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孩子们都很好》中的道德规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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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10年的美国电影《孩子们都很好》试图演绎一个同性恋家庭的正常生活。但是传统异性恋婚姻家庭的剧情模式实际上将同性恋家庭拘囿在传统社会性别秩序和家庭伦理道德的规训之下，以一种隐秘的方式传达了异性恋相对于同性恋在家庭伦理关系上的道德优势。

［关键词］ 《孩子们都很好》；同性恋婚姻；传统社会性别秩序；家庭伦理道德；规训

2010年的美国影片《孩子们都很好》讲述了一个同性恋家庭依靠家庭成员之间的亲情和忠诚克服家庭危机的故事。两位著名女演员担纲主演一对同性恋伴侣（妮可――安妮特•贝宁饰演，朱尔斯――朱丽安•摩尔饰演)，表演细腻诙谐。家庭危机和大团圆结局的情节则完全沿袭好莱坞传统家庭伦理剧模式，仅仅将异性恋家庭换成了同性恋家庭，是典型的旧瓶装新酒。好莱坞电影工厂借一个非常老套的模式为同性恋电影变了个身，给观众上了一堂家庭伦理课。在支持和维护同性恋人权和生活权益的表象之下，影片中同性恋家庭危机的产生和解决都没有逃脱传统社会性别规范和家庭伦理道德（异性恋为标准）的如来神掌。也许与导演和演员们的意愿相悖，影片并没有因为支持同性恋婚姻合法化就成功地维护了同性恋的利益，相反，却表现了同性恋不得不委身于传统婚姻制度和伦理的宿命，不言而喻地传达着异性恋在传统社会性别规范和家庭伦理道德上的优势。因此，也许是无意识的，影片操演了一场道德规训，不仅没有瓦解恐同症的意识形态基础，反而会刺激它的持续发作。

社会对同性恋者的排斥逐渐过渡到对他们的同情和包容，一些国家和地区已经承认了同性恋婚姻的合法性。但是获得承认的合法化过程意味着接受一种同质化模式，同性恋婚姻的合法化是一个典型例子。这一过程中，非主流与主流在目的和策略上发生了重合。在目的上，性少数派渴望得到社会主流的认可，而社会主流在无法继续对其排斥的情况下则希望将其同化。双方都采取了将个体身份与社会功能分离的策略，即将性取向问题私人化，同个人参与社会的权利和功能相分离。性取向与相联系，被看作纯粹私人问题，不应该妨碍个人追求幸福、参与社会和享受权利。婚姻似乎成了一个保全之地，家庭继续充当着福柯所说的“性经验与联姻的交换器”［1］。同性恋婚姻概念的提出及合法化，说明同化的道德基础发生了重要变化：性取向的伦理道德底线让渡于家庭伦理道德。这或许可以推断为既存社会秩序向性少数筑起的另一道防线。同性恋诉诸婚姻获得合法性时，也穿上了婚姻的紧身衣，不得不接受现有婚姻制度所代表的社会秩序和家庭伦理道德的规训。《孩子们都很好》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这一推断。

首先，影片中的婚内同关系和婚外异性恋关系都恪守传统社会性别（gender）规范与家庭伦理道德。“同性”婚姻关系表现出生物学意义上的“同”性关系对传统社会性别关系的顺从。两位女同性恋的家庭角色是“爱人/伴侣”和“妈妈”，但这只是基于对其生物性别(sex)的意识，这一意识恰恰体现了传统社会性别秩序的规范制约。“性”作为“生理欲望”被自然化，与社会性别规范发生了分离。两位同性恋伴侣下意识地遵循着传统婚姻家庭的伦理道德秩序，扮演着“夫妻”：妮可男性气质明显，在家庭中的社会功能接近“丈夫”，主外和养家，事实上也乐于当家做主。朱尔斯具有明显的女性气质，履行“妻子”主内和持家的功能，在孩子出生后虽尝试个人事业，但屡屡受挫，朱尔斯因此对妮可心生哀怨，认为妮可潜意识里想让自己待在家中当“贤妻良母”。孩子已经长大（女儿年满十八岁，即将上大学；儿子也十五岁了），朱尔斯又想开创事业，准备从事园艺设计，却不能得到妮可的赞赏。同时，妮可也倍感养家的沉重压力。二人关系进入疲倦期。这时，两个孩子找到了他们的生身父亲――保罗，当年的捐精者。保罗的出现加剧了家庭危机。妮可立刻进入戒备状态，感觉自己在家中的权威受到威胁。保罗和孩子们关系融洽，还请朱尔斯负责他家后院设计。保罗的赏识激发了朱尔斯的叛逆，他也被朱尔斯的性感吸引，两人遂发生婚外情。妮可发现后，朱尔斯后悔莫及，立即断绝了同保罗的关系。朱尔斯努力争取家人原谅，在女儿离家上大学的前夜，她向妮可和两个孩子真诚道歉，表达自己对他们的爱，场面感人。电影结尾，送女儿去学校途中，一家人重归于好，一个家庭圆满的结局。

