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范文大全 > 正文

FDI对东北地区可持续发展的作用机理研究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FDI对东北地区可持续发展的作用机理研究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摘 要:本文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系统地研究了fdi东北地区可持续发展作用机理。结论认为,FDI对东北地区可持续发展各系统的作用具有一定的阶段性;FDI对东北地区可持续发展的作用关系存在较大差异;要利用FDI促进东北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关键是要发挥好辽宁省的带动作用。

关键词:FDI;东北地区;可持续发展;作用机理

中图分类号:F830.59;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9)12-0055-09

在中国近现代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史上,东北地区一直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同时也走过了不平坦的发展道路。①与“关内地区”相比,东北地区规模性开发活动起步较晚。百余年前,东北地区曾是人口较少、土地肥沃、资源富庶的丰腴之地。按现代标准来衡量,东北地区当时环境和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水平是相当高的。在此之后短短一个世纪里,东北地区的发展经历了如下几个重要的变化:清末之后的大量移民流入、日伪时期的殖民开发、建国后高度计划经济时期的重工及重化工基地建设、改革开放调整期的重化工和资源型产业依赖与衰落、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老工业基地振兴和资源枯竭型地区转型[1]。

Daly认为,可持续发展是生态规模上的“足够”、社会分配上的“公平”与经济配置上的“效率”三方面的优化集成[2]。“足够”强调人均财富的目标是足够过上满足基本需求的好生活,而不是物质消耗的最大化;“公平”强调“足够”的生活状态应该被所有人拥有;“效率”指对自然资本的有效利用能允许更多的人生活在“足够”的生活状态中。100多年前,东北地区尽管拥有“足够”的生态资源,但社会“公平”和经济“效率”却非常低。后来的“闯关东”时期和日伪殖民时期,不仅“足够”遭到了破坏,而且“公平”和“效率”也未获改善。建国60年以来,东北地区经历了30年的封闭式发展和30年的开放式发展:前30年,在国家计划指令下,大力发展重工、重化工及资源密集型产业,不但经济“效率”低,而且人的生活一直无法实现“足够”,进而这种状态下的所谓“公平”也失去了意义;后30年,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东北地区偏“重”的和资源密集型的产业结构虽然受到了来自外资和东南沿海地区的竞争冲击,但在经济“效率”上仍取得了明显提升,使更多的人达到了“足够”的生活状态。

纵观东北地区百余年的发展,近30年的发展速度和发展质量可称得上是最好的,但这仍不足以将东北地区带入可持续发展的理想状态。目前,东北地区长期在资源开发和人口增长的双重作用下,人与自然的矛盾已经相当突出。在老工业基地振兴、国企改组与改造、资源枯竭型地区转型等改革过程中,东北地区仍面临着技术创新不足、就业压力增大等问题。尽管如此,近30年的以外国投资、对外贸易、民营经济等为特征的开放式发展,仍给东北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希望。其中,外资不仅产生了创造对外贸易额的效应,而且对公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的发展都产生了诸多正外部效应,进而,对东北地区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今后,东北地区能否取得更高质量的发展,外资能否对东北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发挥更有力的促进作用?对此,本文将从外国直接投资(FDI)对东北地区可持续发展的作用机理的角度作一初步探索。

一、东北地区引进FDI与可持续发展的现状描述

1.东北地区引进FDI的现状描述

根据官方公布的统计资料计算,在1992―2008年间,东北地区引进FDI流量年均增速约为22.5%,总体呈不断上升趋势。尽管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但东北地区2009年上半年引进FDI规模仍达到了100.7亿美元,同比增长9.7%。在东北地区,辽宁省引进FDI规模一直领先于吉林和黑龙江两省(如图1所示),多数年份辽宁引进FDI流量是后两者之和的两倍以上,且这种差距有不断扩大的趋势。例如,辽宁省引进FDI流量比黑吉两省之和所多出的金额,从1992年的2.7亿美元,增加到了2008年的近85亿美元。黑龙江省引进FDI的流量要高于吉林省,但二者的差距多数年份未超过10亿美元。

图1 东北地区引进FDI流量及其占GDP的比重(1992―2008年)

资料来源:根据《辽宁统计年鉴2009》、《吉林统计年鉴(1993―2009)》和《黑龙江统计年鉴2009》整理计算所得。

从东北地区引进FDI流量占GDP的比重来看,在1992―2008年间,辽宁省此项比重多数年份处于4%以上,有些年份甚至超过了6%,波动幅度较大;吉林和黑龙江两省的此项比重基本相当,其值从未超过3%,波动幅度较小。

