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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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作品比他本人更加吸引我。我爱他这个人,也从未与他分道扬镳过,我想主要是看在他所取得的成就的份上。无论他身上的强项还是弱点,我都心知肚明。毫无疑问,那太明显也太出彩了。所以,这种相互矛盾的荒唐我是能够容忍的。”――乔治亚・奥基芙
围绕着爱的斗争与和解
乔治亚・奥基芙(1887.11.15―1986.3.6),美国著名画家
阿尔弗雷德・施蒂格利茨(1864.1.1―1946.7.13),美国人,现代摄影之父
1916年,施蒂格里茨在著名的291画廊展出了奥基芙的画作,当他第一眼看到那些后来被他称作最纯粹、最精致、最诚挚的作品时,便立刻爱上了她。当时,奥基芙还是名普通的艺术教师,比施蒂格里茨足足小了23岁。拥有了奥基芙的施蒂格里茨时刻处于创作的激情和亢奋中,在他们的起居室内,施蒂格里茨的相机和三脚架随时处于待命状态,灵感一旦泉涌就立刻为她拍摄。在施蒂格里茨眼里,奥基芙就是他作为造物主开创出来的“伟大孩子”,或者说他把自己当成了那位热恋上自己所雕少女伽拉忒亚的塞浦路斯国王。终于,奥基芙不再想做伽拉忒亚。不顾他的反对,她在新墨西哥州物色了一处住所,画画旅游,每年一半以上的光阴都是自己度过。在将近30年的婚姻生活中,他们共同居住的时间不到4年。走出施蒂格里茨作品的奥基芙成功地将意志的决定权掌握在了自己手中,她离开了爱人掌控的王国,重新生活在了自己的国度里。
“一个独一无二的生命达到了一种其形象堪与文艺复兴种种宁静的完美相比的生活境界,这个生命就是加拉,我选择了她做我的妻子,这真是奇迹般的幸福。”――萨尔瓦多・达利
与缪斯的超现实之恋
萨尔瓦多・达利(1904.511―1989.1.23),西班牙超现实主义绘画大师
加拉・达利(1894.9.7―1982.6.10),俄罗斯人,达利的妻子、经纪人
1929年的夏天,25岁的达利在海滨小城加达克斯遇到了“一见钟情的俄罗斯女孩”加拉,她有一张出奇聪明的面孔,肌肤散发着孩童般的光泽,年长达利10岁,丈夫是著名的超现实主义诗人保罗・艾吕亚。为了爱情,达利背叛了朋友,身无分文地被父亲赶出家门,与加拉在波尔.利加特港一间不足4平米的小屋,过起了隐居生活。就像对各种伟大事物的狂热迷恋一样,达利把加拉奉为自己的缪斯女神。她带给他奇迹般的幸福和灵感,让狂妄到极致的达利心甘情愿俯首为臣。她把软弱无力的他当作牡蛎肉藏进硬壳之中,精心保护。 他则在绘画作品中狂热地抒发对她的无比崇拜和忠贞。1982年,加拉离开人世,达利的创作失去了灵感,健康也每况愈下,如同丧失了羽翼的达利将自己关在一座城堡里,再也没有创作出一幅满意的作品。7年后,他死于心脏病和呼吸并发症。
“我们曾为找到彼此而感到如此幸运。当我们彼此陷入情网时,我们不能互相把眼神从对方身上移开。但外部压力非常强大,如此的强大,以至我们为了保护我们的爱有时必须分离。但任何事任何人都无法将我们拆开。永不,永不,永不!”――大野洋子
爱在春野里的婴儿
约翰・列侬(1940.10.9―1980.12.8),披头士乐队主唱、作曲家、艺术家、和平运动者
大野洋子(1933.2.18―至今),日裔美籍音乐家、先锋艺术家、约翰・列侬第二任妻子
1966年11月,大野洋子在著名的Indica画廊举办个人展览,一个举止优雅的男人走到展架前突然拿起正在展览的苹果大咬一口,这个人就是约翰・列侬,他在大野洋子作品上的这一口,引发了20世纪最著名的一段爱情故事。3年后,列侬和大野洋子在旅馆的床上用爱情向世界传达他们对战争的愤怒和抗议,他们另类的表达方式被人们指责为有伤风化,披头士迷们认为这个怪诞的东方女人不仅带坏了他们的偶像,甚至打碎了披头士的神话。在指责面前,洋子坚信着自己的信仰,因为在那个改变她一生的男人面前,她一直都是忠贞的伴侣和优秀的妻子。她接受赞美和尊重,也容纳诋毁和责备。1980年12月8日,女摄影师安妮 莱博维茨为他们拍摄了一组照片:的列侬蜷曲在衣冠整齐的大野洋子身旁,温暖的亲吻着爱人的脸颊,如同母体中的婴儿……6个小时后,列侬被一位狂热的歌迷刺杀身亡。而那组照片,则成了对他们爱情最经典的纪念。
