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虚构与搬演、再现关系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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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纪录片运用搬演、再现还原历史史实时，由于不是直接拍摄的历史影像，往往被人们简单地称作“虚构”。正如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单万里在《纪录与虚构》中指出的，“出于形象化的需要，纪录片在表现过去发生的事情时往往需要采用‘搬演’的手法，这也许就是通常所说的‘虚构’的含义”。①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刘洁在《纪录片的虚构——一种影像的表意》中曾这样对虚构进行界定：“狭义地说，纪录片的虚构就是在纪录片的创作中，创作主体在‘事实核心’的基础上，借助有声画形象的影像进行搬演、再现与建构，来超越历史时间、现实时空、文化差异、意识形态、认知表达、心理情绪等存在的界限，所进行的一种主观性的创造性重构。”②很明显，她也把在“事实核心”基础上的搬演、再现认定为“虚构”。
《现代汉语词典》对“虚构”的解释是“凭想象造出来”，也就是说虚构的东西是没有客观事实依据的。但是立足事实核心的“搬演”、“再现”，是对事实的一种还原方式和手段，并没有凭想象造出不存在的事实，不应该被纳入“虚构”体系。“搬演”、“再现”等纪录方式，准确地讲是“情境再现”或者“真实再现”，不能叫做“虚构”。其实单万里也看到了将“搬演、再现”称为“虚构”会引起混乱，“我们通常用‘虚构’这个汉语词汇来翻译英文fiction……通常情况下，我将这些词统统译为‘搬演’，之所以采取这种简单的做法，不是因为汉语的词汇不够丰富，而是不想使读者（包括我自己）陷入语言的圈套，不想引起更大的混乱”。③“《中华文明》的作者虽然有时用‘虚构’一词来概括自己的表现手段，然而，或许是由于担心人们对这个词持有偏见，所以有时更喜欢用‘真实再现’一词取而代之”。④
“再现”没有虚构事实
1.不虚构事实核心保证了纪录片的事实真实
纪录片要反映的“事实核心”不能虚构，是纪录片界长期以来坚守的底线；纪录片创作的大量实践表明，相关纪录片运用情景再现的部分，在历史上是确有其人、确有其事，也就说纪录片所要还原的“事实核心”是真实的，而搬演、再现、补拍等只是还原事实的手段而已，所以并没有违背纪录片真实性的本质特征，从而也能为受众所接受。
2.自然发生的事实影像与再现拍摄的模拟影像都事实地作为表意手段
用摄像机直接摄取社会现实影像，因为有“眼见为实”的天然说服力，一般被人们认定为“真实”，但从本质上讲，这种影像不过是与客观事实极度形似的符码而已，并非事实本身。德国心理学家雨果·闵斯特堡指出：“观众在影像中所看到的运动，实际上是他自己在心中制造出来的。连续画面的残像，并不能替代尚未中断的外部刺激，这也就是说，其中的必要条件是通过内在的心理活动，把支离破碎的局面统一起来，形成连续运动的观念。因此……影像的纵深，不过是纵深的暗示。”⑤所以，用扮演、搬演、补拍等来还原事实，与摄像机直接摄取影像相比，只不过是间接的而已，但也是在事实核心基础上的再现影像，作为表意符码，相对于事实本身来说，只是逼真性弱，并不涉及事实的真假问题。
“虚构”是演绎并不存在的情节，本质是意义重构
在纪录片领域，除了“搬演”、“再现”等情景再现手段，还有 “摆拍”和“创造性处理”；如果说前者是对核心事实的忠实还原，那么后者则不再是一面镜子，而是“一把打造社会现实的锤子”。锤子打变形的“事实”已经与社会现实有很大差异，差异的部分，就可以说是一种虚构的事实和情境。
虚构又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虚假式虚构，另一种是意义重构式虚构。
格里尔逊式纪录片和形象化政论就包含“虚假式虚构”成分，过于主观的解说、刻意摆拍甚至凭空杜撰场景极端美化或者丑化 “事实”，其实是为了宣传而虚构的幻象。这种以宣传为目的的纪录片虚构，既没有还原事实本身，也没有呈现创作者对事实的真实认知，因为其中的一些观点连创作者自己都不相信，这种纪录片二战后被冷落的命运说明，“虚假式虚构”是纪录片创作中要否定的。
而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新纪录电影，出于对“深度真实”的追求，开始对“真实”进行重新阐释，尝试“意义重构式”虚构。美国的《细蓝线》、法国的《浩劫》等作品的创作者认为：“当历史事件无法用任何简单的或者单面的‘没有记忆的镜子’进行表现时，应该采取‘虚构’的策略，并且采用不同于以往纪录片对事实的简单‘搬演’或‘重构’。他们绝不把实际发生过的事件简单地搬演给观众，而是用影像扮演出一些‘假定情景’。这些‘假定情景’不是完整的、全部的对过去事件的呈现，而是牵扯着当下历史记忆的‘碎片’，是通过创作者的虚构，呈现出‘生活是如何成为今天这个样子’的一种推演。”⑥《细蓝线》用虚构场面扮演了伍德警官遇害场景，“这个场面……是创作者莫里斯在深入调查中，对各种人物的辩解之词以及对他们产生的‘回响’的记忆进行衍生的‘副产品’，是一种经过分析、判断、推理的策略性的真实，充满了创作者强烈的自我反省意识和独特的认知”。⑦
在我国，周兵的《敦煌》曾选择了一个虚构的人物来结构一集剧情，而孙曾田的《康有为——变》则在纪录片虚构方面实现了真正意义的突破。该片中不仅有孙曾田“穿越”到100年前与康有为面对面对话的剧情的虚构，更有类似电影《末代皇帝》中蝈蝈笼子一样的剧情的虚构：康有为在小乌龟背上写了“变”字，然后把小乌龟压在砚台下面……百多年后孙曾田从砚台下取出那只乌龟，放在车上，穿行到天安门前…… 该片利用这种“纯属虚构”情节形象地呈现了孙曾田对康有为变法思想的理解和认可的心理时空，从而完成了对历史的“意义重构”。
“这类纪录片的创作，既不是简单地回溯历史，也不是间接地、简单地仅仅为了弥合时空断点而搬演曾经发生的现象，而是常常站在‘当今’的立场上，来重新解构文化、历史现象，提出自己的认知、见解和疑问……为了呈现这种思辨、认知的需要，创作者也采取一些‘虚构搬演’、‘主观设问’等虚构表意手段，只是有些虚构情景，不一定是曾经发生过的，它是为了协助创作者表达自己的反思、质疑、认知的一种‘图解式的呈现’。”⑧
结 语
尽管都是纪录片表意的手段，但是二者之间并不能混淆。“再现”并非虚构事实，而是还原事实的一种手段，而“虚构”则是演绎情节，是对历史和现实的意义重构，虚构拓宽了纪录片的创作对象领域，丰富和革新了纪录片表意的技能技巧。
注释：
①③单万里：《纪录与虚构》，《纪录电影文献》，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5月版，代序页
②刘洁：《纪录片的虚构——一种影像的表意》，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版，第8页
④单万里：《认识“新纪录电影”》，林少雄主编：《多元文化视域中的纪实影片》，学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287页
⑤【德】雨果·闵斯特堡：《电影剧——一次心理学研究》，贾磊磊：《电影语言学导论》，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年版，第23页
⑥【美】林达·威廉姆斯：《没有记忆的镜子》，单万里主编：《纪录电影文献》，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第586页
⑦⑧刘洁：《纪录片的虚构——一种影像的表意》，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版，第109页、第71页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广播电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