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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澜:阳光媒体投资集团创始人,现任阳光文化基金会董事局主席。曾经担任中央电视台《正大综艺》节目主持人,1994年获中国首届主持人“金话筒奖”。
5月17日晚20点40分,成都四川省妇联会议室。全国妇联副主席莫文秀、杨澜一行17日到成都后,马上到灾区慰问灾民,当晚她们刚从灾区赶回来,向在座的新闻媒体和四川省妇联的干部简单介绍了设立在中国少年儿童基金会名下的“汶川大地震孤儿救助专项基金”的情况。第二天又奔赴灾区。19号杨澜接受了我的采访。
“大地震发生当晚我一直在看电视,看到孩子沾满泥土的脸,看到孩子们惊恐地哭泣,看到找不到爸爸妈妈的孩子,我作为一个母亲感到无法平静。”杨澜说。
出于母亲的本能,杨澜意识到,此刻孩子们最需要的是母爱,“他们已经失去了母亲,不能再失去母爱。”杨澜说。
于是,杨澜找到了全国妇联,将设立专项基金的想法告诉了全国妇联副主席莫文秀。5月14日,“汶川大地震孤儿救助专项基金”在中国儿童基金会成立,杨澜个人首捐30万,并且将这次救援定为“母爱在行动”。
此刻的杨澜,感觉不到她是一个名人,她就是一个母亲,有每一个母亲面对孩子时的那一种柔软和温暖。如果说名人的光环对她来说有什么意义的话,那就是一种凝聚力,她用爱把更多的爱凝聚起来了。到我采访她的19日晚,基金已收到各界捐款230万元,到23日超过1000万元。
灾后重建,如何对孩子进行心理危机干预
孩子画的房子都是空的
记者(以下简称“记”):这几天你在四川震区吗?
杨澜(以下简称“杨”):是。今天下午全国哀悼日默哀的时候,我在都江堰人民医院,因为要采访预防保健科的主任廖晓斌,我就跟她站在一起。当默哀进行了一分钟的时候,我感觉到她在抽泣,两分钟的时候她失声痛哭。这是她7天以来的第二次哭。地震那天她正在医院,一些重伤员转进来,她忙得忘了时间,两个多小时后,她说老公怎么不给我打电话呢?她奔命似的往家跑,结果她住的5层楼已经变成2层楼,她爬上废墟喊老公。邻居说,刚才还听你老公有叫声,现在没有了。她在那里找了10分钟,当时救援队没有到,她知道老公没有了,她悲伤地说:“老公,我要走了,回医院救人。”她就搭了一个陌生人的自行车回医院。从那以后,她就一直在医院工作。
她第一次哭是地震3天以后,老公的尸体找到了。她一直压抑着自己。我说今天你想对老公说什么?她说:“我想对老公说,你看全国人民都这么支援我们,都安慰你的在天之灵。”我说不,你作为妻子想对他说什么?她一下子控制不住自己,她说:“老公你走了谁给我做饭呢。”
记:灾区孩子的心理状态现在怎么样?
杨:到了灾区,出乎我预料的是,孩子们非常克制和坚强。在绵竹救灾中心遇到一群小学生,跟着老师走了六七十个小时跑出来的。我问他们白天做什么呢?他们说:“我们帮大人捡垃圾,打饭,看帐篷。”我觉得超过这个年龄段孩子应有的表现。专家告诉我,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孩子没有心理创伤,他现在是应付危机,表现出他的适应能力。当我们和他们画画的时候,孩子们有的画山,有的画树,有的画鸟,但是每一个孩子画的房子都是空的。心理学家金老师问他们,这些房子里还有什么啊?他们沉默了。
有一个叫付孟的孩子,他画的上面写着“我们一定会东山再起”。他11岁,跟我儿子一个年纪,他一手拽三岁的小弟弟,一手拽四岁的小妹妹,来盒饭的时候,他先给他们吃,已经会照顾别人了。我问他现在最缺什么?他说:“我一天只能喝几口水。”我说阿姨车上有好多水,你都可以搬回帐篷去。他说:“阿姨,我已经喝过你的水了。”他不要。山里的孩子真的很有尊严。
今天下午,我看到一个15岁的女孩,是都江堰聚源中学的,她颅骨骨折,头发已经剃光了,但是笑得特别可爱。她说:“我进了医院后就不哭了,我要坚强,因为我坚强,我妈妈就会坚强。”我告诉她,哭并不就是软弱,哭是一种很好的情绪平衡,可以把毒素哭出来。
心理创伤,需要一定时间才能表现出来
杨:这场灾难让很多孩子一下子成熟起来。他从一个很受宠爱的孩子突然要面对生死这样的大问题,我觉得他们这种成熟,让人看着既为他们骄傲,又挺心疼的,其实他们不该在这个年龄这么成熟。
记:你看到了坚强和坚韧,有没有看到什么阴影?