从行业分布来看,东北地区引进的FDI主要分布于制造业和房地产业。从来源地来看,东北地区引进的FDI均主要来自于中国香港。除此之外,辽宁省引进的FDI主要来源地还包括韩国、日本和美国等,吉林和黑龙江两省引进的FDI主要来源地还包括开曼群岛和维尔京群岛。

2. 东北地区可持续发展的现状描述

为了衡量东北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水平,本文在借鉴国内外关于可持续发展评价的研究基础上,设计了由经济、社会、环境和资源四个子系统构成,包含40个指标的东北地区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以东北三省1992―2007年的相关指标数据为样本,基于BP人工神经网络的模型原理,利用Matlab软件计算出了东北地区可持续发展总系统和各子系统的评价值。

从总系统的评价值来看,东北地区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水平并不高,其中,黑吉两省的可持续发展水平要高于辽宁省(如图2所示)。1992―2007年,吉林省的可持续发展总系统评价值大致介于0.44―0.48之间,黑龙江省可持续发展总系统评价值围绕在0.44左右,这两省的可持续发展处于“中低度”水平。同时,辽宁省的可持续发展总系统评价值多数年份在0.4以下,总体上处于“低度”水平,并呈下降趋势。

图2 东北三省可持续发展总系统评价值(1992―2007年)

从可持续发展各子系统的评价值来看,东北三省在经济、社会、环境和资源四个子系统上的表现各有千秋(如图3所示)。

图3 东北三省可持续发展各子系统评价值(1992―2007年)

辽宁省经济和社会两个子系统的评价值高于黑吉两省,但也仅分别处于“低度”和“中低度”水平;环境和资源两个子系统的可持续发展评价值则远低于黑吉两省,尤其是资源子系统,不仅处于“低度”水平,而且有下降趋势,这也是辽宁省可持续发展总系统评价值较低的主要原因。吉林省各子系统的可持续发展评价值多数时间介于辽宁和黑龙江两省之间。黑龙江省经济和社会两个子系统的可持续发展评价值最低,但环境和资源子系统的可持续发展评价值是最高的。从东北地区整体来看,三省各子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水平都不太均衡,而黑吉两省各子系统的表现具有明显的相似性。东北三省环境子系统的表现最好,特别是黑吉两省甚至达到了“中高度”水平;经济子系统的表现最差,黑吉两省均徘徊在“低度”水平和“不可持续”之间。

二、FDI对东北地区可持续发展的作用机理分析

1. 研究综述

目前,全球FDI流入量占全球GDP的比重一般不超过5%,Krugman更是发现,在发展中国家,FDI一般约占东道国总资本构成的3%[3]。因此,规模如此小、内涵如此单一的FDI对可持续发展这个巨系统的作用关系,很长时间并没有引起官方和学术界足够的重视。直到21世纪初,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01)举办的“国际投资全球论坛”和联合国(2002)举办的“地球峰会”,才开始将FDI与可持续发展放在一个议题中进行讨论。国外的研究一般从经济增长、环境保护和社会发展三个方面来论述FDI对东道国可持续发展的影响[4],国内一些学者习惯于将可持续发展系统划分为若干个子系统进行评价和研究,如划分为经济、社会、环境和资源四个子系统[5]。

FDI对东道国经济子系统的作用,主要体现在FDI对促进经济增长的各投入要素(如资本、劳动力、技术等)的作用上。许多学者认为,FDI与东道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关系并不是简单的和绝对的,要发挥FDI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东道国必须具备一些条件,例如,必要的人力资本水平、技术溢出和体制环境、教育水平、与国内资本的适当关系和本土的创新能力等[6] -[14]。

关于FDI对东道国社会子系统作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FDI对东道国的居民收入、就业、人力资本等方面的影响上。许多学者认为,FDI会加剧东道国的收入不平等 [15]-[22]。联合国跨国公司与投资司认为,FDI对全球就业市场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FDI流入量与东道国教育水平之间的相互作用非常显著[11]。

