《恐惧与专家》中所说,专业知识往往携带着一些令人担忧的假设,“因为一个人得到了公认的或合法的正式训练,所以他们有资格提出一些超出他们专业训练的观点。”菲利普斯指出,驱使非专家读者、病人、投资者投入专家怀抱的因素几乎总是不确定性。

对记者来说,这种不确定性位于每一条传统的新闻报道的核心。记者一直收集专家的言论,私下里希望我们的倾向性得到证实或者平息我们对欺骗行为的担忧。同时,也因为许多记者相信那里存在一个理论上的真理,即太阳底下的任何事都有一个确定的解释,而专家能够告诉我们那是什么。

但是随着网络的兴起,以及对笼统的权威的认识上的变化,逐渐地,“专家”的含义有了不同于以前的内容,出现了英国人所说的“经验专家”,即像珍妮・麦卡锡或者欧拉克这样的人。他们在网络上脱颖而出是因为他们写得好或者常常就一个话题发表意见,而不是通过其他专家的支持或者因为在某个令人敬重的机构工作而成为专家。这里最糟糕的部分是网络上随处可见的冒牌专家,他们被谷歌搜索引擎热情人士或者天真的记者当做真正的专家。这些假专家并不是新鲜玩意儿,但在不久前,他们还很难把自己的观点当做专家观点呈现出来。

我们思考专业知识的方式上的变化,出于以下两个因素。首先,人们对机构或者公司或者政府的信任度降低。有人指出这个现象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虽然“爱德曼信任度调查”显示,信任度严重削弱出现在2007年。其次,因为网络超人布莱尼亚克(Net brainiacs)所说的“非居间化”,或因为网络的原因从前在机构间起连接作用的笑容可掬的中间人的消失。具体到新闻业,“非居间化”的一个经典例子是,从前由记者选择专家或在专家间居中调停,但现在,专家自己在网上展现专业知识,如欧拉克,或者像23岁的飓风博客作家布赖顿・罗伊(Brendan Loy)一样。后者是印第安纳州一个自封的“气候草民”,他宣称在卡特里娜飓风爆发前几天预测到了飓风的到来,不过,人群中可能冒出来另一个“专家”,根本没有以前常见的检查或者过滤。

这个事情有正反两面。一方面,专家可以直接把观点传达给民众,这是好事;另一方面,如果专家是认为疫苗导致孤独症的人或者像安东尼・沃茨(Anthony Watts)一样是怀疑气候变暖的博客作家,他们的观点遭到科学家的驳斥,很显然我们需要调解。但谁应该成为调解者呢?

纽约大学阿瑟・卡特(Arthur L. Carter)新闻学院访问学者戴夫・温纳(Dave Winer)可能会说谁也不能成为调解者。他指出,专家和具有专家水平知识的业余人士,应该直接面对读者而不是依靠记者当中间人。他称之为“新闻来源直击读者”(如此直接以至于温纳讨厌记者引用他的话,不管是否作为专家)。他写道:“不再相信记者的消息提供者或不再被记者采访的专家可以直接交流,这是取代新闻报道的东西。”我明白了温纳的逻辑。如果人们想了解专家对电影的看法,他们可以直接上网找电影数据库的业余影评家的观点。这些互联网电影数据库用户(IMDBers)是真正的电影爱好者。这些爱好者的全面的、投入的评论,应该成为新定义的专业知识的一部分,是《纽约客评论》精致的、井然有序的(以美国为中心的)花园之外的地方。

我和一些试图弄清这个两难局面的人交流,称他们是有关专业知识的专家或者制度化权威尽头的制度性权威,他们能提供很大的帮助,就像专家一样。这些人中的大部分有兴趣为专家型记者制造更多空间,他们改善了我们从前作为快活的通才的化身。(如果想了解谈论记者需要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进行新闻报道的精彩文章,请点击《哥伦比亚新闻评论》资料库中布伦特・坎宁安(Brent Cunningham)的“客观性的再思考”,花1.99美元可以下载。)

