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奥运时代”看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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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奥运：改革开放30年的里程碑
2008年北京奥运会，适逢中国改革开放30年。这30年，是中国从贫弱走向富强的过程。北京奥运则是过去30年中国崛起的产物，是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全方位总结，是一个里程碑。
过去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不是以彻底改变现有体制为目的，而是尝试引进外部世界积极、有效的元素来改良现有体制并剔除其中的弊端，在保持现有体制某些优点的同时，使之向着更为有效、透明和开放的方向发展，这既包括中国的经济体制，也包括社会和政治体制。这一点，在北京奥运上得到比较充分的体现。
对内而言，一是奥运在中国崛起的重要关头举行，不仅凝聚了全国上下的人心，使人民的自豪感和国家认同感大为上升，也使中国崛起的事实更为深入人心，奥运后的中国进一步确立崛起中的大国的地位；二是倾举国之力举办奥运，在特殊的时候和特殊的发展阶段，现有的国家体制发挥了巨大的动员能力和有效性，例如全民反恐的正面作用、获得金牌第一的成绩等；三是北京奥运在一定程度上触动和改变了中国现有体制中一些习惯性的思维和行为模式，使之转化为中国未来发展的动力；四是在筹备和主办奥运的过程中，依然受到旧有体制中习惯性思维和行为模式的影响，因而为解读奥运对中国的影响以及“后奥运时代”中国的走向留下了许多空间。
对外而言，中国的崛起，从横向看对当今西方世界构成了各方面的心理冲击，自然面临来自西方的种种质疑和非难；从纵向看则是500年来东西方秩序、游戏规则和民族心态的重整，以及对双方精神世界深层的梳理。
这些，必然向“后奥运时代”延伸。虽然奥运只是个案，但中国很有必要透过这一典型个案探寻自身的发展。
中国仍有“成长的烦恼”
近7年为“北京奥运时期”，这是中国崛起从概念到事实都在全球逐渐深入人心的7年，是全球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心理发生较大变化的7年，是中国自信心开始迅速建立乃至有所膨胀的7年，也是中国自身潜在的问题逐渐浮出水面的7年――无论是奥运火炬传递、风波还是有关奥运新闻开放、环保等，这些平日散见于各处的心结和矛盾，都集中浮现并发生冲突。
今天的中国依然拥有许多“成长的烦恼”，奥运作为中国成长过程中重要的一站，对中华民族心理的冲击和历练，是过去100多年从未有过的。
如果说，奥运因发源和成熟于西方而不可避免地带上西方的价值观，那么，中国崛起则给西方带来意识形态、战略地位乃至能源和市场等方面从未有过的心理冲击波。这不仅由于中国崛起的规模之大和速度之快，更由于中国坚持的政治体制。假若中国今天是西方价值体系的一员，中国崛起给西方带来的冲击是否减轻？笔者曾与不少西方学者讨论过这一问题，结论因人而异。
回顾北京申奥成功的2001年，正是中国入世后的第二年，当时，中国崛起对西方的心理冲击还比较小，双方深层的分歧被表面的融合意愿所掩盖：西方希望借助奥运使中国更多地融入由西方主导的经济和政治体制；中国则过于单纯地认为，只要有意愿就能顺利融入，而忽略了融入过程的许多复杂因素。
双方都没有想到的是：近7年，西方意外地发现对中国的发展不可预测和不可掌控，而中国在努力融入世界经济秩序的过程中与西方发生了一些摩擦；在政治体制和价值观领域，双方更没有任何趋近的迹象。在大国崛起的历史上，中国既不同于完全与西方对立的苏联，也不同于全方位融入西方经济和政治体制的日本和德国――西方遇到一个不熟悉的对手，它带来的冲击远超过上世纪日本的崛起。
另一日益明显的现象是：中国（尤其是民间）看西方的视角，从原来的仰视，逐渐发展到平视乃至某方面的俯视；无论哪种视角，中国看西方的背后都有一个挥之不去的影子，那就是始于百年前曾遭受西方侵略的历史悲情――“西方的傲慢遭遇中国的悲情”。如果说，这种悲情过去的外在表现主要是悲，那么今天更多的是傲；两者的内在逻辑一脉相承，即都缺乏与西方世界心理上的真正平视。
