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理欲体验的动态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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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疯癫与文明所包含的非理性与理性之间的复杂关系是福柯在其著作《疯癫与文明》中探究的主要课题并逐渐被现当代西方人作为审视西方文化的特有认知模式而受到广泛关注和研究。结合《疯癫与文明》所开启的理欲文化认知模式，同时以人的存在自由和疯癫与理性的存在自由为纵向标尺梳理和分析西方自中世纪以来以理性和非理性为核心的文化历史进程，有助于将二者从历史表现、动态交互关系、人文价值等方面进行深刻批判。

关键词：理性与非理性；疯癫与文明；存在与自由；异化与体验

中图分类号：G11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7-0053-02

福柯认为，理性——疯癫关系构成了西方文化的一个独特向度。《疯癫与文明》中，他力图将疯癫效应从认识论的枷锁中释放出来，恢复人类主体被宗教、道德、法律、科学所摧毁的生命体验。一种对象分析走向一种知觉体验，这便是疯癫意识觉醒后对于现代人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而这部被称之为理性时代的疯癫史，从另一个角度也展现了西方文化的运行轨迹和宏观轮廓，即西方文化可以归为一种理欲的动态体验模式。

中世纪的禁欲主义、神学本质论以其绝对理性排斥人的疯癫体验。理性以至上的领导权嘲笑着人性的非理性萌发。当宗教以“甜蜜遗弃”的排斥方式，使人们在嗅到虚无的讽刺的同时，更夸大了这种绝对理性，实际上“这种严格区分的重大方式既是一种社会排斥，又是一种精神上的重新整合。”[1]5可以说，中世纪人的感性体验是被固定了的，规范化了的以及为行会的规则所统辖的。

文艺复兴时期，那被放逐的愚人船却成了寻找自我理性的朝圣船。愚人船在流放中所获得的疯癫体验，戏剧、文学、版画、建筑等，各种时间艺术和空间艺术都逐步开始摆脱了中世纪绝对理性的说教，以意象的形式专注自身的疯癫。在审美体验中获得精神的整合和超越。疯癫代价换来了他们追求的真理。他们挣脱了绝对理性对他们的排斥，疯癫的批判以非理性的方式建构了新理性，而与之对应的中世纪的神秘理性则因新理性的建构成为了对立的非理性。

“疯癫所涉及的与其说是真理和现实世纪，不如说是人和人所能感觉的关于自身的所谓真理。”[1]22疯癫意象对知识盲目自大的批判和讽刺的同时，为人们树立了道德这一面镜子。然而道德价值的批判脚步却停了下来，疯癫体验在批判中建构的凝固成了一种“没有意味的形式”，成为理性的随从和必不可免的仪仗队。疯癫，这在文艺复兴时期人们所获得的真理在古典时期被禁闭起来。所建构理性的标准开始规范疯癫的各种状态，用道德禁锢着疯癫产生的缘由。可道德因为作为一种符号认识，以一种静态记忆去支配和驾驭一种流动的理性。这本来就是一种荒诞的存在，而为了持续这种荒诞的存在，道德的外衣下，只能用一种特殊的强制行动将未完成的理性归于沉寂。道德被作为支配人情感的工具。打着道德的旗号，理性主体“搜捕、强迫、铐、命令、禁止、干涉、鞭折……”[2]519等等各种权威主义的谴责行为都有了社会意义。至少他们认为具有某种维护安定的社会意义和应付危机的经济意义。道德名义成了政治措施和经济策略最好的幌子。古典时期就是以道德作其代言人，以禁闭的方式进行其伦理经济的实验。正如福柯自己所说：“正是在某种劳动体验中，形成了这种经济和道德交融的禁闭要求。”[1]52安置劳动力体现了道德的升华，而禁闭则是依道德行事。那么安置劳动力就等于禁闭，工作义务就取得了既是伦理实践又是道德保障的责任和意义。劳动作为道德改造和约束的一种练习而被制度化，开始了行政措施下的肉体强制，道德训诫下的心灵统治成为古典时期禁闭的全新特点，这种理性的要求就是秩序对肉体和精神的束缚，对群体的压力趋向整齐划一。权威主义下的禁闭模式中，机构、秩序、道德、宗教、暴力等凝练成为一种专制综合体，实行着其绝对的统治。

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18世纪末。禁闭的极端压迫引起了禁闭体制本身的混乱，禁闭自身也开始被疯癫化，它在分离与惩治疯癫时，使疯癫体验的力量变得愈加强大。疯癫意识在沉默中开始苏醒。启蒙运动以及资产阶级革命打开了禁闭的大门，力图减轻疯癫的程度，于是新的理性到来了，旧的理性因为被划入疯癫行列而成了非理性，疯癫获得了自由，从极端的非理性中分离出来，可是新的理性在重建社会中安置疯癫再次成了问题。福柯其实在第一章疯人被排斥时就说过，“这种方式将带着全新的意义在完全不同的文化中延续下去。”[1]78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关怀和资产阶级法律的制定，民主和法律开始有张有弛地对疯癫进行理性教育。理性对疯癫开始某种转化。理性使疯癫可以认识自我的状况，疯癫通过理性的规范使自我恢复理性下的自由并努力忘却那曾经的禁闭。理性主体的建构又担心疯癫体验使自身重蹈坍塌的命运。于是他不得不在为疯癫获得理性主体的自由后，使疯癫意识到自己的存在，自我规范，仅此而已。这种看似妥协的共谋关系，本质上仍是理性将自我置于一个完成的状态，理性主体为了自身的强大开始对疯癫进行分析和掌控，手术后的疯癫获得理性的自由，而并不是自身的自由。

