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外股权确权惹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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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投资行政主管部门进行股权变更审批的具体行政行为与投资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行为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不应将两者混为一谈。
在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经营过程中，投资各方之间发生各种各样的纠纷在所难免；一旦该等纠纷诉诸法律，诉讼各方是否具有诉讼主体资格就成为一个首先需要解决的前提问题。同时，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成立、变更、终止均应当报经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审批才能生效。
1988年4月21日，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深圳假日酒店有限公司在一片欢呼声中成立。合资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美元，其中中方河源华酉服务公司（以下简称“华酉公司”）出资 200万美元，外方挪威冰城发展公司(以下简称“挪威冰城公司”)出资800万美元。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一桩简单的合资几年后惹出一场纠纷。
合资企业变更股权
由于外方资金未到位，1991年10月6日，深圳假日酒店有限公司的出资比例予以变更，其中中方出资750万美元，外方出资 250万美元。同日，华酉公司与香港德丰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德丰公司”)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香港德丰公司购买华酉公司在深圳假日酒店有限公司中55%的股份(550万美元)。该股权转让经深圳假日酒店有限公司董事会会议决议同意。同月16日，深圳假日酒店有限公司的合资主体和出资比例予以变更，其中中方华酉公司出资200万美元，外方挪威冰城公司出资250万美元，外方香港德丰公司出资550万美元。1992年 3月13日，深圳假日酒店有限公司经工商部门进行名称变更登记为深圳金峰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金峰公司”)。
1992年8月19日，香港金峰公司在香港公司注册登记总处登记成立。1993年2月6日，香港金峰公司与香港德丰公司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香港德丰公司将其在深圳金峰公司中的全部股份(550万美元，占55%)转让给香港金峰公司。同日，香港德丰公司致函深圳金峰公司，称"因我公司香港业务全面调整，经董事会研究，现决定公司名称更改为香港金峰公司，请协助办理更换批准证书、工商登记等相关法律手续。"同年4月5日，外商投资主管部门作出的《关于深圳金峰公司港方投资者更名的批复》中称："由于深圳金峰公司港方投资者--香港德丰公司更名为香港金峰公司，故同意深圳金峰公司合同、章程有关条款作相应修改。"同月24日，市人民政府向深圳金峰公司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批准证书》，载明合资者为华酉公司、挪威冰城公司、香港金峰公司。
1993年5月9日，由香港金峰公司全体董事出席的会议作出决议，香港金峰公司股份重新分配为张林、董知明、孙文宁、赵慧、周南各占20%。
1996年10月17日，芬兰金峰公司和赵慧出具"关于香港金峰公司更名为芬兰金峰公司的说明"，载明："深圳金峰公司丙方投资方为香港金峰公司，现因该公司迁移至芬兰，公司注册于芬兰，因此原香港金峰公司更名为芬兰金峰公司，法人董事长未有变动，深圳金峰公司的丙方投资方的股权不变"。同年11月12日，市政府《关于同意深圳金峰公司股权转让的批复》同意将其持有的华酉公司全部股权转让给文达公司，同意原投资丙方香港金峰公司变更为芬兰金峰公司。同月深圳金峰公司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1999年6月26日，市人民政府向深圳金峰公司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载明，合资企业的投资者为文达公司、挪威冰城公司、芬兰金峰公司三方。
1999年6月3日，香港金峰公司在香港召开特别股东大会，董知明、张林出席，其中张林亦代表孙文宁参加此次大会，赵慧、周南缺席，会议决议授权董知明、张林代表公司全权处理该公司投资的深圳金峰公司项目中所产生的纠纷一案的有关事项。同月19日，由董知明、张林出席的董事会作出决议，授权董知明代表香港金峰公司签署有关深圳金峰公司项目纠纷一案的《民事状》。同日，香港金峰公司以芬兰金峰公司为被告，诉至本案一审法院，认为芬兰金峰公司侵占了香港金峰公司在深圳金峰公司中55%的股权。香港金峰公司因此请求判令：（1）被告停止侵占其投资款550万美元的侵权行为；（2）被告立即向工商机构办理变更归还其在深圳金峰公司中55%的股权，即550万美元；（3）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2000年10月10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芬兰领事馆认证的顾长青及由顾长青代赵慧、周南签署的声明称：赵慧、周南及顾长青是香港金峰公司的董事，公司董事局从未研究过亦未做出过决议向一审法院诉讼，所谓诉讼状他们并不知晓。在半数董事未知情及未赞同之形势下的诉讼是非法的。2001年4月2日，由赵慧、周南、顾长青出席的香港金峰公司董事会作出决议：董知明等董事未经全体董事讨论并达成决议，擅自以公司的名义对芬兰金峰公司向一审法院无效，决定以香港金峰公司的名义申请撤诉。同日，向一审法院发出盖有香港金峰公司公章的《撤诉申请书》，申请撤回。
2001年5月5日，由董知明、张林、孙文宁参加的香港金峰公司董事会作出决议：（1）对芬兰金峰公司的法律诉讼是由董知明、孙文宁、张林等董事依法作出，赵慧等人无权；（2）上述决议已于1999年6月3日获占已发行股份 60%的股东出席的特别股东大会的确认通过，以维护股东的基本利益，故赵慧等董事无权或反对；（3）授权董知明代表公司发出声明。
