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务控制型FDI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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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控制型的FDI，是指外商独资企业与我国的企业签订委托加工的协议，协议的条款主要内容包括：外商提供技术指导、设备贷款、供应零件、支付加工费并收购产品等方面。上述内容可以通过图1直接展现。
与传统的对于FDI的理解不同，业务控制型的FDI，并没有通过出资获得被投资国公司的股权。然而即使在这样一种不出资的前提下，跨国公司依然可以对被投资国公司进行影响。其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技术方面。由于跨国公司的在技术上远远领先于被投资公司，如果缺少了跨国公司的技术，被投资公司将完全无法进行生产，这种技术上的垄断使被投资公司不得不依赖于跨国公司。第二，资金方面。跨国公司向被投资公司提供了购买设备的资金，同时被投资公司在加工完成以后要将商品卖给跨国公司的子公司。如此一来，跨国公司对于被投资公司的成本、利润等就构成了控制。第三，物资方面。被投资公司进行加工制造的零部件往往来自于跨国公司，因此只要跨国公司在零部件的供应上和最终产品的需求上获得垄断，便可以对被投资公司进行控制。
由以上的定义和分析可见，对于掌握着先进技术的跨国公司，业务控制型的FDI是一种很好的选择。它既不需要如新建投资般在设立工厂、购置设备和劳动力上花费大量的开支，也不需要如跨国并购般在现金支付、股权交换上投入许多的资金。是一种十分节约成本的FDI形式。
二、苹果公司的业务控制FDI产业链分析
业务控制型的FDI是掌握先进技术的跨国公司进行国际直接投资的极佳选择，而苹果公司，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富创新力的公司，也积极采用了这种投资方式。
近年来，苹果公司推出了iPod、iPhone、iPad等一系列的尖端电子产品。这些产品每一款均获得了消费者广泛的欢迎并热销全球各地。如此庞大的一个消费者市场，自然需要十分强大的制造业务进行供给才能够得到满足。然而，美国本土的人均工资绝对地高于世界各地，2008年，美国人均GDP为323920元，联邦最低工资为93052元，全国平均工资为288620元，劳动力成本相当昂贵。因此，对苹果公司而言，在美国本土建立其制造工厂显然不合算。
基于以上原因，向美国以外的劳动力廉价地区寻求制造商，并以业务控制的形式对其进行FDI，自然是苹果公司降低制造成本的必由之路。在上世纪70年代，中国台湾地区曾是苹果这样的高科技公司在海外寻找代工工厂的最佳选择，如鸿海集团这样的专营OEM的厂商一直同世界绝大多数的顶尖高科技公司保持着业务往来。这为当年台湾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极强的推动力，台湾也因此位列“亚洲四小龙”之一。
然而，随着世界经济环境的风云变幻，台湾地区的经济水平不断提升，劳动力的成本也水涨船高，鸿海集团等代工厂商凭着简单的手工制造赚取利润的难度也越来越大。与此同时，中国大陆地区的改革开放拉开大幕，大陆地区的国际投资环境日趋完善，而大量的人力资源相伴的劳动力的低廉，极大地诱惑着希望压低制造成本的跨国厂商。在20世纪80年代末，鸿海集团率先在深圳地区设立了富士康深圳科技园。从这以后，富士康公司从鸿海集团手中接过了“世界代工之王”的头衔。与此同时，苹果公司的世界最大代工伙伴，也变成了大陆的富士康公司。
三、业务控制型FDI对于本土经济的影响分析
就如同新建投资等传统FDI方式可以为本土经济带来极大推动一样，业务控制型的FDI对于本土经济的助益也是不言而喻的。
首先，业务控制型的FDI为本土的厂商提供了无形的投资，使本土的制造厂商有机会参与到了国际市场中去，为其的发展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视角。其次，业务控制型的FDI解决了大量的本土劳动力就业问题。如仅富士康公司在深圳的龙华科技园，就有42万名员工，也就意味着提供了42万个就业岗位。最后，业务控制型的FDI给本土的公司提供了优秀的管理模式。虽然跨国公司并不享有被投资公司的经营权，但为了保证被投资公司能够进行高效的进行生产，必然会在管理模式等方面提供指导，这对于本土公司的发展也是大有帮助的。
