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宁忆科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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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斯（左）和助理王宁，摄于2012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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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年前，科斯的研究助理从法学院毕业了。正常情况下，老先生会让法学院的秘书帮他从法学院的学生中物色一个新的助理。但不知为什么，老先生却给他多年前的一个助理打电话，让她帮忙。这个老助理当时是王宁在NORC（芝加哥大学的一个民意调查中心）的老板，就把王推荐给老先生。而王宁是心理学博士，这是一件有点奇怪的事。
王宁是在1998年5月1日和老先生在芝加哥城区一个叫“意大利村”（Italian Village）初次见面的，他们一边共进午餐，老先生一边询问他一些问题。他当时还在攻读博士，论文刚开题。原以为这是一场面试，所以开始比较紧张。老先生问了一些他学习上的问题，比如专业和兴趣等。因为王宁不是经济系的学生，他原以为老先生会考他经济学的常识，但其实整个会面并不像面试。午餐还没有结束，老先生就问王宁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工作。后来，老先生和王宁都意识到他们当时能在“意大利村”初次见面的确是幸运女神的眷顾。
2013年，科斯与王宁合著的《变革中国》出版，在中西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影响。
科斯临终前关注什么问题？有什么遗言吗？
王宁：老先生生前有两个愿望。从个人方面讲，老先生很期待原计划10月的中国之行。从学术方面看，老先生过去一两年一直筹备推出一本新的杂志，“Man and the Economy： Journal of the Coase Society”（人和经济）。现在老先生离开了我们，如何把这个杂志办好，完成老先生的遗愿，我们义不容辞。
西方学界对科斯逝世反响如何？
王宁：科斯对现代经济学的独特贡献无需多言。不少西方学者认定科斯经济学来日方长，科斯对经济学革命性的影响还在将来。
生活中的科斯是一个怎样的人？
王宁：老先生平和淡定，从不抱怨，专注学术，言谈素有英国人的幽默。先生和夫人相识于1932年，1937年喜结良缘，老夫人2012年过世。在相知相伴的80年中，老先生和老太太从未争执过。
晚年科斯夫妇搬进老年公寓，里面的膳食乏善可陈，但菜单经常更换。友人来访，和老先生一同进餐，对印刷华丽的菜单和新颖的菜名称赞有加。老先生笑曰，此地菜单的制作者应该获最佳创作奖，而这个餐厅，如果有市场竞争，不可能持续一个礼拜。老先生酷爱学术，生前一直订阅《科学》和《自然》。我每次见面，老先生一定拿出几册期刊，让我阅读他认为有趣的文章，然后和我讨论。
你们合著《变革中国》是你的提议吗？具体是如何合作的？
王宁：《变革中国》的英文原著叫“How China Became Capitalist"。在2008年芝加哥会议之后，英国IEA（Institute of Economci Affairs）邀请我们写一篇长文，介绍会议的成果。后来，我们发现一篇文章不可能把中国的故事说清楚，于是，变成一本书。 1987年，青岛即墨路上的小商品市场。该市场曾名扬全国，是青岛市规模最大的小商品市场，也是第一批个体业主的发源地之一 2008年4月24日，上海，等待进入售楼处的购房者
在写作过程中，我主要执笔。当时，老先生住Chicago，我在Phoenix，相距两千多公里。我每写好一章，快递给老先生（老先生不用电脑，更没有电邮）。老先生仔细审阅每一行，做修改和补充。我们几乎每天都在电话中讨论文稿。我每一个月飞赴芝加哥，短住两三天，和老先生面对面交流。在寒暑假，则可多停留数日。我们从2008年夏开始写作，一直持续到2011年底。每一章都反复讨论，修改。尤其是第六章，几乎重写了四五次。
你提到《变革中国》第六章是最难写的，重写了好几遍，该章内容是如何从单一市场经济到多元经济。为什么这一章如此难写？你们是否存在认识上的分歧？