杨:有。在绵竹的时候,清平小学的潘老师带着60几个学生从灾区走出来。现在50多个孩子被家长领走了,只有4个孩子没领走。他说,这4个孩子的情绪这两天有点波动,孩子有直觉:没有人来领我了。开始我们跟孩子交流,这几个孩子举手发言特别踊跃,然后有人问他们,爸爸妈妈在哪里?他们就说:“爸爸妈妈正翻山过来接我呢。”有个孩子说:“他们不来接我了。”这说明他们很困惑,一方面不愿意接受这个现实,一方面又有直觉,父母可能不在了。
记:其实最让人心痛的是灾区的孩子。
杨:是。很多孩子受到惊吓,他内心很困惑,很恐惧,他一下子不能用言语表达。我觉得这时候让孩子画画,是一种很好的心理救助的方式。南亚海啸的时候联合国的儿童救助机构就是带大量的画图纸给难民营的孩子。画画能把孩子内心的恐惧释放出来。
给孩子最需要的
记:你是一个名人,但这个时候给我的感觉倒更像一个母亲。
杨:没错。“汶川大地震孤儿救助基金”的定位就是这样的,一个由女性和母亲参与的、能为地震孤儿做点事的基金。孩子已经失去了母亲,不能再失去母爱,所以我们的救援叫“母爱在行动”。
其实那么多孩子的心理阴影,不可能靠专家一对一解决,所以专家要培训更多的志愿者来做。回去后我们会发动北京的青少年,做一个爱心卡传递活动,写上他想说的话和联络方式,带给灾区的孩子。同龄人之间的沟通,也是一种心理疏导。
记:比如我们做志愿者,该如何去做?
杨:我想,首先需要培训。孩子最需要什么,我们要给孩子最需要的。比如有专家使用灾难回忆的心理干预方法,其实那是成年人治疗心理障碍的方式。现在这些孩子还在很困惑的时期,强迫他去回忆看到了什么,对孩子的刺激太大,这不符合孩子的心理。在目前这个阶段不要粗暴地去干预孩子自我疗伤的过程。
记:你认为哪些是成年人粗暴的干预?
杨:比如说,当孩子想哭的时候,你跟他说不要哭,你要坚强。孩子不想谈论这件事的时候,你逼着他谈。其实他还没有做好准备,我们应该尊重孩子自我梳理的过程。另外,如果你很激动,或者很悲伤,孩子会很惶恐。你情绪很平稳地坐在他身边,说一些很平常的事情,越具体的问题越能让他放松下来。
给灾区孩子可持续的爱
记:现在有人都希望收养灾区的孩子,你怎么看?
杨:收养孩子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意味着巨大的责任。我觉得孩子的需要是第一位的。比如说他是不是应该离开他的邻居们,或者他的亲戚兄弟姊妹?这涉及到一个孩子很细微的心理成长的过程。什么是对孩子最好的?并不一定就是一个不愁吃不愁穿的家。我觉得这要取决于孩子的情况,而不完全是我们的意愿。
记:现在很多人捐款捐物,还有很多人到灾区做志愿者,你怎样看大家的这种热情?
杨:我这几天一直被感动,大家爱心爆发出来了。其实灾后重建,包括灾民心灵家园的重建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真正的难题还在后面呢。心理学家告诉我,真正的低潮期会出现在大灾的一到两年之后,当社会高度关注逐渐淡去,而灾民生活又没有真正启动的时候,就是精神病高发和自杀高发的时期。成年人的心理康复大概需要5到7年时间,而孩子甚至会延续一生。所以说灾后的心理抚慰做几十年都不为过。
我想要长期做一件事情应该有一个制度来保证,不能只把情感当作组织方式,这就需要我们通过一些机制,一些机构,有短期、中期、长期的计划,把这种爱持续下去。这对于灾区的孩子更有意义。
后记:
当我们编完这篇稿子的时候,“汶川大地震孤儿救助专项基金”已经先后组织了四批救援队伍赴地震灾区进行援助,基金会举办的“坚强・爱和希望”汶川大地震灾区儿童绘画展“六一”儿童节在北京开幕。在绵竹搭建“汶川大地震孤儿救助专项基金”爱心岛,主要针对儿童,将分期分批建立,希望能给灾区儿童营造一个温暖心灵的岛屿,让每个进入爱心岛的儿童都能感觉到阳光与希望就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