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宝刚 老有所依,谁人可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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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7年推出《奋斗》，到2012年《北京青年》为自己的“青春三部曲收官。作为中国电视剧行业金牌导演的赵宝刚，2013年在荧屏上为广大观众所做的“议程设置多少有些出人意表――我们都知道他善于打造“偶像”的青春，却没有想到他此次关怀起了“人的黄昏。通观眼下正在热播的《老有所依》，由始至终赵宝刚都在一板一眼地探讨一个问题：当中国社会步入老龄化阶段，老有所依，谁人可依？

在赵宝刚过往的青春戏里，年轻人面对的困惑，说到底不是友情便是爱情。而这一次，赵宝刚则直接在戏中拷问年轻人如何面对同老去父母间的亲情。

《老有所依》中最酷烈的一段是母亲身患绝症，她恳求自己的儿子，“让我走”。儿子仰天大哭，夺门而出……再回到母亲的病床前，她的身体已经开始变得冰冷。该情节指涉的无疑是至今尚存争议的“生前遗嘱”与“尊严死”的概念，而社会公众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则远远没有达成共识即便是在首善之区的北京，也不过是在今年六月份才由官方组织成立了首家“生前遗嘱推广协会。该不该让已经救治无望的亲人自行选择死去？不仅在操作上同法律尚不允许的“安乐死存在重合区间，更同中国千百年以来形成的孝文化冲突明显。

呈现这样的场面，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间给出的读解也不会一致。赵宝刚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说，但他依旧决定呈现出来。55年生人的他，马上也要步入耳顺之年，他说这就是自己对养老的态度，通过生前遗嘱的形式，来决定自己离开世界的方式，我要自己掌握自己的生命归途。赵宝刚又掐灭了一个烟蒂。在此次采访中，他几乎不下二十次地重复过这一动作。

BQ=《北京青年》周刊ZH=赵宝刚

“这个‘依’，到底依谁呢？”

BQ：再熟悉你的观众可能也没想到你会在青春三部曲后，选择直面养老困局这样一个沉重的题材，当初的缘起是什么样的？

ZH：我觉得社会之中有很多现实的苦难，也有很多在戏里提到的很真实的人们在养老方面遇到的困境，有一些无法处理的东西，包括现在国家对养老问题的无奈。但在过往，我总是倾向于拍一些能给人清新的东西，曾经也拍过一段时间悲剧，但悲剧我觉得只是表达一种感动，没有别的。我本来没想拍这个戏，剧本组了三年，组稿之初我觉得这个戏写的都是苦难，所以这个戏就先放在那。其实，到了开拍前一年的时候我还没有答应，后来因为也没有合适的导演，我想了一下，于是决定拍。

BQ：由于对现实的观照性，在电视剧播出后，很多人从剧中看到了不同的主题，作为作者，你在戏里到底想给这个问题开出什么方子？

ZH：“老有所依”这个“依”到底“依”谁呢？我们过去的理论是说“养儿防老”，现在年轻人的观念不一样了，不一定认同这个东西。我分析了所谓发达国家的养老问题，当 18岁长大成人的时候，国外的理念就是一个独立的人是不应该再依靠父母的了，你要用自己的能力和智慧在这个社会上生存，所以年轻人踏上社会的那一天就开始买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国家也考虑到这个问题了，才会设立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所以人家要“依”的还是自己，我想明白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有必要拍这样的一个戏，提醒大家，关于“老有所依”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要“依”谁。今天养儿防得了老吗？只能靠你自己。《老有所依》其实就在讲这样一个问题，这是真正的主题。

BQ：主题之外，你在戏里放进去了很多现实“问题”，比如“双独”、“啃老”、“空巢”等等，你怎么看待这些问题的开解？

ZH：我认为还是要科学地对待自己的人生，所谓不科学的方式就是不能准确地认知自己。就拿北京举例，有多少外地人到了北京之后，经过他的打拼能够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没多少，起码不可能人人都如意。可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过来呢？人们现在的驱动力是欲望。人是需要这种驱动力的，但是它是否科学？未必。比如养老问题，年轻人工作离不开，没时间照料父母，会出现这样的矛盾，如果再过二十年，这一代年轻人的养老问题又该怎么办？

很多时候，人们的愿望都是一厢情愿的，比如现在很多人到一个城市闯荡，挣了一些钱，就特别想把父母接来，但是也要先想想看，老人来了会不会幸福？其实未必。这个片子阐述了一个观点就是“中国移动”，中国的人口是在移动中的，“故乡”的概念就慢慢淡了，移动其实是一个欲望的表现，人们都去向往大城市了，但是父母的那一代人是不是适合、适应大城市的生活呢？

