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是一本大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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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因一本书而留意黄乘明，他翻译珍・古道尔的《希望：拯救濒危动植物的故事》，获第七届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第六届吴大猷优秀科普著作翻译类银签奖和第二届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优秀科普作品奖。我进而了解到，黄乘明曾是教育部授予的高校优秀骨干教师，广西师范大学首届教学名师。现在，他是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三级研究员，国家动物博物馆副馆长、展示馆馆长。采访就约在展示馆里，黄乘明的讲述从一本小书开始，又渐渐展开了自然这一本大书。

“阅读自己喜欢的书是一种个性教育”

“初中的时候，我特别喜欢看书，尤其喜欢看小说，喜欢它的故事情节。这么厚的大部头拿过来，我可以不吃饭，一个星期就读完了。”黄乘明随手拿起桌上一本寸余厚的书举例说。继而他说道：“当时，没想成为小说家，也没想我读这本书一定要收获什么，就是很喜欢读书，真的是痴迷。”

非功利性阅读是思想的漫游，黄乘明在这样的漫游中经历了“奇遇”。

“我念初中时是20世纪70年代，学校图书馆里的书少得可怜，并且还要排队才能借到。有一次，我到图书馆借书，排到我时小说全借没了，我只借到了珍・古道尔那本《黑猩猩在召唤》。当时我根本没有想到以后会从事灵长类的研究，也把它当作故事书、小说来读。”

“上大学时我选择了生物学专业，硕士毕业后回到广西，我选择了我国最珍贵的仅分布在广西的灵长类――白头叶猴作为继续研究的对象，这一研究就是20多年。那本《黑猩猩在召唤》当时看的时候没有特别在意，没想到后来我从事了这个专业，特别是在当教师的日子里，还经常给学生讲珍的故事，播放珍的影像资料。”

对于人生中这样的“奇遇”，黄乘明见解独到而深刻：“人生并不总是必然的，偶然也起很重要的作用，而偶然之所以能起作用是因为你之前有储备了。知识的拓展和素质的提高是一种储备。所谓‘储备’，不是拿来马上就要用的，也许这一辈子都用不着，但是也许它能够决定你的终生。大量的阅读不仅仅增长知识、见识，同时对人的思维、行为都非常有帮助。不能太急功近利，太急功近利往往适得其反。急功近利不就是应试教育吗？我们一再强调素质教育，实际上最大的素质教育就是给孩子们留足时间，让他们去找自己的爱好，阅读自己喜欢的书，培养出自己的特长，这是一种个性教育。”

黄乘明与珍・古道尔的“奇遇”仍在继续。

“一个偶然的机会，珍博士的《希望：拯救濒危动植物的故事》希望我能接受翻译工作。这对我来说真是莫大的荣幸，同时我也感到莫大的责任。”怀着这样的心情，黄乘明和他的团队不惜“牺牲休息时间”，仅用半年时间即完成了全书的翻译工作。他的这份“荣幸”和“责任”究竟是什么呢？

黄乘明解释说：“虽然我不会像现在的年轻人那样崇拜什么偶像，成为谁的粉丝，但是，珍博士的事迹一直是我研究灵长类的动力和源泉之一，她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是神圣的、高大的。”另一方面，“读书非常重要，如果不读书，不知道新事物、新的科学技术发展，就会落伍于整个时代。科普读物应该用老百姓看得懂的语言写出来或者是翻译出来，让老百姓有兴趣阅读，达到传播的目的。”

“白头叶猴让我的人生充满乐趣”

黄乘明1963年6月出生于广西桂林西郊的临桂县。

“我小时候生活在农村，所以跟自然接触就很多，跟自然很亲近。一出家门，就是草地；走远一点，就是自然的森林；再走远一点，那就是大山。那种草地不像城市里面的人工草皮，除了草以外虫子、小动物都没有。我们可以到草地上玩儿，还可以去捉虫子。”回忆起童年的“玩儿”，黄乘明的语速加快了，语气里有掩不住的兴奋，“那时候的玩儿，纯粹就是在自然里。到了周末，到山上抓抓虫子啊，到田野里面捉捉鱼、抓抓虾啊，那种玩儿很有童趣。”

回过头来看当年的“玩儿”与现在从事的生命科学专业之间的关系，黄乘明说：“到自然里面，特别对于孩子来说，他在玩的过程中就可能会培养一些兴趣。有一位昆虫学家，就是《昆虫记》的作者，叫作法布尔。他就是在观察自然的过程中才发现，‘哎呀，这个昆虫很有意思’。又比如生物学家达尔文，他也是从喜欢自然开始，在自然中发现问题，然后去思考，再去做调查研究，写出了著名的《物种起源》。”

