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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家园 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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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中国古代绘画史上,花鸟画以其独特的寓意象征性,体现了中国人特有的观察世界、表达感情的思维方式,即“天人合一”,“物我贯通”的哲学思想理念。花鸟画的审美意象,首先在立意和题材上有充分地显露和展示。立意明了、直白通俗的画题,直接关系着画的题材,笔随意象。欣赏一幅好画,会令你产生在一种精神境界里神游的感觉,进而得到充分的美的享受,这种美感形式既为意境,意境体现着“物我合一”的创造精神。意境深远才能耐人寻味。

关键词:花鸟画 审美意象 境界 继承创新

一、写意花鸟画

花鸟画是中国传统绘画中的一个画科,是以花、草、虫、鱼、蔬果、鸟兽为题材和内容的绘画。写意花鸟画是指用笔和用墨的基本功以及传达出画家的性情为主旨,它主要是依靠线条来造型。因此,花鸟画的线条变化有轻、重、缓、急、粗、细、曲、直、刚、柔、肥、瘦等区别。古代中国画家们总结出了用笔的“五忌”、“六要”。五忌是指忌刻、板、枯、弱、结;六要是指一要自然有力,二要变化有联系,三要苍老而滋润,四要松灵而凝炼,五要刚柔相济,六要巧拙互用等。古人说“墨即是色”,墨分“五色”或墨分“六彩”,五色是指焦、重、浓、淡、清。浓淡水墨可代替各种色彩。用墨的方法,有焦墨、积墨、破墨、泼墨之分。中国画因为讲究笔墨,笔墨大胆、雄健、流畅、自然,给人一种力量的感觉,空白是中国传统绘画中独特的,没有笔墨的语言,它与笔墨相互生发,体现着神秘的魅力。

二、写意花鸟画的意境

意境是指抒情性作品中呈现的那种情景交融、虚实相生、活跃着生命律动的韵味无穷的诗意空间。意境是属于主观范畴的“意”与属于客观范畴的“境”二者结合的一种艺术境界。这一艺术辨证法范畴内容极为丰富,“意”是情与理的统一,“境”是形与神的统一。情理、形神相互渗透,相互制约,就形成了“意境”。唐代的艺术批评从佛学术语中引进了境和境界的概念,唐宋以后,意境的概念才开始出现在艺术批评中。通过清代的作家、批评家的讨论、辨析和广泛使用,意境的内涵更趋丰富、深刻和统一。魏晋南北朝时期,要求“以形写神”,做到“气韵生动”,注意对审美对象的内在特征的把握,自觉追求艺术的“滋味”。中唐释皎然、司空图主张的“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可以意冥,难以言状”,更重视表现作家独特的审美体验和情趣意兴。南宋严羽的“别材”、“别趣”说,清王世禛的“神韵”说,都从不同方面逐步深化了意境的美学特性,使倾向于“表现”的中国古典艺术这一主要特征更为明晰突出。

三、花鸟画的主要特点

中国花鸟画最突出的艺术特点是“托物寓情,因物喻志”。简言之,就是画家通过对客观的描写,来寄托功表达个人的主观情感、意志、联想或对社会与人生的感情等等,并以此来感染或启发读者,从中得到思想、道德、人格及其真、善、美的精神陶冶与完善。如果仅仅通过“托物”于各种花卉就已经可以寄寓或抒发相当丰富的思想感情的话,那么,“托物”于有生命的、有情感的、有语言的,乃至有思维和行动的各种鸟类,则更能给国家们寄寓或抒发思想情感以广阔天地。进而言之,如果花鸟相伴,合为一体,则会相得益彰,寓意无穷。