王宁：第六章不仅简明扼要地总结中国经济市场化的过程，而且要分析中国经济目前遇到的困境和挑战，并探寻改革的突破口。因为回答中国经济从哪里来，往哪里去这些大问题，下笔颇难。多次重写的原因倒不是我们之间有很大的争议，是我们自己不满意。
书中梳理了中国步入市场经济的历史沿革过程，这个过程有人用四次marginal revolution（边际革命）来解读，怎么理解这四次“边际革命”？
王宁：据我所知，“marginal revolution边际革命”是我们的首创。我们强调边际革命，是因为中国改革的二元性。中国有两个改革，一个由中央政府设计和推行，另一个来自地方和民间。它们之间的关系和交互作用很复杂，但这是了解中国市场经济活力的关键。
在你看来，科斯的治学方法有何特别的地方？
王宁：这个问题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清楚，我勉强为之。目前的主流经济学研究一般从理论出发，其中经验研究一般从数据出发；科斯一向先找有趣的问题，再找有关的理论和数据。
为什么科斯在中国的影响力长盛不衰？
王宁：科斯所关注的问题—经济制度和交易成本—也是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科斯非常欣赏“实事求是”，他的治学方法和中国的古老传统暗合。
科斯对中国的关注始于何时？他对中国改革的评价前后有无改变？
王宁：科斯孩提时代读过马可波罗的中国游记，从此与中国这个古老的文明结下不解之缘。老先生对中国改革的评价相当一致。
科斯为什么没来过中国？这是否导致他对中国的认识不尽全面？
王宁：中国学者很早就关注到科斯思想的独特魅力，也屡次发出邀请，但老先生一直没有接受邀请。这主要是因为老太太不能长途旅行，尤其是坐飞机。没有老太太同行，老先生当然也就作罢。与科斯相比，有不少诺奖获得者经常访问中国，但他们对中国的了解不一定有多深刻。
作为制度经济学大师，科斯如何评价中国当下的政治、经济制度？他是否考虑过中国下一步改革路径的问题？
王宁：科斯一方面肯定中国过去三十多年改革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另一方面毫不回避中国目前的困境、也不隐瞒中国遇到的艰巨挑战。在《变革中国》一书中，我们秉笔直言，呼吁中国开放思想市场。像前一轮改革一样，中国下一轮的改革也可以“解放思想”为突破口，而开放思想市场是解放思想的前提条件。
开放思想市场，政治家首先需要政治智慧和胆识。没有思想市场的中国不可能解放思想，也不可能和谐，更不可能圆复兴之梦。一旦明确思想市场的重要性，犹如改革初认识到市场经济的重要性，如何开放思想市场就变成操作层面上的问题，可以多处试错，多方求解。
科斯如何评价中国企业家阶层在推动中国进一步改革中的作用？
王宁：中国企业家一直是推动中国改革的主要力量。在目前的环境下，民营企业家仍然面临种种不公的待遇，一些人以脚投票，移民海外。如何让企业家当家做主是关键。
2008年7月，老先生组织了一场中国市场转型芝加哥研讨会，当时邀请了一些中国企业家参加。这场研讨会的缘起是什么？产生了什么影响？
王宁：老先生当时想系统地了解中国经济市场化的情况，让奋斗在改革一线的企业家和地方官员与学者交流，并梳理相关的研究文献。所以，当时受邀出席研讨会的中国人有学者、企业家和政府官员代表。会议持续整整5天，每天的议程排得满满的，是一场学术盛会。
从形式而言，我们把学者（包括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历史学家和法学家等）、企业家和政府官员聚集一堂，大家相互交流，非常成功。同时，在这次会议上，中国学者、企业家和政府官员与美国学者（包括4名诺奖获得者）有广泛、深入的交流（会上和会议之外）。当然，也因为这次会议，我们决定合作《变革中国》这本书。
科斯在中国存在广泛的误读，一些经济学家甚至认为，明晰产权并不重要，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科斯对此态度如何？
王宁：科斯的思想在美国也遭受误读，科斯对此早已见怪不怪。明晰产权当然至关重要，是市场经济的前提。至于如何明晰产权，则仍是一个经验问题。
据你观察，中国在产权改革方面是否已出现停滞不前的现象？在中国的现实环境中，国企改革可能的着手处在哪里？
王宁：在国企改革方面，中国人似乎忘记了自身的经验。打破垄断，让国企和民营企业公平竞争是关键。一旦国企面临市场竞争，国企本身如何改革则可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