关于FDI对东道国环境子系统作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FDI对东道国环境污染及环境政策的影响上。不少学者赞成FDI的“污染避难假说” [23]-[27],也有学者认为,FDI对东道国的环境质量并不完全具有负面影响[28]。联合国跨国公司与投资司认为,FDI对发展中东道国环境的影响效果主要取决于FDI的污染密集型产业参与度、跨国公司环境管理的有效性和清洁技术的转让程度等[11]。

关于FDI对东道国资源子系统的作用,UNCTAD认为,无论是否有FDI参与,东道国的政策和体制质量都是保证东道国从自然资源开发中获取可持续发展收益的决定性因素[29]。

2. FDI对东北地区可持续发展的作用机理分析

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学术界已从多种角度进行了界定,本文将采用“代际的资本存量保持非递减趋势”这一观点来界定可持续发展。现假定,东北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设为SD)反映的是时点t上的人均可分配资本存量(可在不同时点上进行比较),它包括四个子系统的资本存量:经济资本(用经济总产出来衡量,设为Y)、社会资本(设为S)、自然资源资本(衡量现有资源储量,设为R)和环境资本(衡量环境承载力,设为E),即有如下关系:

SDt=(φ1Yt+φ2St+φ3Rt+φ4Et)/Pt(1)

上式中,φ1、φ2、φ3、φ4为各变量系数,反映各类资本之间的换算关系;t为时点;P为人口数量。

对于经济总产出Y,本文在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加入资源与环境约束,得出东北地区经济子系统的生产函数如下:

Yt=At•KαtLβtRγtE1-α-β-γt(2)

上式中,t为时点;A为技术水平;K为狭义的资本投入;L为劳动投入。狭义的资本K包括两个部分:人力资本(设为HR)和物质资本(设为WR)。

另需指出的是,社会资本是指社会进步的质量,是东道国已经形成的可供当代和后代人分享的人文性和制度性成果。因此,社会资本应包括技术资本、人力资本和制度质量(设为STM),即存在以下关系式:

St=φ1At+φ2HRt+φ3STMt (3)

上式中,φ1、φ2、φ3为各变量系数;t为时点。制度质量会随着总产出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而提升。

FDI作为跨国公司的一种国际经营行为,是一揽子生产要素(包括资金、技术、人力资本等)向东道国特定地区的转移,并具有诸多外部效应,如技术溢出效应、人力资本提升效应、资本挤入或挤出效应等。本文认为,FDI流入东北地区,首先会分解成多种经济生产要素,并以这些生产要素的身份对东北地区经济子系统产生直接影响,进而才会对社会子系统、环境子系统和资源子系统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也就是说,FDI对东北地区可持续发展总系统及其各子系统的作用,是通过FDI对相关生产要素的作用传导来实现的。这种作用过程可分为如下五个层次(如图4所示):

图4 FDI对东北地区可持续发展的作用机理

注:图中箭头“”、“……”、“”表示相关要素之间的作用关系,三种箭头所表示的作用强度依次减弱。

第一层次为要素变动层。本文假定,FDI流入东北地区(使FDI总量发生变动FDI),将主要分解成技术(A)、人力资本(HR)和物质资本(WR)中的一种或多种,那么,这三种生产要素的存量本身会发生变化(A,HR,WR),即存在如下关系:

ΔFDIt+1=FDIt+1-FDIt=λ1ΔAt+1+λ2ΔHRt+1+λ3ΔWRt+1(4)

上式中,λ1、λ2、λ3为系数;ΔFDI为时点t+1上的FDI相对于时点的变动量。

第二层次为经济变动层。根据公式(2),技术、人力资本、物质资本三种生产要素的变动(A,HR,WR),会引起资本和总产出的变化(K,Y)。

第三层次为社会变动层。根据公式(3),人力资本和总产出的变化(HR,Y)会引起制度质量的变化(STM),再加上技术水平的变化(A),就会引起社会资本的变化(S)。同时,技术水平和资本的变化(A,K)也会对物质资本使用率(设为w)产生影响。

第四层次为环境和资源变动层。从长期来看,制度质量和人口数量的变动(STM,P)会引起环境承载力的变动(E)。同时,技术水平的变动(A)和物质资本使用率的变动(w)会引起现有资源储量的变动(R)。

第五层次为系统变动层。在总产出、社会资本、现有资源储量、环境承载力和人口数量中的一种或多种发生变动(Y,S,R,E,P)的情况下,东北地区可持续发展系统的状态就会发生变化(SD)。