一审法院支持原告确权请求
一审法院认为：1996年10月17日之前，深圳金峰公司的投资人分别由文达公司、挪威冰城公司、香港金峰公司三方组成，其中中方资金200万美元、挪威冰城公司资金250万美元、香港金峰公司资金550万美元。关于10月17日之后香港金峰公司是否更名为芬兰金峰公司、是否迁址至芬兰的事实，从现有证据可以充分证明，香港金峰公司从未更名为芬兰金峰公司，亦未迁址至芬兰，在法律上也不存在不同国籍公司之间的更名和迁址问题。香港金峰公司从成立至今，一直在香港营业，芬兰金峰公司对这一事实亦予以认可。即使香港金峰公司股东内部之间存在权利纠纷，芬兰金峰公司以上述方式获取深圳金峰公司股东地位没有事实依据，同时违背了法律规定，其行为侵害了香港金峰公司的权益。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董事会是公司的业务管理机构。根据现有证据证明，香港金峰公司的行为经公司三位占60%股权的股东同意，符合公司章程，应为有效。芬兰金峰公司提供的以香港金峰公司名义提出的撤诉申请，未经香港金峰公司股东成员的多数同意，故对该撤诉申请不予采纳。香港金峰公司与芬兰金峰公司对在深圳金峰公司中原股东香港德丰公司变更为香港金峰公司这一事实均无异议，故香港金峰公司是深圳金峰公司的股东，亦当然是相应股权的所有人。一审法院判决如下：（1）确认深圳金峰公司的股东之一是香港金峰公司，共计投资550万美元；（2）芬兰金峰公司应停止侵害，并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办理相应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确认投资主体和投资款归属香港金峰公司。
被告对一审法院的判决不服，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被告认为，其一，董知明、张林、孙文宁三人做出的临时股东大会是在未通知赵慧和周南这两位股东、这两位股东也因此未参加的情况下召开的，因而其召开是无效的，其形成的股东会决议也是无效的，故而香港金峰公司无权依该股东会决议芬兰金峰公司。其二，本案系确权之诉，且本案中的"确权"有其特殊之处，即本案涉及的是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股权变更问题。深圳金峰公司系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根据中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的规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成立、变更、终止均应当报经有关主管部门审批，并到工商机关办理相应的登记手续，才能生效。通常情况下，人民法院可以通过民事诉讼的判决结果直接或间接地使有关行政行为作出变更，但这些行政行为应理解为只是程序性的或形式性的行为，如备案、登记等行为，而对于实质性的行政行为，如本案所涉的审批行为，则是中国法律赋予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的特有的权力，不能通过民事诉讼程序和作出民事判决予以变更。即使行政主管部门的审批行为不当，也只能通过行政复议程序或者行政诉讼程序予以纠正。因此，本案香港金峰公司请求确认其在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的股权的主张只能通过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途径加以解决，而不能通过本案的民事诉讼解决，因此法院应驳回原告的。
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二审法院认为：香港金峰公司系在香港依据公司条例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赵慧、周南和张林、董知明、孙文宁均系该公司占20%股份的股东，张林、董知明、孙文宁能否通过所谓"特别股东大会"决议提起本案诉讼涉及到法人的民事行为能力问题。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国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的规定，"法人的民事行为能力依其本国法确定"，"外国法人以其注册登记地国家的法律为其本国法"。因此，本案应当根据香港法来认定占公司60%股份的张林、董知明、孙文宁三股东能否在赵慧、周南未参加的情况下通过股东大会决议代表香港金峰公司提讼。
根据香港公司法的规定，公司重大事项的决议、股东大会或者特别股东大会的召开等等均应当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本案中，由张林、董知明出席的特别股东大会决议提起本案诉讼，其中张林亦代表孙文宁，也就是说占公司60%股份和60%多数的股东出席了该次特别股东大会并通过了提起本案诉讼的决议。根据香港金峰公司章程的规定，全体股东均应当获得此类会议的通知，赵慧、周南并未获得该次会议的有效通知，因此违反了该公司章程的规定。然而，特别股东大会决议是为了维护香港金峰公司的利益，而且并不构成对赵慧、周南少数股东的欺诈，尽管与赵慧、周南的利益相违背，根据香港判例法上确立的原则，该特别股东大会应当认定是有效的。因此，根据香港金峰公司1999年6月3日的特别股东大会决议提起的本案诉讼是有效的。亦因此，2001年4月2日赵慧、周南、顾长青出席的香港金峰公司董事会决议以香港金峰公司的名义撤回本案诉讼是无效的。
虽然本案确权诉讼涉及到的股权变更需要经过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的审批，涉及到其具体行政行为，但本案之民事法律关系与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作出的行政许可法律关系是两个相对独立的法律关系，并且本案的民事法律关系是行政许可法律关系的前置法律关系。只有本案之民事法律关系先行予以确定以后，行政许可法律关系才有了其发生的法律基础。因此，原告请求的民事确权诉讼请求，符合法院民事诉讼的范围，法院有权对原告的民事确权之诉进行审理和裁判。二审法院裁定驳回被告的上诉，维持一审法院的判决。
（ 本文作者分别系北京市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和实习律师，其主要业务领域为房地产、金融和公司法律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