1990年，黄乘明开始研究白头叶猴，当他更加深入自然、进行科学考察时，除了兴趣，又收获了更多。

“每次我们出去做研究，带着睡袋啊、帐篷啊、锅碗瓢盆啊，大家都非常羡慕：‘哎呀，你们又可以出去玩儿了！’但实际上我们在野外观察、分析、研究，整个收集数据的过程都是非常辛苦、非常枯燥乏味的，这就锻炼我们必须得有一种执着的、坚韧的精神。”

“我们最早去观察白头叶猴的时候，不了解它的习性，就得想办法一直跟着它。白头叶猴的生存环境是一个缺水的环境，夏天特别特别热，一出去一身汗，几天之后衣服上面都是汗渍，一个星期下来都没有水洗澡。如果猴群翻山了，我们能攀就会跟着攀悬崖。白头叶猴躲进树荫底下避太阳，四五个小时不动弹，由于地面被当地群众开垦了，没有高大的植被，人就在太阳底下等啊。猴子不动，你也得记录，‘不动’它也是一个数据啊。我们15分钟一记，那个时候就特别盼着时间过得快一点、过得快一点。”

科学考察的过程是辛苦的，但因为感兴趣，黄乘明不但“不觉得辛苦”，反而乐在其中。他甚至不满足于只做一个白头叶猴的“旁观者”，而有了一次次的难忘体验。

“秋天，广西南部的喀斯特石山群中树木的果实成熟了。我们看到成群的白头叶猴爬到树上忙乱而满足地采食野果，想象中很好吃。于是趁着白头叶猴离开，我也摘了一颗花生大的野果放进嘴里。没想到，果肉刚被咬开，一股苦涩的果汁流到口中，我下意识地赶紧吐出来了，用矿泉水漱口。”

在黄乘明著作《探秘喀斯特精灵――白头叶猴科考实录》一书的后记中，他这样写道：“在从事白头叶猴研究近20年的过程中，发现这种动物有着许多的惊人之处，以适应喀斯特石山环境，我们不得不佩服大自然创造的这些奇迹。感谢白头叶猴和保护白头叶猴的人们，让我的人生充满乐趣。”

“自然类博物馆的最终目的是要让社会大众回到自然去”

黄乘明说，国家动物博物馆的建设“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

“所谓必然性，就是作为科学家也好、中国科学院也好，有义务把中国科学的研究成果传达给老百姓。偶然性呢，是因为在1999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参观了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看到了那么多的动物标本。他提议：‘这么多的资源，应该给老百姓一个交代，告诉老百姓我们都做了什么工作。”’

2009年5月17日，经过近10年的努力，国家动物博物馆展示馆正式向社会公众开放。

“国家动物博物馆分成两块，展示馆是对所有老百姓开放的，有6000件标本在这里。标本馆对科研人员开放，馆藏标本近600万。”黄乘明说起动物博物馆的标本如数家珍。原来，2007年初，黄乘明出任国家动物博物馆展示馆馆长时，“楼虽然建好了，但里面什么也没有”，是黄乘明自始至终组织、参与完成了展示馆“从设计、布展，到开放、运行”工作。

黄乘明循循地述说布展理念：“博物馆建得再漂亮，如果里面没有东西，那就失去了博物馆的意义。作为动物博物馆来说，我们在布展的过程中强调：一定要有足够的标本，一定要把最精彩的东西摆出来。”

为了这个“最精彩”，黄乘明和博物馆工作人员从600万研究标本里千里挑一，还缺少的就辗转收集。这个过程有多艰难，也许那两头藏羚羊标本可以告诉我们。

“被盗猎的藏羚羊虽然不少，但皮毛大多很不完整，无法做成展示标本。我们联系了很多单位，甚至连可可西里藏羚羊保护区都无能为力”，大家近乎绝望了。这时，黄乘明偶然得知北京动物园暂存有4只藏羚羊标本，连忙联系借展，可标本拿来一看：皮毛快要脱落了，肚子里只有稻草、棉花等原始填充物，姿态也不理想。最后，大家只能挑出2只姿态较好的，再用另外2只的皮毛进行修补。

一方面，展示标本得之不易，“从保护的角度考虑，大部分是放在展柜里，看得见，却摸不着”。但另一方面，“现代博物馆的理念非常注重互动，那么我们怎么去解决‘摸得着’的问题”？