FDI流入东北地区引起的五个变动层次,涉及较多的递进关系或传导效应。越接近FDI变动的层次,相关要素或相应子系统与FDI之间的作用关系越直接,作用力也越强。这种作用过程,具有由点及面,由微观层面到宏观层面的特征,类似于将石子抛入水中而引起的“水波”的运动过程。本文将这种由于FDI流入而对东北地区可持续发展各子系统所产生的一系列连锁反应,界定为FDI对东北地区可持续发展的作用机理。

三、FDI对东北地区可持续发展作用的实证检验

对比图1和图2不难发现,引进FDI流量及其占GDP比重越高的省份,其可持续发展的总水而越低,例如,辽宁省引进FDI流量及其占GDP比重是最高的,但其在可持续发展上的表现是最差的;吉林省多数时间的表现则正好相反。这是否意味着FDI对东北地区可持续发展具有某种反向作用关系呢?本文认为,随着FDI流入规模的不断增大,FDI必然会对东北地区可持续发展系统产生某种作用,至于这种作用是正向的还是反向的,作用力度有多大,则需要通过实证方法予以估计。

1. 模型构建与数据选取

依前所述,与FDI密切联系的,并对东北地区可持续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还包括东北地区的技术、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FDI会通过这三种生产要素对东北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子系统产生较为直接的作用,故FDI对东北地区经济子系统和社会子系统的作用关系应是线性的;FDI对东北地区环境子系统和资源子系统的作用时滞较长,干扰因素较多,作用力方向可正可反,因而FDI对这两个子系统的作用关系应呈非线性;进而,由于FDI对东北地区可持续发展各子系统的作用时间交错不一,作用力方向也不尽相同,故FDI对东北地区可持续发展总系统的作用关系也应是非线性的。基于此,本文将以东北地区的FDI、技术水平、人力资本水平、物质资本水平为自变量,以东北地区可持续发展总系统或各子系统的评价值为因变量,构建线性或非线性回归模型如下:

SDit=cit+θ1FDIit+θ2FDI2it+θ3Ait+θ4HRit+θ5WRit+εit(5)

SDYit=cit+η1FDIit+η2Ait+η3HRit+η4WRit+εit(6)

SDSit+cit+μ1FDIit+μ2Ait+μ3HRit+μ4WRit+εit (7)

SDEit=cit+Ψ1FDIit+Ψ2FDI2it+Ψ3Ait+Ψ4HRit+Ψ5WRit+εit(8)

SDRit=cit+ξ1FDIit+ξ2FDI2it+ξ3Ait+ξ4HRit+ξ5WRit+εit(9)

上式中,带右下脚标的θ、η、μ、Ψ、ξ为各变量系数;i代表东北地区的三个省,i=1,2,3;t代表年份;c为截距项;ε为扰动项;FDI为引进FDI的流量规模,用东北各省FDI流量占GDP的比重来衡量;A为技术水平,用东北各省R&D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来衡量;HR为人力资本水平,用东北各省每万人中高校在校生的人数来衡量;WR为物质资本水平,用东北各省的固定资产投资额来衡量;SD为可持续发展总水平,用东北各省可持续发展总系统的评价值来衡量;SDY、SDS、SDE、SDR分别代表经济、社会、环境和资源四个子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水平,分别用东北各省的经济、社会、环境和资源四个子系统的可持续发展评价值来衡量。

本文将主要采用合成数据模型对上述五个方程进行估计,以从整个东北地区角度考察FDI对可持续发展总系统及各子系统的作用关系。在截面方向上的截距处理方式采用确定效应模型;在时间方向上的截距处理方式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另外,本文还将对方程(5)做简单处理(去掉右下脚标i),并采用东北三省的时间序列数据对其进行估计,以从各省角度考察FDI对可持续发展总系统的作用关系。样本数据均选自1992―2007年东北三省相关变量的数据,并经对数化处理。最后,利用Eviews软件,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对各方程进行估计,估计结果见表1所示。

2. 估计结果

从合成数据模型估计结果来看,五个方程的调整R2均接近或超过0.96,说明模型的拟合效果很好。在五组估计结果中,FDI对东北地区可持续发展总系统的非线性作用关系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为5%的t检验,并且FDI的二次方项系数为正,说明FDI对东北地区可持续发展总系统的作用关系曲线呈“先反后正”的“U”型;FDI对东北地区经济子系统和社会子系统的正向作用,分别通过了1%和5%的t检验;FDI对东北地区环境和资源子系统的非线性作用关系,分别通过了1%和10%的t检验,并且这两组作用关系的曲线均呈“先反后正”的“U”型(关于FDI对东北地区可持续发展各系统作用关系的特征,详见表2)。