“我们不发誓永远忠诚,但我们的确同意延迟任何分手的可能性,直到我们相识永远”――西蒙娜・波伏娃
一个新伊甸园的诞生
让・保罗・萨特(1905.6.21―1980.4.15),二十世纪法国最主要的哲学家、存在主义代表人物
西蒙娜・德・波伏瓦(1908.1.9―1986.4.14),法国著名作家,学者,女性主义先驱
1929年,21岁的波伏娃和24岁的萨特相识,从此以后,他们的名字就再也没有被分开过。从相恋伊始,他们便达成默契:两人的关系只能以其自身的力量和持续时间来维持,而不是靠任何其他的东西来使其正式化。这种不存在任何义务和约束的爱情缔造了一个新的伊甸园,在那里,婚姻变成了毫无意义的词汇。他们遵守着最初的约定,保持了长达51年的非婚姻伴侣关系,各自保有自由的空间,互不欺骗,互不隐瞒。尽管从未居住在一起,但他们仍每天早晨会面,直到很晚才分手,他们穿过巴黎的街巷散步,一直继续他们的话题、他们的关系,他们的生活和他们的即将完成的书作,他们始终没有分离。弥留之际,萨特闭着眼向波伏娃说出了最后一句情话“我非常爱你,我亲爱的小海狸”,当摸到阿尔格伦送给波伏娃的情物,一颗冰冷的戒指时,他笑了。六年后,波伏娃离开人世。数千人跟随灵柩来到蒙巴纳斯墓地,将她与萨特合葬,她穿着红色晨衣,手上依然带着那枚阿尔格伦送的戒指。
“我认识您,我永远记得您。现在,我特地来告诉您,对我来说,我觉得现在您比年轻时更美,那时您是年轻女人,与您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您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
――扬・安德列亚
独爱你苍老的容颜
杜拉斯(1914.4.4―1996.3.3),法国当代著名作家
扬・安德列亚(1953―至今),法国人,《情人杜拉斯》的作者
在给杜拉斯写了5年没有回复的信后,终于有一天,他得到了她的一句回应:来特鲁维尔吧,我们一起喝一杯。于是,年轻的安德列亚带着一瓶酒走进了杜拉斯的生活。那是1980年,杜拉斯66岁,安德列亚27岁。他们一起生活了16年,始终保持着一种“难以忍受又必须亲近,随时建立又被破坏的联系。”在这段非同寻常的爱情中,她扮演的是母亲、偶像和情人的角色。而他,不仅是她的情人、保护者,也是她的仆人、出气筒,甚至她的负担。杜拉斯去世后,安德列亚消失了3年,他把自己关进小屋,不见任何人,靠着对杜拉斯的思念郁郁度日 。对他而言,一切都不存在了,没有时间,没有回忆,就连他自己也消失了,而唯一存活的只有杜拉斯和他对她的爱。
“做迭戈的老婆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事情。我让他去和别的女人过日子。迭戈不是任何人的丈夫,永远不是,但他是一个伟大的同志。 ”
“我生命中遭遇过两次巨大的灾难。一次是车祸,另一次是我的丈夫。”――弗里达・卡洛
爱是身体里被损的器官
弗里达・卡洛(1907.7.6―1954.7.13),墨西哥著名画家
迭戈・里维拉(1886.12.8―1957.11.24),墨西哥壁画之父
当全世界都在为里维拉和他领导的墨西哥壁画运动欢呼时,弗里达还是一位默默无闻的女子。自小感染小儿麻痹而不良于行的弗里达,早在墨西哥国立预校就读的时候,便以卓尔不群的个性出名,就在那时,弗里达遇见了大画家里维拉,那是一次聚会,里维拉对着一架留声机开了一枪,引起了弗里达的兴趣,尽管有点怕他,但年少的弗里达还是对他充满了爱慕之情。当所有的人都认为这个外表肥胖、邋遢的有妇之夫实在不是一个少女适宜的恋爱对象时,大胆叛逆的弗里达还是自作主张,成了他的新娘。随后而来的婚姻生活就像1925年遭遇的那场严重车祸一样,一直让她承担着苦难。面对千疮百孔的身体、不忠的丈夫、终生不育的事实和对生育的迷恋,弗里达内心充满着无奈的悲哀和自弃,维持了十年的婚姻后,两人离婚。然而仅仅一年后,这对彼此依然深爱对方的夫妻再度复合,在弗里达看来,这是“饥饿和食欲”的结合。复婚后的弗里达健康每况愈下,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她因右腿截肢陷入极端的忧郁,1954年,弗里达将一枚古老的戒指交给里维拉,作为结婚25周年的礼物,同年,弗里达去世,里维拉一直陪伴在她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