黄乘明递过一本《生命世界》杂志，上面报道了2012年夏天，国家动物博物馆组织了一次面向中学生的广西“生态之行”科普体验营活动。那一次，黄乘明负责介绍白头叶猴，国家动物博物馆的昆虫学家刘晔带领学生观察、识别昆虫，广西林业科学研究院的植物学家林建勇指导学生辨识各种植物……学生们一路观鸟、寻蝙蝠、钻山洞、挖化石，科学家们就在一旁“告诉他们怎么观察，怎么记录，怎么去访问老百姓”。黄乘明说：“我们叫它‘体验营’，因为最主要是身临其境的‘体验’，在体验的过程中培养他们的兴趣爱好。”

“互动不是一定要把标本打开来让你摸一摸，我们组织公开的科普讲座、野外考察也是互动。博物馆，特别是自然类的博物馆，是把自然高度浓缩地放在室内，方便大家‘第一次接触’、‘第一次感兴趣’，然后让一部分特别感兴趣的人再回到自然去。应该说，博物馆是起到一个桥梁的作用，它最终的目的是要让社会大众回到自然去。”访谈中语速一直平缓的黄乘明说到这里也言辞切切起来。

“在世界城市化发展大趋势下，教育更应该重视‘自然’”

继续做大学教授，还是变身博物馆馆长？黄乘明当初“也很纠结”。

“我们家是教师之家，父母是教师，两个姐姐也是教师，我也选定了教师这个职业。后来转而一想，我在大学当教师不也是传播知识吗？那么到博物馆来面对的人就更多，从传播知识的角度来说，意义就更大。”

秉持着这样的理念，黄乘明对于科学普及的思考也兼具科学家和教师的双重视角。

“我认为，在课堂里面传授知识是共性的科普，学生都学一样的内容。到了博物馆，应该是个性的科普：博物馆提供足够多的知识，任何人打开任何一扇他感兴趣的‘窗子’都有收获，而收获什么、收获多少，在于他自己。所以教室内的科学传播和教室外的科学传播两方面都重要，需要互补，才能把一个人塑造成完整的人。”

黄乘明关注教室内的科普，也亲自走进课堂教学。中关村中学请来动物研究所的科学家们，开设了一门《动物多样性》校本课程，黄乘明“一个学期给他们上了六次课”。但黄乘明话锋一转，不无担忧地继续说道：“现在课堂教学这一块压力太大。科学的发展当然是越来越快，所以内容也越来越多，但是不能什么东西都放在共性里，有些知识可以放到个性科普或者叫‘个性教育’范围内。”

“我们培养学生的目的，是让他能够在这个社会上生存、生活得更好，而不是只会考试。我希望学生有他自己的兴趣爱好、特长，有人际交往能力，而不是只会读书。”黄乘明继而分析道：“纵向来比较，我们那一代人，在那么宽松的环境下，一样成长出来了。横向来比较，西方的教育环境非常宽松，孩子有很多自由阅读的时间，有很多培养自己兴趣爱好的时间，这也是好的教育。”

现在，我们是该留出时间，为孩子上好“自然”这一课了。

“世界发展的大趋势是城市化、城镇化，我们建了很多的高楼大厦，把自己放到这些水泥框框里面。但是，我们真的离得开自然吗？有一句话，叫‘师法自然’，飞机的发明灵感来自鸟类的飞行，雷达的创造模仿了蝙蝠的超声波回声定位，科学技术的发展离不开自然。我们的大气现在这个样子，人是逃不掉的，更不用说我们的衣食住行，还是离不开自然。

“所以从教育的角度来说，更应该让孩子尽量多地接触自然，必须得对自然有体会、有感觉。而且对孩子来说，如果在学习过程中碰到什么烦恼，到自然里面去，这种烦恼自然就会消失。”

“我说‘从孩子开始’，不是说只有孩子才应该回到自然，成年人也应该回到自然。大人、小孩都应该经常到自然里面去，呼吸呼吸新鲜空气也好，找找灵感也好，感受美、培养兴趣也好，要回到自然才有收获。”

黄乘明又一次强调着：“人离不开自然，真的离不开。”

一走进国家动物博物馆展示馆的大门，就是濒危动物展厅。展厅前言是这样写的：人类和其他动物一样，也必须依靠结构完整、功能齐全的自然生态系统而存活和发展。如果对自然的掠夺一直发展下去，最后人类将会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甚至会导致自身的毁灭。因此保护野生动物、拯救濒危动物，实际上就是维护我们人类自己的生存前景。

黄乘明说，“好的教师是培养人生的”。我想，他所说的“人生之师”不仅仅是课堂上传道、授业、解惑的教师，也是那些潜心科研又负责任、肯担当的科学家和科普工作者，是浓缩了知识精华的一本本图书、一座座博物馆，更是那包罗万象、应有尽有的大自然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