从采用时间序列数据的估计结果来看,FDI对东北三省可持续发展的作用方向并不一致。其中,FDI对辽宁省可持续发展的非线性作用关系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为5%的t检验,二者的关系曲线被证明呈“U”型,这说明FDI对辽宁省可持续发展的作用方向为“先反后正”;FDI对黑龙江省可持续发展的非线性作用关系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为1% 的t检验,但二者的作用关系曲线被证明是呈“倒U”型的,这说明FDI对黑龙江省可持续发展的作用方向为“先正后反”;FDI对吉林省可持续发展的非线性作用关系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而且该组估计结果显示模型的拟合效果不够好,这可能与吉林省引进FDI的规模过小有关。

根据非线性方程的特点,将表1中通过显著性检验的非线性方程的估计结果代入方程(5)、方程(8)和方程(9),可分别计算出,当特定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水平处于最优值或最劣值时所对应的FDI占GDP比重(用f值来表示,如表2所示)。

四、结 论

通过前文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可以得出如下几个结论:

1. FDI对东北地区可持续发展的作用具有阶段性

根据f值和其他估计结果,可以画出FDI对东北地区可持续发展各系统的作用关系曲线示意图(如图5所示)。从中可以看出,当FDI流入规模处于不同水平时,FDI对东北地区可持续发展各系统的作用表现出一定的阶段性特征:

图5 FDI对东北地区可持续发展各系统的作用关系曲线示意图

(1)当FDI/GDP < 3.55%时,FDI对东北地区可持续发展总系统、环境和资源子系统均具有反向作用。

(2)当3.55% < FDI/GDP < 3.64%时,FDI对东北地区可持续发展总系统的作用转为正向,对环境和资源子系统仍具有反向作用。

(3)当3.64% < FDI/GDP < 4.56%时,FDI对东北地区可持续发展总系统和环境子系统的作用转为正向,对资源子系统的作用仍为反向。

(4)当FDI/GDP > 4.56%时,FDI对东北地区可持续发展各系统均具有正向作用。

除了对经济和社会子系统的单调正向作用,FDI对东北地区可持续发展其他系统的作用都是“先反后正”的。在不同的阶段,FDI对东北地区可持续发展各子系统的作用呈现出方向不一、力度有别的局面,而FDI对东北地区可持续发展总系统的作用力方向和力度就取决于FDI对各子系统作用力的合力。

2. FDI对东北三省可持续发展的作用关系差别明显

从时间序列模型估计结果来看,吉林省FDI对可持续发展的作用关系尚不明确;黑龙江省FDI对可持续发展作用关系的曲线形态,与东北地区是相反的;仅有辽宁省的估计结果与整个东北地区的估计结果是相似的,而且,目前辽宁省的FDI流入规模处于对可持续发展各系统均具有正向作用的阶段。由此可见,FDI对辽、吉、黑三省可持续发展的作用有很大差别,同时,也凸显出辽宁省在整个东北地区FDI对可持续发展的作用机理中具有重要影响。

3. 重点发挥好辽宁省FDI对东北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带动作用

在东北三省中,辽宁省引进FDI的流量占东北地区的70%以上,并且FDI对可持续发展的作用机理处于比较理想的状态,因此,要利用FDI促进东北地区可持续发展,关键是发挥好辽宁省的带动作用。辽宁省应该继续提高FDI规模和质量,深化相关市场改革,以使FDI对技术、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作用传导机制更加完善,进而充分发挥FDI对本省和东北地区可持续发展的促进作用。

吉林和黑龙江两省在吸引FDI上应该慎行,因为目前两省的FDI流入规模处于比较尴尬的阶段,若提高FDI占GDP的比重,很可能会使FDI对可持续发展产生反向作用。黑吉两省应该在保持FDI占GDP比重不提高的前提下,着力优化FDI的质量和结构,尽量使FDI发挥对经济和社会子系统的促进作用,降低FDI对环境和资源的破坏作用,进而推动可持续发展总水平的提高。另外,估计结果显示,黑吉两省的固定资产投资对可持续发展具有明显的正向作用。因此,在FDI负作用明显的情况下,黑吉两省应该加大对内资的开放力度,为省内投资创造更有利环境,以发挥内资对可持续发展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

刘洋,金凤君. 东北地区产业结构演变的历史路径与机理[J]. 经济地理,2009,(3):431-436.

