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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陕西农村市场经济主体培育的意义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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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概述了培养陕西农村市场经济主体的意义:首先,有利于有限的土地资源落到最能有效地使用它们的人手中;其次,有利于及时吸收和充分利用农业科学技术;再次,有利于农村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第四,有利于逐步改善农业资本倒流现象;最后,必将彻底冲垮农业传统的生产方式。有针对性地提出促进农村市场经济主体培育的对策:作好基础性的统计工作,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努力做好农村市场环境的建设;尽快改变惠农民不惠农业的各种财政支持政策;努力改善农村金融环境,为农村市场经济主体提供资金支持;加大教育投资,努力提高农业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水平。

【关键词】 农村;市场经济主体;培育;意义;对策

党的十六大以来,陕西省农业发展持续向好,农业现代化快速推进,各种强农扶农政策持续实施,农业结构调整逐步进入良性循环,农业科技水平和机械化水平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陕西各地县都在积极探索一条适合县和地方特色的农业现代化路子。

但从陕西和全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对农业的要求来看,陕西农业的弱质性和滞后性是十分明显的,小农户与大市场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一是土地流转速度增长缓慢,严重制约了农业规模经济作用的充分发挥和农业科技的充分及时推广和应用,大大影响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二是农业劳动力的过度流失,由于陕西和全国非农产业的快速发展和市场化水平的快速提升,及其科技水平溢出效应越来越充分,非农产业日趋上升的工资水平抽走了农村绝大部分青壮年劳动者,使陕西省农村人力资源积累的连续性和递延性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农村人才短缺的现象日趋严重;三是农村资本市场发展滞后,农村自身积累的财富,快速向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城市和非农产业流转,农产品流通中挤压农业利润问题严重,这些问题都在严重制约着陕西省农业中新资本的生成。

一、农村市场主体的健康快速成长,对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具有决定意义

市场经济是指市场对社会资源的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经济,而这个作用只有通过市场主体之间的市场关系来完成,市场主体越是健康成长越活跃,通过充分的市场竞争,社会资源就越能通过市场交换流转到能最有效使用它们的人手中。资源的配置优劣取决于市场主体成长和发育程度,资源的利用程度同样如此。

就陕西省农村目前市场经济发展的现状来看加快市场主体培育的意义有以下几点:首先,有利于有限的土地资源落到最能有效地使用它们的人手中。农村市场主体越是发育得好,通过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土地耕种就越能够集中到农村市场经济主体手中,就越能发挥土地规模经营的作用;另一方面,以农业经营为主要内容的农村市场主体地必然会精耕细作,充分发挥土地资源的作用。其次,有利于及时吸收和充分利用农业科学技术,因为成熟的市场主体必然有充分的竞争压力,有强烈的降低产品成本和提高产品质量的冲动,必然形成对农业科技的渴求,也就自然会改变小规模分散经营的农户对增产小的科技利用缺乏兴趣,对投资大的科技推广缺乏条件的状况。再次,有利于农村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加快农村市场主体的培育过程必然是农村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和成熟的过程,同时,也是农业劳动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劳动者的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会稳定甚至会吸收一部分劳动力固定在农业部门; 另一方面,越来越充分的市场竞争会促进分工的深化,这些都符合人力资本积累的连续性和递延性的规律要求,通过干中学和农业科技的广泛应用,具有较高人力资本水平的新型农业工人一定会逐步成长起来。第四,有利于逐步改善农业资本倒流现象。资本是追逐利润的,随着农村市场经济主体的逐步成熟和农业劳动生产条件的改善,农业劳动生产率必将大幅度提高,农业利润也会随之提升,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吸引资本的流入。最后,必将彻底冲垮农业传统的生产方式。农业传统的生产方式是小而全大而全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发展到今天充其量也是半自然经济。就我国50%左右的农村人口的现状来说,[1]我国农产品的综合商品率也就只有50%左右,既使多,也很有限,与美国2%左右的农业人口相比,相差巨大。[2]但传统的小农生产方式有二千多年的历史,有顽强的生命力,许多小农户在从事小量商品生产时是不计劳动成本的,境况不好时也不会破产,更不会转产,因为他们没有别的收入作支撑,境况好时,也不易扩大,因为有资金、技术、市场和人才的严重约束。这样的生产方式求温饱可以,求发展难。但这种状况在我省农村目前仍然占据着统治地位,严重挤压着新的市场主体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如果我们能给予新的市场主体以有力支持,使之迅速成长壮大,且逐渐在农村市场经济活动中占统治地位,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自然会逐步瓦解。