我猜想,我所认识的许多最新潮的数字时代的记者可能对专家冷眼旁观,对记者需要成为中间人不以为然,他们更愿意选择通过网络而无所不能的业余者,而不是求助于在过去几十年里砸了自己招牌的权威,如那些鼓吹如今陷入困境的战争的专家。曾经作为霍华德・迪恩(Howard Dean)选举时的网络活动操盘手,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讲师尼克・梅尔(Nicco Mele)说“经典的机构作为专家声誉的仲裁者的角色正在消退”,Google、Twitter和Facebook正取而代之,说这些话时,他显然很高兴。

但是,Spot.us网站创始人戴夫・柯恩(Dave Cohn)的立场更复杂些。他说,网络社区或许不能容忍传统专家,但是会根据不同的专业知识标准为自己的专家涂脂抹粉。不过,这个网络社区对一个人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成为社区专家的意见是不确定的。柯恩说它能“修改对你的积极看法,就好像把你解雇了一样”。

我期待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乔纳森・齐特林(Jonathan Zittrain)成为另一个支持专家直接向大众表达观点的专家(他也是《因特网的未来和如何阻止它》的作者),但齐特林也表达了对网络上不加分类的专业知识的担忧。正如他指出的,问题是“认识论瘫痪”或他人所说的“过滤失败”,即当我们不受网络上过滤的声音指导时,我们陷入平均信息量。这个问题的一个并不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是出现过滤后的声音,只对最具体类别的群体说话,也就是科学博客作家、《不科学的美国》的作者克瑞斯・穆尼(Chris Mooney)说的,“被储存在筒仓里”或者“破碎成小党派群体”。

齐特林说:“读者需要一些值得信赖的消息来源为自己服务,即那些开有博客和名片管理器(Rolodex)的区域专家,这些专家正好也迫切渴望依靠更多其他专家。众声喧哗(Cacophony)要求中间人,要求追究政客的责任或给读者一种他们个人看不见摸不着的环境意识。”

当记者是通才的时候,他们常常不加批评地依靠外来专家提供专业性思考。他们往往能沉浸在新的话题中发回报道,但他们往往表现出对该区域的辩论和政治的无知。如今,大部分学科领域的超级专业化,使得此种做法没有任何指导意义,使得记者模式令人感到不舒服。

但是,记者在确定专家时可以做得更好。纽约大学互动媒体系教授、《认知过剩》的作者克莱・舍基(Clay Shirky)说,“记者必须明白专业知识和权威之间的区别,必须质疑类别。”他提供了一个消极的例子:“一个律师在被取消律师资格前一天和后一天所知道的知识一样多,但他的权威地位发生了变化。记者需要区分建立在资格基础上的专业知识和实际的权威。”舍基建议,记者或许应该“尝试有关权威的更丰富的算计”。

如果放弃把金牌资格证书等同于专业知识的假设,报刊有可能改变历史。舍基想到,记者如果更多地质疑证券机构的专家,在美联储调查之前帮助拆穿金融骗子伯纳德・麦道夫(Bernie Madoff)的把戏,结果又该如何呢?

接下来是真正的专家(不一定是拥有证书的专家)变成记者的机会。这已经发生了。看看众多教授博客作家“咀嚼”外交政策网站上的新闻,或者像泰勒・考恩(Tyler Cowen)一样的经济学家博客作家。也有记者通过同行评论或者大众评论变成了专家,如劳里・加勒特(Laurie Garrett),她曾经是专门报道公共卫生和外交政策的记者,后来成为对外关系委员会全球健康行动高级研究员。再比如,无处不在的奈特・希弗尔(Nate Silver)把他对民意调查和统计学的知识、造星般的冷静沉着和记者作为通才信息监护人的角色结合起来。如果廉价地解释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的观点,记者不能都是聪明的刺猬,但或许有些通才型狐狸身上能长出刺来。

(本文译自The Trouble With Experts By Alissa Quart,作者阿里萨・夸尔特是《哥伦比亚新闻评论》专栏作家,著有《标签化:青少年的消费行为》。译者吴万伟为武汉科技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