不难看出，片中同性恋伴侣的矛盾与传统家庭中男性权威与女性自我价值缺失导致的压抑和焦虑如出一辙。表面上这个家庭内部的问题与其他异性恋家庭并无两样――“很正常”，但是从这些问题与同性恋问题之间的纠结中，却可以发现传统异性恋制度对同性恋的规训。无论是在同性恋伴侣关系还是异性恋婚外情中，朱尔斯的女性特质突显，实现了“女性”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的统一，相应地，妮可和保罗的“男性”特质和社会性别得到了宣示。根据朱迪斯•巴特勒的性别“操演”理论，同性恋关系实际上证明了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角色之间的联系是偶然的，社会性别本身是一个“模仿性结构”［2］。所以，片中人物的社会性别角色不过是对传统社会性别规范的重复模仿。同性恋的社会性别模仿尤其具有戏仿性，这在扮演类似“丈夫”角色的妮可身上最为直观。同性恋顺从传统社会性别规范时的戏仿性构成了对后者的一种无意识反抗，而反抗的无意识性则体现了规范的规训作用。在婚姻家庭的架构中，妮可和朱尔斯对社会性别角色的无意识模仿成了传统社会性别秩序及其道德规范维护自身霸权的工具。异性恋标准的社会性别秩序继续对同性恋关系和婚姻发挥着效力，最大限度地维系着配套的道德伦理秩序：对婚姻家庭的忠诚和责任最终克服个人对自由、自我价值和欲望的追求，换言之，后者的实现就在前者中（尤其是对于女性而言，至少在这部影片中如此）。

其次，同性恋家庭子女成长过程中难以逃避传统社会性别规范与家庭伦理道德的规训。影片呈现了一个表面正常但实际残缺的家庭。两个孩子的成长过程很像一个自动启动和运转的装置，青春期经历如同某种原型模式的重演。孩子们的青春期叛逆和对“性”的态度是其成长的必要而又关键的环节，但都有惊无险：女儿安全度过恋爱危机；儿子性倾向正常（让两位妈妈长舒一口气）。这些情节设计更像是对同性恋婚姻的一种粉饰，难免牵强。孩子们的寻父举动暗示了女同性恋家庭父亲“角色榜样”的缺失，生物学意义上的父亲介入弥补了这一缺失，而且还成功地完成了“角色榜样”的任务。一双儿女同保罗共度美好的父子/女时光。儿子在父亲的陪伴和帮助下克服自卑和软弱，摆脱了玩伴的控制。女儿在与父亲相处的这段时间里，不再像从前那样甘心做乖乖女。更重要的是，在妈妈和这个父亲的婚外情刺激下，一直对“性”无动于衷的女儿在聚会上借着醉意主动吻了自己的异性朋友，超越了两人一直保持的玩伴关系。虽然这段婚外情违反了家庭伦理道德，但似乎仍然以反面教材的形式暗示了父母的异性恋关系在子女性启蒙上的榜样作用。父亲或者母亲的角色榜样问题给同性恋家庭提出了一个人类异性恋婚姻制度确立之后才成为问题的问题。在母系社会，这并不是一个必须在婚姻制度内解决的问题，即它可能是在一个家庭共同体中，上一代人对下一代人的“角色榜样”问题，而不必是“丈夫/妻子”关系决定的“父亲/母亲”的角色问题。也就是说，应该有其他解决方式的可能，婚姻未必作为惟一解决问题的模式。