四、花鸟画的审美意象

什么是意象?简单地说,意象就是寓“意”之“象”,就是用来寄托主观情思的客观物象。意象理论在中国起源很早,《周易》已有“观物取象”“立象以尽意”之说。不过,《周易》之象是卦象,属于哲学范畴。绘画上借用并引申之,“立象以尽意”的原则未变,但画中之“象”已不是卦象,而是抽象的符号或者具体可感的物象。谢赫的《古画品录》以六法的标准系统地评点绘画,将“气韵生动”推为六法之首,充分说明谢赫推崇“意象”在绘画中的地位。气韵就是顾恺之所说的神似。谢赫时代的绘画主要是肖像画和人物故事画,气韵的本义是因人物的精神气质而生动。后来,气韵生动的范围扩展到山水、花鸟等各种题材的绘画,并且成为整个绘画艺术性的一种衡量标准,甚至笔墨效果也包括在内。

意象艺术的特点是“立意造像”。 意象造型中的“象”,不仅是形,而是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藏有深刻的含意,是象中有意、意中生象,立象尽意。中国绘画的意象表现为“似与似不似之间”,目的是完成“不似之似似之”的一种作品的内在“神似”,这种“神似”仅仅只是绘画作品的一种表现与表象,一种画家的理念上的技法再现而已。要使作品内涵真正达到完美的“神”的境界,还需要画家注入自身内在的丰满的精神,以求“意”的最高境界。

中国画技法的核心是笔墨,不讲究笔墨也就丢掉了中国画基本的艺术语言。南朝谢赫在“六法”中讲到“气韵生动”为笔墨的最高境界。笔墨有一定的独立审美因素,有抽象因素,但不是纯抽象,笔墨与表现形象有机结合,创造意象,正是中国画特色。用线写形是中国人物画造型最主要的课题,即使是画人物小品的没骨法也要有以线造型的基础。“遗貌取神”“形神兼备”“传神”是中国人物画的最高标准,特别是文人画成为中国画的主流,更重主观表现和情感抒发。

五、花鸟画的继承与创新

现代画家齐白石,少年时代农家生活的经历,培养了他对劳动热爱的感情。他对放牛、牧猪、砍柴、种树、捞鱼、捕虾等劳作,都有真切的亲身体验。他对于青蛙、蟛蜞、蚱蜢、蟋蟀,也有着浓厚的感情,为他的艺术创作打下了坚实的生活基础。徐悲鸿先生在艺术理论方面,也一贯主张师法造化,并坚持严格的写实手法。他说:“吾所法本造物而已,碧云之松,吾师也,栖霞之岩,吾师也,田野牛马,篱外鸡犬……亦皆吾所习师也,窃愿依附之而谋自立焉。”

以上所说的大师们虽然都十分重视生活,但又绝不是如实地描写生活,因为艺术的真实,不等同于生活的真实。中国古代画论中经常提到的形似和神似是艺术反映现实的高度体现。

宋董迪在《广川书跋》中说:“岂徒曰似之为贵,画者求于造化之先,凡赋形出象,发于生意,得之自然,待其见于胸中者,若花若叶分布而出矣。”明祝允明在题花果时也说:“绘事不难于形似,而难于得意,意者在赤黄黑白之外。”这也就是文征明在创作中经常追求的“象外摹神”,即所谓“妙得生意”,又“能不失真”,这常常被看作是写意花鸟画创作的最高境界。

由此可以看出表面地模仿客观物象的形似,只是花鸟画创作的初级阶段,而在形象正确的基础上,追求变化,塑造典型,做到以形写神,才是创作要求的高级阶段。因此,我们在认识生活,进行花鸟画创作时,就必须时时培养能力,掌握造型的似与变,有目的地夸大形象,概括提炼形象,典型地突出对象的生意,从而表达事物的内在精神。这也就是晋顾恺之所提出的“迁想妙得”的理论,这是在创作上对表现客观物象的似与变的最高发挥。

参考文献:

[1]葛鹏仁,著.西方现代·后现代艺术[M].吉林美术出版社,2000.

[2](美)威廉·弗莱明,著.宋协立,译.艺术与观念[M].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

[3]德尔菲娜·勒纳尔,著.格奥尔格·巴塞利兹谈话录[J].世界美术,198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