[2] Daly, H. Steady State Economics: Second Edition with New Essays [M]. Washington, DC: Island Press, 1991. 289-301.

[3] Krugman, P. R. International Financ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 in Giovannini, A. ed., Finance and Development: Issues and Experience [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11-24.

[4] OEC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J]. Financial Market Trends, 2001, (79):107-131.

[5] 曾珍香,顾培亮. 可持续发展的系统分析与评价[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 44.

[6] Borensztein, E.; De Gregorio, J.,Lee, J. W. How doe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ffect Economic Growth?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8, (45):115-135.

[7] 程惠芳. 国际直接投资与开放型内生经济增长[J]. 经济研究,2002,(10):71-79.

[8] 王志鹏,李子奈. 外商直接投资、外溢效应与内生经济增长[J]. 世界经济文汇,2004,(3):23-33.

[9] Abramovitz, M. Catching up, Forging ahead and Falling behind [J].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1986, (46):385-406.

[10] Gallagher, K. P.,Zarsky, L. No Miracle Drug: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 in Zarsky, L. ed.,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alancing Rights and Rewards [M]. London: Earthscan, 2005. 13-45.

[11] 联合国贸发会议跨国公司与投资司. 1999年世界投资报告:外国直接投资和发展的挑战(中译本)[M].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 353-359.

[12] De Mello, L.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mproves the Current Account in Pacific Basin Economies [J].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1999, (7):133-151.

[13] 于津平. 外资政策、国民利益与经济发展[J]. 经济研究,2004,(5):49-57.

[14] 陈柳,刘志彪. 本土创新能力、FDI技术外溢与经济增长[J]. 南开经济研究,2006,(3):90-101.

[15] Aitken, B.; Harrison, A.,Lipsey, R. E. Wages and Foreign Ownership: A Comparative Study of Mexico, Venezuela, and the United States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Elsevier, 1996, 40(3-4):345-371.

[16] Driffield, N.,Taylor, K. FDI and the Labour Market: A Review of the Evidence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J]. 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 2000, 16(3):90-103.

[17] Conyon, M. J.,Girma, S.,Thompson, S.,Wright, P. The Productivity and Wage Effects of Foreign Acquisition in the United Kingdom [J]. 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2002, (50):85-102.

[18] Driffield, N. and Girma, S. Regional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Wages Spillovers: Plant Level Evidence from the UK Electronics Industry [J]. Oxford Bulletin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03, (65):453-474.

[19] Lipsey, R. E. and Sjoholm, 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Education and Wages in Indonesian Manufacturing [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Elsevier, 2004, 73(1):415-422.

[20] Kamalakanthan, A.,Laurenceson, J. How Important is Foreign Capital to Income Growth in China and India? [R]. Discussion Paper, No. 4, East Asia Economic Research Group, School of Economics, Th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2005.

[21] Feliciano, Z. M.,Lipsey, R. E. Foreign Ownership, Wages, and Wage Changes in U.S. Industries, 1987-1992[J].Contemporary Economic Polic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24(1). 74-91.

[22] Grg,H.; Strobl, E.,Walsh, F. Why Do Foreign-Owned Firms Pay More? The Role of On-the-Job Training [J]. Review of World Economics, Springer, 2007, 143 (3):464-482.

[23] Walter, I.,Ugelow, J. L. Environmental Polici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J]. Ambio, 1979, (8):102-109.

[24] Baumol, W. J.,Oates, W. The Theory of Environmental Policy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25] Bhagwati, J.,Daly, H. E. Debate: Does Free Trade Harm the Environment? [J]. Scientific American, 1993, (10):17-19.

[26] Esty, D. C. Greening the GATT: Trade, Environment and the Future [R].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4.

[27] Esty, D. C.,Geradin, D. A. Market Access, Competitiveness, and Harmonizati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J]. The Harvard Environmental Law Review, 1997, 21(2):265-336.

[28] Van Houtven, C. H.,Runge, C. F. GATT and the Environment: Policy Research Needs [J].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1993, 75(3):789-793.

[29] 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7: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Extractive Industries and Development [M].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