BQ：戏中的江木兰就是一个北漂，她也是整部戏里比较理想化的人物，甚至让舆论回想起了当年《渴望》里的刘慧芳。

ZH：我们是在江木兰和吕希身上赋予了这样的色彩，当面对困境的时候，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心态去对待，是一味地叫苦？还是积极地面对，去想办法，去做一些事。在这个做的过程当中，你就会发现其实你并不是真正了解老人，老人也未必了解儿女，所以这个问题就变成了一个养老过程的沟通问题，是父辈与子辈的沟通问题。《老有所依》就是一个电视剧，它不可能承载那么多的使命。这几天我得到消息，身边很多 80后的一代，看完《老有所依》都主动的给家里打电话，去关照家里的老年人。我还听说，有一对夫妻要离婚，都闹到法院了，看了《老有所依》，撤诉了。我觉得这部戏能够增进人们的相互理解，足够了。

BQ：如果从1983年出演《四世同堂》算起，今年刚好是你入行三十年，这个年龄段依旧愿意对社会热点发言，依旧在业内拥有自己的话语权，你觉得自己的依凭是什么？

ZH：嗯，这一生当中可能有三个人对我的影响特别大，一个下放的总工程师，另一个是画家，还有一个是“混社会”的大佬。高级知识分子从社会发展的宏观层面给我讲了很多道理，那个画家又给我讲了关于艺术方面的很多东西，大佬又给我讲了社会到底是怎么运转的。我思考了以后突然就发现一个东西，就是只要你有能力，就能在这个社会上生存。所以理想是什么，不知道，只有不断地增加自己的能力你才有可能做成事儿。我一生都在做这个事儿，所以 1983年我演《四世同堂》成名之后，突然中心调我去，说你不许当演员了，我说不当就不当，就再也没演戏了。我现在的这个公司，1998年成立的，到今天十五年，十五年前我是不会想到做文化生意的，而且我是用了三年的时间在一个公司打工，当副总，去学习管理知识。到了今天，我想拍什么拍什么，想表达什么表达什么，我自己投资，尽情的表达我对社会的看法，所以这么多年我出的作品都是我随心所欲，我想要表达的东西。我不受任何人的约束。

赵宝刚口述

我们中心（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有十七个导演，在我学导演的过程中，我看到了那些人曾经的辉煌，以及一天一天的淡漠，到最后退出这个辉煌的舞台，疾病缠身，卧病在床，行将就木。我不希望这么悲惨。

我的养老观

作为现代人，我们对养老问题要提前有一个预知能力，我是在三十多岁的时候就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比如我为什么一年就拍一部戏？从我当导演第一天到今天我依然信守这个承诺。因为我不想透支自己，我觉得自己不能跟社会随波逐流，一定要站在一个客观的立场上去审视这个世界。

所以我在（开始的）那一天就规划我的离去。我生活中会给自己创造很多的“无聊时间”，因为只有在“无聊 ”的过程当中，你才会去思考，才会去瞎想，在这个瞎想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悟出一些道理，我今天拍的所有的作品都是在这个“无聊 ”时间中产生的。2011年的时候，公司说要我拍《老有所依》。我想了一下，决定做一个调查，开始有目的地去关心一些老年人的问题，做了一些采风。我发现聪明的老人都会在自己的老年生活中去寻找快乐，去丰富自己的业余时间。有一批人沉迷在一些爱好里的，有一些人是不服老的。我发现凡是心态比较好的人都去参加了一些娱乐活动，给自己安排得比较好，但是他们有时也都犯了一个通病，特别容易上当受骗。剧中吕中扮演的那个老太太买假保健品上当受骗，原型就是我的岳母。为这事，我媳妇曾经直接跟他爸发火，可老人家一句话把我们噎住了，“我们这岁数了，不买药买什么？！”

我发现大部分人都遵循了一个社会发展的惯性，所有的人都融入到这个惯性里边去了，如果你跳出来一点儿就有可能成事儿。在我，一直都是这么做的，永远不陷入到洪流里边去。所以你看我的作品都是很客观地去审视这个年代。就跟我拍《奋斗》一样，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这部戏，因为它宣传的是一个快乐的东西。中国人的本性就是吃苦，可那是本性，不是本事。有能力有智慧，那才是本事。这个世界发展到今天是吃苦带来的吗？不是，是智慧带来的。我觉得看完这部戏感受最真实的应该是最普通的老百姓，我曾经思考过这种问题，最苦难的人看这部戏是什么感觉，实际上在这个戏里我也分了三个阶层，不同的阶层有不同的关注层面。我其实真正写的是中层人，要如何去面对苦难，寻找快乐。

我今年 58岁了，前一阵我们小学同学聚会，43个人只有 7个人在工作，剩下的全部离休了，都是在为第三代服务。我觉得中国 55岁离休不是一个最科学的方式，因为平均寿命比原来长了，其实 55到 60岁这段的人，已经有了很多的阅历，这时候让他停下来，很多人就不适应，回到家没有别的事情，就只能关注儿女，很多问题的产生就是因为过分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