当疯癫获得理性下的自由，疯癫也异化了，他化了。与此同时，异化的主导者使其自身的理性以其至上性征服了疯癫的同时，也使理性抽象至另一个极端。两次世界大战正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征服欲望的极端体验，将理性直接异化为一种抽象理性的疯癫。这样的悲剧体验，是一种理性主体的极端体验，疯癫的表现行为。因为在实证主义面前，疯癫早已被对象化为自然现象，被绝对化为认知对象。于是非理性的极端体验在中世纪被沉寂后，再次遭到了摒弃与遗忘。体验作为一种没有感受的形式被悬置在科学的神圣圈子。在实证主义的现代，一个被工具意义所减缩的理性越来越体现出其功能和实用性。理性的工具化成为现代西方文化的主要性质。实用理性即工具理性在不断满足人认识的需要的同时却模糊着人应有的体验意义。人们更愿把曾有的体验看做认知对象，获取认知的意义。但是，正是这种实证主义下的理性，将求知的不断满足视为真理的自身认可时，那么自身体验到的只能是根本的虚无。现代人的悲剧正是丧失了应有的悲剧体验，将生命与形式割裂开来，存在的虚无感自也不可避免。

很显然，实证主义带来的工具理性完全将非理性带来的疯癫体验拒之社会之外。理性与非理性的对立，认识与体验的分化与混乱异化了整个现代。但历史的碎片在努力整合后，仍旧可以揭示人存在的真理。故此，我们会发现，从中世纪到现代，西方文化历史进程在放大后表现出这样的运动轨迹。即从非理性中恢复理性，再把理还给非理性的不断解构和建构的动态过程。理欲从隐性对立走向显性分化，人类自身总是不同程度地使理性抽象化，权力化；使非理性对象化，他化。从宗教到法律、科学，是绝对理性的一步步抽象化，形式化，其以一种普遍的威慑力驾驭着整个社会。理性以最极端的形式，把非理性的体验抽离出来，对立起来，推向一种极致。权力化的理性消灭了人本身，人只作为知识的对象存在。但无论是一种非理性的解构还是一种理性的建构，其实只是主体的人疯狂的欲望变幻着的形式。它将人类从一种极端体验带到另一极端体验，这就是理性时代的疯癫史，疯癫代价下的文明史。每一次巅峰体验，总是以一种悲剧体验来换取下一个巅峰体验来临之前的合理存在。这样双关状态无限地循环往复但却不是机械的运动，它在无止境中，使集体欲望和个体欲望在冲突与斗争中总是呈一种上升趋势，使欲望一次比一次疯狂。每一次疯狂的最边缘体验或极端体验总是比上次更具有毁灭性也更具有启蒙性，也一次比一次难以实现新的启蒙。尽管我们现在在消解这一极端体验的力量，为下一个极端体验的到来时刻作着各种形而上的准备和实践的经验，然而人们自身建构的现性主体太过强大，使人们在消解这一极端权利时总是显得力不从心，甚至以一种决绝的态度与此抗衡，但结果却适得其反，使这一极端力量更加强大和稳固，“当它为了驾驭自己而使自己有权跟这个世界合二为一时，它却在抵达这个伤害它的世界的极限时，被这个世界变成了反抗它自身的暴力。”[1]198人被极端异化了。人的决裂的态度，撕裂自我的举动，不仅不是为下一个体验的到来做努力工作，反而在一种极端的方式中毁灭了自我，使自我在“陌生化”中，更觉得下一个体验的到来是那么的虚无，人在虚无中开始无所适从。

尽管人为了消解这一极端力量力图使其具体化，然而却以一种激进行为将自我的力量再次抽象化。人异化了自己，抽象了理性体验，这是人认识自身真理时所付出的代价。问题是这牺牲我们不但没有去感受，反而将其逐出我们的感受，归为一种明确的结论，成了分析对象，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我们应证明使我们自己相信我们的这种生命体验对我们自己的拯救是如此的重要，从认知领域恢复种种我们已经空缺的体验。给体验以自由，让这种生命的感受和其种种形式相融合，来证明人应有的存在状态。人的存在状态也对于理性极端和非理性极端体验的跨越有了真正未完成的启蒙意义。人不会感受不到自身而变得虚无，人不会觉得对这个世界的揭示变得荒诞；相反，人们明白，世界的运动轨迹都因为有了人自身的生命体验有了在场的现实性和确定性。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对权力理性即工具理性的批判，即我们应以怎样的非理性体验去批判理性的压制，使异化的自身从放大的理性中实现自我的救赎，回归自由。但使理欲的体验模式正常运转起来，这形而上的批判只是第一步。接下来，我们应恢复我们自身体验的价值和意义，驱除原有的分化，使理欲走向对话，走向统一。是否可以以一种审美体验的方式，从认知走向体验，从分化走向对话呢？真善美得到统一，理欲得到自由呢？

参考文献：

[1]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2]米歇尔·福柯.古典时代疯狂史[M].林志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