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身瘫痪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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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我患脑梗塞，右侧躯体瘫痪。手足被提起来时，好似断了筋骨，又好似得了小儿麻痹症，凌空晃荡。我觉得好笑，心中也十分担忧。后来经过治疗和康复，得以痊愈，17年来没有复发，没有留下明显的后遗症，也没有出现其他的并发症。如今行动自如，没有语言障碍，还先后公差出国8次，游玩了祖国的多数名山大川，远至新疆，讲课120小时，接受电视采访4次，还写了5本书。有的同志说这是“奇迹”，可我宁愿称之为“万幸”。不论是“奇迹”还是“万幸”，我都愿写出来供老同志参考。

发病及治疗经过

1991年9月12日，星期一，是常驻泰国代表处例行的处务会时间。早上8时，我推门进了大办公室，顿觉一阵寒冷。原来，空调36小时未关。我讲了几句话，觉得头晕，便休会回到自己办公室。秘书准备了一份英文公函，让我签名。我伸手去提笔，竟捏不拢手指，知道情况有异，便要车去了医院。

保罗医院是我国驻泰国使馆的合同医院。值班的是一名年轻的女医生，她竟不知这是中风的前兆，让我在室内走了走，又打了一针，就打发我回家了。中午，代表处的同志煮了一碗汤面端到我床前，我又拿不起筷子，就赶紧又去了医院。医院做了CT，确定是脑梗塞，把我留下。

医生开了大把大把的药，我也弄不清楚是什么，就照吃了。第三天，我全身起了小水泡，痛痒难忍，却又不敢抓，怕成“麻子”。无计可施，只好央求使馆夜晚派来陪床的同志，带我到浴室，用热水淋浴消痒。第五天，白水泡统统成了黄水泡，有的开始破裂，流出黄脓。我照了照镜子，不敢相信满脸疮痍的就是我。使馆得悉情况，派了负责的参赞来医院了解药物中毒原因，但医生也说不清楚。至此，使馆只好派人护送我回国治疗。

下了飞机，一辆救护车把我直接送到天坛医院。医院先解决我药物中毒的问题，然后才中西医结合治疗我的脑梗塞。一个半月之后，我出院了，又在家休息了一段，参加了一些外事活动，然后返回曼谷交待工作和辞别。1992年春节前奉调回国。

康复及长期保持良好状态

我之所以能比较顺利地逃过这一劫，首先要归功于及时就医。虽然由于年轻医生的无知，耽误了几个小时，但当天就确诊并开始治疗，应该说基本上没有错过最佳的抢救时间。如果延误的时间过长，病情势必加重，抢救也更困难。

其次，也得益于及时开始的体能锻炼。这一点保罗医院十分重视。入院两天，院方即提供一架轻巧的助步器，让我自己上厕所。四五天之后，又让护士用手推车送我到体能康复室，先让我扶着双杠行走，之后又攀着扶手爬楼梯。这些都是特制的器械。对于那些根本站不起来的患者，医院也会让其躺在一架机器上，上身被缓慢升起，直到身体直立为止。

国内医院不重视这种锻炼。我便趁护士不在，把底盘是铁砣，重二三十斤的滴瓶支架当哑铃，练患肢的单臂举重，由数下逐步增加到数十下。因为担心右手今后不能书写，我住院后便开始用左手练字。后来右手有了气力，又转到右手。开始时字迹歪歪扭扭，像小学生的作业。随着不断的练习，自己原来的笔迹逐渐浮现了，我便有了信心。回曼谷后，我又悄悄地把汽车开了出去，从市区到机场来回转了一圈，觉得反应能力没有受损，又多了一层自信。现在知道这叫“心理康复”。对于后来的病友，我总是奉劝他们要及早开始锻炼，并宜保持适当的频率和强度。肢体的主动运动是不能用针灸或按摩来替代的。

以后的十几年，我之所以能保持较好的健康状态，是缘于：

Ａ：定期复查。头几年，每年我都要住院进行复查。随着康复的巩固，后几年每年也要在医院取药，在附近的医务所打消栓化淤的点滴。每年体检时注意相关指标的升降。在家中还自备电子血压计，经常测量血压。对病情变化的及时掌握，保证了及时预防和治疗。为此，第三、五、七年旧病容易复发的说法在我身上没有应验。

Ｂ：控制血脂、血压。高血脂、高血压是心脑血管病的罪魁祸首。十余年来，降脂、降压的药我从未间断服用。同时也补充一些有助降脂、降压的保健品。更重要的是控制饮食，不吃或少吃胆固醇含量高的食品，多吃菜蔬水果，把体重稳定在一定的水平上。是药三分毒，凡可以食疗的就不药疗。我注重杂食，不贪吃，不偏食，禁烟少酒。祸从口入，控制住自己的嘴，至关重要。

Ｃ：坚持体育锻炼。我自编了一套气功和体操相结合的锻炼程序，除非天气十分恶劣或有要事，每天坚持在古柏环抱的天然氧吧――天坛公园锻炼一小时。每天晚饭后，还坚持在社区公园里散步半小时。我将“吃得下，睡得着，排得出，走得动”作为检验健康有无重大问题的标准。

Ｄ：劳逸结合。这些年我做了大量的伏案工作，但仍注意有张有弛。原则上，不承担责任过重或时间太紧的任务，一般晚上也不工作，以保证睡眠。我以一觉醒来，体力、脑力能否基本恢复，作为决定当天是否继续工作、放慢进度或停摆休息的准绳。

Ｅ：把握情绪。世事多变，不论遇到什么，都要努力控制自己的喜怒。特别是遭遇不幸、不快、不公、不白时，更要想到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切都会改变，坚信真情常在，真理不灭，而不过于在意。要知道身心健康高于一切。没有健康，一切享受、愿望和抱负都将落空。

另有一点不是经验，但作为探讨的问题，也不妨一提，即药物过敏。可能我因祸得福，也可能于保罗医院使用了不适应东方人体质或剂量过重的药物。这些国外的新药，回国后我送给天坛医院查看，医生都不知其为何物。我不是提倡用重药治病，因为这有风险，但是，如果不幸发生此等事情，我们也不要惊慌。

此外，老同志还要注意温差的变化。一下子进入36小时空调未关的房间是我得病的直接诱因。去年夏天，我去东北旅游，在哈尔滨参观了一个冰雕展览。当时馆外30度，馆内零下10摄氏度，40摄氏度的温差对患有心脑血管病的老人是十分危险的。幸亏在馆内呆的时间不长，没有发生问题。现在回想起来还心有余悸。

得了重病，没有留下后遗症，还能长期精力较充沛地生活和工作，不能不说这是幸事。但毕竟我得病时已进入离退之年，而今跌跌撞撞又过了17年，身体的零件多有损伤，稍有不慎，就可能出现故障。不久前，我发高烧住院，愈后又借机复查了心脑血管状况，发现了脑动脉的隐患。年岁不饶人，对自己的痼疾绝不能掉以轻心，在此与老同志共勉。

（本文作者系外交部离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