然而，即便这样一种FDI有着诸多的好处，其他所带来的各种不利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尤其是在2010年年初，富士康公司发生了震惊全世界的“13连跳”，其“代工之王”的称号也被改成了“血汗工厂”。这其中折射出的种种问题是值得深思。
台湾宏公司的董事长施振荣先生曾经对于专营OEM制造的厂商提出过著名的“微笑曲线”理论：在整个产业链中，上游的研发企业和下游的营销企业均可获得较高的附加值，而只有居于中游的制造业厂商能够获得的附加值最低。如图2所示：
显然，在苹果公司的全球产业链中，它牢牢控制着上游的研发环节和下游的销售环节，而仅将价值最低的制造环节交给了富士康公司。据《纽约时报》调查，一部售价600美元的iPhone4，所需的材料成本约为187.51美元。其中约80美元的材料是韩国的产品，美国、德国和日本一些公司则提供另一些材料。将这些元件进行组装的富士康公司，则只得到每台6.54美元的酬劳。而苹果公司在每台iPhone4上的获利高达360美元，即利润约为60%。对于富士康这样的专营代工的厂商而言，若想从世界众多的代工厂商中脱颖而出，获得苹果公司的订单，必然要尽量压低其劳动力成本。如此一来，企业员工的基本生活需求自然难以得到保障。广为人知的是，富士康公司几十年来一直秉持的是“军营化管理”理念，员工的各种权益都受到着限制。因此也不难理解为何很多刚刚进入公司不久的员工就会选择自杀。从直接原因来看，这些员工的自杀是和富士康公司的严苛的管理模式有极大关系的。然而从根本上来看，却是苹果公司等国际大型科技公司掌握着电子产品的议价权，以业务控制的形式对富士康公司进行FDI，仅向其付出极低的代工费，间接造成了这些员工得不到生活必需的薪酬，最终走向绝路。
四、对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启示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业务控制型FDI是跨国公司压低制造成本的好选择。然而对于我国这样的被投资方而言，接受业务控制型FDI只是现阶段短期发展的选择。如今，我国的经济发展已经步入了“刘易斯拐点”，提高薪酬、逐步摆脱跨国公司的业务控制，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已经势在必行。
从本土代工厂商而言，应尽快转变经营的模式，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发展，在制造的同时进行自主设计，建立属于自己的研发团队，并同时注重经营品牌优势，大力提升自主品牌知名度。争取早日从单纯的OEM厂商，向有设计能力的ODM厂商转变，最终成为有自主品牌的OBM厂商。
另外一方面，随着我国本土的公司逐渐壮大，亦可以尝试着以业务控制的方式进行国际直接投资。如东南亚、非洲等地区，现在的劳动力已经比我国的劳动力还要廉价了，所以我国的先进厂商以加工委托的方式和这些地区的制造业厂商进行合作，必然可以压低生产制造环节的成本，获得更大的利润。现在，美国的各大公司已经开始将委托厂商的目标投向了越南、老挝等国家，我国的公司也不能落后，在抢占国际廉价劳动力市场的战斗中必须占有一席之地。
最后，从政府的角度而言，亦需要尽快改革产业发展政策，在逐步调整引进外资政策的同时制定激励企业研发创新的制度，努力创造有利于创新的市场环境，让我国摆脱“世界工厂”身份，成为有自主竞争力的大国。
参考文献：
［1］卢汉林：《国际投资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许基南：《基于产业链分析的代工企业自主品牌战略研究》，《当代财经》2007年第2期。
［3］吴海峰：《我国代工生产企业问题及对策分析》，《现代商贸工业》2010年第16期。
［4］蒋亚杰：《台湾代工企业品牌升级问题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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