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永三郎 第2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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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前,侨居大阪的朋友发来一纸传真,说曾收到家永三郎的明信片,纠正她日语助词的误用,一半是家永先生手笔,另一半由家人。朋友感慨:不忍再给老人家去信,以节省他复信的气力，岂料他竟溘然长逝。我读了,心有戚戚焉。

我没见过这位长者,好几个朋友都说过带我去拜访,但同住东京城,却一再拖了下来。此时去附近的图书馆,把馆藏的七八种家永三郎著作都搬到桌子上――这只是他一生著述的小部分(上世纪末岩波书店刊行《家永三郎集》,计十六卷)――已足以令我肃然面对一位伟人。

史学家家永三郎生于1913年,东京大学国史学科毕业,专攻日本史学、日本思想史。35岁时获得日本学士院恩赐赏,还曾给皇太子(当今天皇)讲授日本史。1945年受文部省嘱托,编撰历史教科书《国家历程》。1952年独自编写高中历史教科书《新日本史》。据说以一人之力编写教科书在日本空前绝后,足见其学识赅博,又极有自信。这部教科书原稿被文部省审定得“遍体鳞伤”,修改之后第二年合格。此后十余年间,修订版经常不合格,批语是“把战争写得太阴暗,要写国民拼命支持战争的光辉形象”,“对民族爱得不够”,把“‘侵略’这种用语换成不含有价值判断的‘武力进出’”,“七三一部队的事写进教科书为时尚早,全文删掉”,等等。

1965年,家永忍无可忍,状告政府“审定违反了保障学术和表现自由的宪法”,造成他巨大的精神痛苦,要求赔偿损失。这场官司后来发展为左翼运动,为他始料所不及；而不改初衷,耗费半生,恐怕就惟有他那样的执拗才做得到。物理学家、随笔家寺田寅彦等文化人恣意讥讽“怕审定就不要写嘛”，家永则明言:“之所以诉诸法律,胜败是次要的,我想让国民知道如此可怕的权力统制正通过审定在施行,对簿公堂最有效。另外,也有益于让多数人觉悟权力不可以踏进精神价值的世界。”1974年，他决然把书稿公之于世,书名就叫做《审定不合格日本史》。

各国有各国的国情,教科书制度亦各行其是,大致有国定制(如韩国)、审定制(如德国)、认可制(如法国)、自由制(如英国)。日本自1947年废止国定制(由国家编写,全国学校统一使用),采用审定制,即小学、中学、高中的教科书由民间编写,主管教育的文部大臣审定其内容,合格者才允许当教科书使用。家永兴讼,并非请法院来裁决学术上孰是孰非,核心是伸张这种审定制度违反了宪法和教育基本法,不容许国家借权力干涉教育内容。虽然先后三次提诉均以败诉而告终,但长达32年的法庭斗争唤起社会对教科书问题的普遍关心,极大影响了教科书内容的取舍,使审定基准也有所修改,顾及了周围国家的感受。

1997年，最高法院对家永三郎第三次提诉作出终审判决:文部省审定意见要求删除“南京大屠杀”、“731部队”等四项记述为滥用审查权,属于违法,责令国家赔偿40万日元。当此前后,世界风云染苍染黄,右翼保守派纷纷跳出来攻击现行历史教科书,说“战后的历史教育被否定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史观和东京审判史观所控制,必须克服这种自虐史观”,也动手“编写新历史教科书”。家永笑谈这一股浊流泛起，是教科书诉讼带来的副产品。

教科书诉讼是一场把历史的真实告诉下一代的思想运动。家永三郎研究日本思想史、文化史的方法取实证主义，说到日本历史,至今仍有人拿荒诞神话作为日本历史出发点,而家永早年编写《国家历程》就已从石器时起,给历史以客观的真实。历史不是故事,也不能用各自的感情来记忆。记得有一位中国小说家为国人写“日本留言”,说“家永三郎取道清洁,也毅然辞去了大学教授之职”,就纯然是小说笔法。事实是家永三郎在东京教育大学(今筑波大学)执教20余年,于1977年退休,获名誉教授称号,当了一辈子国家公务员。他夫子自道,毕生为史实而战,为人是不通人情世故的“木石汉”。恐怕谁给他个人的历史编故事他也不会买账,即便送上一盆万年青。

家永三郎是战斗的自由主义者。他说:历史曲曲折折地发展过来,在于总是有呐喊正义的少数意见。他以当少数派为荣,任何迫害也不能改变他的学说。大阪朋友对先生的谦逊敬佩不已,说他时常为自己不懂外文而抱憾,对一个用不好日语助词的中国人晚辈也表示羡慕。我想:伟大人物一定很清楚自己的伟大之处,只是他并不拿了那伟大去攀比凡庸,而是比较别人的伟大,就比出了谦逊。

坐在图书馆里乱翻了一气,书堆里恍如浮现这位骨头最硬的日本文化人的面影。艰涩的学术论文和社会评论之外,家永三郎还写了一部浪漫的小说《真城子》,“借一个美女的悲剧生涯寄托了内心的呼喊”。扉页有两行题记,是从日本净土真宗开山祖亲鸾的著述中转引的经文:高原陆地上不长莲花,卑湿的淤泥里才长莲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