总之,产业升级的重要内容之一是第三产业比重大幅度提升,而第三产业是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产业,它的发展必然建立在生产和生活聚集的基础之上,而生产和生活的聚集必然要求人口的相对集中居住,要求城镇化的快速发展,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一种结果,而不是出发点更不是一种口号或政策引导。它必将建立在农业生产的强大的物质技术基础之上,它要求农业能够源源不断地提供数量充足且质量上有保证的农产品,人口相对集中于各类城市和农业人口的大幅度减少必然要求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这样的结果只能依靠农村市场经济自身的充分发展。进而要求我们要加快对农村市场经济主体的培育。市场经济主体的成长像一切有生命的物体成长一样,我们既不能拔苗助长,也不能越俎代庖,但是我们能够为它们的生长提供水份、温度和营养,使它们在最适宜的环境下生长。特别是对刚出生的幼儿生命体更要爱护有加。陕西省农村市场经济主体就是一个出生不久的幼小生命体,急需要我们的呵护和培育。

二、培育农村市场经济主体的具体举措

1、作好基础性的统计工作,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

农村市场经济主体主要包括投资农业经营领域的各类企业(不仅仅是指龙头企业),各类合作社、种植养殖专业户。它们都是以交换为目的商品生产者,是以盈利为目的经济单位。对它们的基本情况和经营活动要进行系统的统计,并要长期跟踪,了解基本信息,好像刚出生的幼小生命要掌握好温度、水分和气候一样地了解它们,使我们整个培育市场主体的工作有一个客观的基础,也便于对不同培育措施的效果进行比较分析,总结经验,不断提高培育效果。

2、努力做好农村市场环境的建设

目前除了做好各类硬环境建设以外,最主要的是要做好各类软环境的建设,主要是法治环境的建设。市场经济是有序经济,有序经济是法治经济,就陕西省目前农村的法治环境来说还有许多有待完善的地方,不少地方的农户法治观念淡溥,各类合同的违约现象屡见不鲜,有不少市场主体与农户签了土地使用权转让的长期合同,但有些农户没有到期就要收回土地;有些农户不愿出租土地,使得土地的连片经营无法实现。有些地方的盗窃现象非常严重,不仅偷盗成熟和半成熟的农产品,而且还偷盗井架、水管和水泵等水利设施,严重破坏和影响了正常的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由于土地承包者往往是外村人,他们的看护费用十分高昂,难免增加了农产品的生产成本。政府应当组织力量,在加大法治宣传力度的基础上,应当主动上门为这些受损的市场主体提供相关服务,例如可建立24小时特服热线,对查明属实的问题责令相关部门限期处理等。

3、尽快改变惠农民不惠农业的各种财政支持政策

耕地补贴是多年来为鼓励农民种粮的财政支持政策,但土地使用权流转后,这些补贴并没有随同土地使用权一起流转到土地经营者手中,而是仍然落在了原来是土地经营者现在不经营土地只是出售土地经营权的农民手中,这部分支出只是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并没有支持农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使其失去了原有的意义,应当及时进行调整。[3]应对那些经营规模在100亩以上连续租用三年以上的农产品经营者给予土地经营权转让费补贴,每亩每年可补贴300元到500元不等。缓解他们的资金压力,让这部分资金真正用到农业生产经营者手中,发挥它们应有的作用。当然在操作层面以日常统计的客观数据为基础,严格把关,坚决杜绝资金的滥发滥用。

4、努力改善农村金融环境,为农村市场经济主体提供资金支持

农村市场经济主体一般缺乏抵押品,很难通过现有方法获得银行贷款,民间融资成本也过高。政府完全有必要也有可能专为促进农村市场经济主体的成长建立一种政策性银行。对于连续经营在三年以上没有不良信用记录的市场主体给予一定额度的可循环的信用货款,且该额度可根据它的信用积累不断增加。

5、加大教育投资,努力提高农业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水平

为了提高教育投资的效果,应当鼓励农业企业或合用社自己兴办各类培训学校,政府给予相应的财力支持。

【注 释】

[1] 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1号),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占49.68%。居住在农村的人口占50.32%.

[2] 农村人口逐步减少是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远在1998年时发达国家的农业人口均已降到10%以下,美国是2.44%,德国是2.89%,英国是1.9%,法国是3.89%,加拿大是2.83%,荷兰是3.7%,澳大利亚是4.83%,以色列是3.08%,日本是4.78%,意大利是6.16%.

[3] 唐茂华,黄少安.农业比较收益低吗?.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1.4.53-59.

【参考文献】

[1] 任玉岭.现代化战略必须突破“三农”与城市化问题.民主与改革,2010.5.2-7.

[2] 曲福田,田光明.城乡统筹与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管理世界,2011.6.34-46.

[3] 唐茂华,黄少安.农业比较收益低吗?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1.4.53-59.

[4] 黄祖辉等.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中国农村经济,2013.1.8-14.

[5] 简新华.中国农地制度和经营方式创新研究.政治经济学评论,2013.1.46-74.

【作者简介】

段进朋,男,西北政法大学经济学教授,硕士生导师,陕西省经济学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