婚姻制度作为一种规范化同质模式必然具有排斥功能，从而建立一些等级关系，例如，“将那些不遵循婚姻规范（不论这些规范采用的是现有形式还是修正形式）的性关系看成是非法或是地下的规范”［3］。同时，亲缘关系及其权利义务关系固定在家庭关系之中，从而关闭了其他亲缘关系类型的生成可能，以及解决相应的权利义务问题的可能性。例如,这种家庭亲缘关系很难协调同性恋家庭由于生育子女而产生的家庭外的亲缘关系。事实上，采用生殖辅助技术生育子女的异性恋家庭也面临同样问题。可能产生的伦理道德问题和权利义务关系是现有婚姻制度难以解决的。同性恋为获得合法性诉诸婚姻制度，依照传统社会性别规范来解决子女成长和教育问题，都源于对社会传统秩序的惯性依赖，也是后者对社会成员的成功规训。

最后，影片看似无意地臆造了同性恋模式下两性关系的紧张，变相地为恐同症提供了借口，维护了异性恋婚姻家庭的伦理道德。影片呈现的女同性恋世界里，男性（捐精者父亲代表的成年男性）被工具化了。这可能是恐同症对女同性恋的想象和攻击，也可能是深受恐同焦虑影响的女同性恋者及其支持者们的观念和实践，不幸堕入女性中心主义。后者也为前者提供了口实。生殖辅助技术帮助同性恋家庭解决了生育问题，但是异性（生物学意义）繁衍后代的工具性大大强化了（仅仅是提供者）。当然，该技术的受益者不仅限于同性恋，它原本也不是为了解决同性恋的生育问题。影片有意回避了生殖辅助技术可能引发的伦理问题，但回避构成了一种巧妙的投射，不可避免地将这一技术的伦理问题与同性恋关联在一起，增加了恐同焦虑和同性恋者的自我焦虑。相比之下，在父亲的角色榜样问题上，影片更加直接地标榜了传统异性恋家庭伦理相对于同性恋家庭的优势。不管两位妈妈如何尽职尽责，依然不能代替真正的“父亲”。通过突出“父亲”角色扮演者在“性别”（在这里，生物性别与社会性别是同一的）上的不可替代性，影片维护了规范性异性恋制度的权威，同时影射了同性恋婚姻家庭对异性的工具化利用：生物学意义上的父亲完成了角色榜样的任务，但当他因为和朱尔斯的婚外情而演变成家庭入侵者时，便被无情地抛弃了。在最后家庭大团圆的动人图景中，找不到他的位置。这一结局复制了好莱坞传统家庭剧的大团圆结局，但那个父亲加第三者的出局却令这一结局很是吊诡，很难让人不去想象那个男人被抛弃之后的落寞，也不难想象那些铁杆恐同症者们看到这一结局时的愤怒。

综上所述，《孩子们都很好》试图打造一个同性恋家庭的“正常”形象时，采取了将同性恋和传统异性恋婚姻家庭模式嫁接的方式，不仅显示了主流社会性别秩序对性少数异质因子的有效吸纳和道德规训，也反映了性少数努力融入社会主流秩序的艰难和妥协。如果这部电影真能够代表同性恋的立场和声音，那么“孩子们都很好”就相当于“放心吧，您瞧，我们很安全”，听上去更像是讨价还价：只要你们接受我们，我们会让你们放心，就像某首歌中唱的：“我要的真的不多，无非是有你有我。”作为非主流的同性恋就这样心甘情愿地跳进主流接受传统道德的规训，这种姿态如果不是同性恋内在革命因子的自我倒戈，就是一种非主流的权宜之计，它在最初更多地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生存选择。

［参考文献］

［1］ 福柯.性经验史［M］.佘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71.

［2］ 朱迪斯•巴特勒.性别麻烦［M］.宋素凤，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180.

［3］ 朱迪斯•巴特勒.消解性别［M］.郭，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5.

［作者简介］ 路庆梅（1974― ），女，安徽亳县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2010级博士研究生，新疆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英语文学及西方文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