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集中”下的民生谋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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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和农村必须成婚,这种愉快的结合将迸发出新的希望、新的生活、新的文明。”用霍华德在《明日的田园城市》中的这句话来“读”成都的城乡一体化,确实有许多新的动向。
无可否认,城乡二元问题一直是困扰当今人类社会进步的世界性难题。成都推行的城乡一体化的初衷和出发点就是要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有人说,这是一场从思想观念、利益关系到体制机制和领导方式的深刻变革。
而在这场深刻变革中,“成都试验”下的“三个集中”不仅仅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利器,更彰显了“试验者”对民生的考量。
“三个集中”破题城乡二元结构
一场立足于改善民生的制度性变革
“以前我们这儿很穷,那时候我们最大的希望就是变成城里人,可是现在不一样了,连城里人都羡慕我们。”曾华美,成都市锦江区三圣街道办事处红砂村的居民。原本已进城的她,如今又回到农村,经营着自家农房改造的“曾家花园”农家乐茶楼。
只要是成都人都知道三圣乡,知道“五朵金花”,感叹那里良好的人居环境,羡慕那些已是“成都市居民”们稳定的经济收入。
“五朵金花”的快速发展,主要得益于土地规模化集中经营,用连片联户开发,共同扩大发展的市场空间,减少农民单家独户闯市场的风险,创立离土不离乡、就地“市民化”的生活模式,搭建农民增收的平台,提供四种稳定的收入保障农民的生计。
相较于“五朵金花”就地“市民化”的生活模式,地处山区的淮口镇则努力推动农民进城,促进“三个转移”:居住向城镇转移、就业向二、三产业转移、生活方式向市民化转移。
宽阔平整的道路纵横交错,充满现代气息的大楼拔地而起;新建的政务中心、成都市最大的农村学校、标准化中心医院……如今的淮口镇已经看不到传统乡镇的影子。
“我家4亩葡萄,每年至少收入3万元。”龙泉驿区大面街道蒲草村村民林长先骄傲地说。每到七、八月份,各地葡萄收购商会蜂涌而至蒲草村。林长先的骄傲来自于优质葡萄品种。而像林长先种植的这种优质葡萄,目前蒲草村种植面积已达5800亩,占全村耕地面积的73%。可以说“品质+规模”成了该村“吸金”的公开秘密。
“城乡统筹发展实实在在带给了我们幸福生活。”蒲草村党总支书记邹光蓉说,该村的花卉、食用菌均已形成规模,每年为村民带来可观的收入。
发展是为了造福人民,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在成都试验中,改善民生与发展经济,实质上是同一篇文章,统一在同一个主题之下。“三个集中”不仅带来了经济的繁荣,更推动了社会资源的科学配置、社会事业的均衡发展、社会利益的合理分配。
“三个集中”形成了共创共享的城乡关系
集中的不仅是生产要素更有民心民力
“统筹城乡的‘法宝’,让土疙瘩生了金。”2009年8月,郫县唐昌镇战旗村占地215亩、投资9500万元的社区新居竣工,基础设施、医疗卫生、商业、文体等公共设施配套完善。每户村民平均只另贴补1.4万元,就住进了楼上楼下宽敞明亮的别墅式新居。
该村新型社区居民建房本着广大群众意愿实施。做到明确安置方式、明确拆迁标准、明确购房及补贴标准。对选择自建房的农户,每平方米补贴80元的风貌建设资金;对选择统建房的农户,按设计户型的建筑面积计算,以每平方米300元的最优惠价格购买新居。这些举措缓解了农民的经济压力,减轻了农民负担,得到农民的广泛认同。
“做好农业‘接二连三’的工作,让农产品与精深加工业联动,抵御市场风险;让农业与三产联动,扩大增收渠道。”在城乡二元结构中,制约农村发展的是市场的城乡二元结构。该村党支部书记李世立说起该村发展现代农业的打算,让人很难再看到过去那种终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形象了。
“咱们运气真好,遇上了土地整理,只花了几万元便搬进了150平方米的新家不说,原来的4亩多承包地也租出去了,租金比自己种地多得多。”走进崇州市桤泉镇群安村集中居住区“群安小区”,一排排青瓦白墙的川西民居式建筑掩映在绿树花丛中,一幢漂亮的四合院内,村民李华正专心地绣着十字绣――土地租给公司了,丈夫到工厂上班去了,她得利用闲暇给刚搬的新家添置一点东西。
“农民增加了收入,他们有条件去改变自己的生产和生活,农民就自然进城了!”郫县安德镇党委书记高建伦说,通过统筹推进“三个集中”,促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三化联动,统筹推进农村公共服务和管理体制,2009年安德镇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由2.7:1缩小至2.1:1。
从2003年到2009年,在全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3.21:1扩大为3.33:1和成都市GDP高速增长的背景下,成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竟从2.64:1收缩至2.61:1。从这组数据中可以真实地看出,“三个集中”对老百姓生计的改变。
“三个集中”带来了均等的公共服务
实现的是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均衡配置
民生问题,事事关系群众利益,件件牵动群众愿望。改善民生是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
在成都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的过程中,试验者认准了“三个集中”的方向。这与成都的具体情况有关系。改革前,成都自然村落集中20户以上的不到30%。由于穷,村民们住的大多都是衰败的老式旧农房。正是因为这样的散居,为农村的基础设施配套带来了极大困难。
在这样的条件下,“三个集中”为均等的公共服务作出了路径选择。
2009年,成都市用于城乡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补助资金达2.29亿元,全市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达到15元以上,部分区(县)达到了20元。为此,全市安排资金5.5亿元用于县级和基层医疗机构基础设施建设和设备购买,进一步完善了基层卫生机构硬件建设。
成都市对医务人员开展针对性培训,将全科医师岗位培训从城区向乡镇延伸;全面启动城乡居民孕产妇分娩补助等重大公共卫生工作。农村住院分娩率达99.88%,乡镇公立医院总服务1000万人次,有效缓解了城乡居民“看病难、看病贵”,基本实现了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补足农村教育短板,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和公平均等。按照“全域成都”的理念,统筹城乡教育发展,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成都市把重点放在了农村。
在全市224个农村乡镇(街道)各建成1所标准化中心幼儿园,带动和促进农村学前教育优质发展。
2009年底,投入资金9849.5万元,建成一批农村寄宿制小学或完全小学,面积达7万平方米。并实施教师轮换制度,让原农村村小5万余名学生“上好学”。投入职教攻坚经费13.5亿元,着力改善农村职业学校办学条件,提升农村职业教育基础能力,并逐步实现中职免费教育,改善农村劳动力素质。
成都率先在全国副省级城市实现以“合法固定住所”为基本条件的全域成都迁徙;率先在全国实现农村人口租房入户政策,鼓励农村劳动者向城镇居民转变;率先在全国副省级城市实现入户途径多样化、条件设置人性化;建立和完善了新型户籍管理模式。
“老有所养,病有所医。”成都市新型农村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正努力实现全覆盖。
在成都实践中,“三个集中”这样的路径选择,体现了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的一般规律,把城市和农村作为一个整体来规划和建设,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促进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均衡配置。这也许就是“成都试验”的试验者们所谋划的民生要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