与此同时，西方数百年来也处于一个逐渐成熟的过程中：文化傲慢（其表现往往是殖民主义）与自由、平等、博爱、民主和人权价值观，一直是西方世界的一体两面；上世纪后半叶以后，后者逐渐克服前者成为西方主流，但前者残留的影响仍在。就在20多年前，西方面对的还是一个急需技术和资金但不构成挑战的中国；由于有对抗西方的苏联作为参照，中国还一度成为西方眼中最好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是，这一态势在今天已荡然无存。中国崛起带来的竞争叠加迥然不同的意识形态，导致今天西方在面对中国时，夹杂着从政治对抗到文化傲慢的种种复杂情绪。
这种复杂态势对中国和西方都史无前例，双方同时面临调整心态和从容交往的问题。
“非典型国家”中新旧思维的博弈
探讨中西关系的深层问题，核心还在于中国的自身发展。
如果说，过去30年中国迈出的每一步，都是改良体制过程中新旧思维的互动和博弈，那么作为全球价值观“大杂烩”的奥运会，无疑为这种新旧思维的互动和博弈提供了新的平台。中国与国际社会各种价值观、体制和游戏规则的碰撞和互动较集中出现的同时，改革开放尚未解决的各种问题和未来面临的挑战也集中折射出来。
中国在许多领域还是“非典型国家”：在经济领域，市场经济虽经多年的发展，但尚未成熟；在社会和政治领域，基本摆脱苏联模式的桎梏，正在起步的公民社会脚印清晰可见，民众享有的各种自由皆非历史上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可比，但较现代的民主社会还有一定距离。
过去30年，中国改革最快的是经济，最慢和最艰难的是政治；中国人观念变化最快的是在生活形态方面，最慢的是在文明法治领域。比体制改革更难的是观念的改变或进步，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改革开放进程中新旧观念的激烈博弈。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崛起并未同步带来民族精神的梳理和成熟，经济的迅速发展与国民精神某种程度的茫然，形成了较大的反差。虽然没有人质疑中国举办奥运与世界接轨的诚意，但事情往往在执行过程中走样，其根源是体制遗留的习惯思维。举个例子：奥运会开幕前，奥组委宣布开放北京的三个公园作为示威区，这被视为中国自信、开放的重要标志。但奥运期间，三个示威区均未出现示威者，有关部门透露大部分示威申请都“经协商而自动撤回”。设立示威区在中国是前所未有的，体现了中国发展过程中新的思维和方向，但大部分示威申请都“经协商而自动撤回”，是否显示了具体主管部门和有关人员在执行过程中的习惯性思维和行为模式？这样的例子无论在奥运前、奥运期间还是奥运后，相信都有不少。新旧思维的冲突和博弈是转型期国家的常见现象。
中国未来必须向着多元、开放、法治、均富和自由的现代文明国家发展，具体而言，就是权力需要监督，政治需要清明，社会需要纯净，人民需要心情舒畅、畅所欲言。这些，是跨越任何社会体制的共同价值观。比如媒体环境，中国面临的国际舆论环境极其复杂，因此是否需要将话语权更多地下放给包括国内媒体在内的绝大多数民众，由他们担当诠释的主体呢？相信凭民族感情，他们可以交上令人满意的答卷。事实上，开放报道与国家控制的行为，不应是对立的，而是可以协调、达到平衡的，这对于中国走向现代文明和开放社会有积极的意义。
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不可能孤立发展，今后仍离不开与西方的互动。处于急剧转型期的中国经济、社会形态和国民心态、价值观，其调适的难度丝毫不亚于西方之面对中国的崛起。
过去500年是西方主导秩序的世界，正在崛起的中国已不可能完全融入这种国际体系和游戏规则；而中国完全崛起后，必然成为世界新体系的重塑者、共管者和游戏规则的制订者之一。因此，在顺应国情的情况下，一定程度接受并发展虽发源于西方但已成为人类共同价值观的现代法治、社会开放和公民自由，是中国未来必须迈出的一步。这样，中国的崛起才能对人类文明作出更大的贡献。
在奥运记者会上，曾有一名西方记者连续三次对中国的人权发问，这实际是西方应当用什么角度看中国的问题。西方在观察和评估中国时，若能将中国放到有纵有横的坐标系上，就能从中国的历史悲情和过去的艰难道路中，更好地理解、接受中国崛起和进一步的发展；反之，若将中国放在横向的时空上，就只会看到中国与西方的差距，而作出对中国较为片面的解读。如何以业已成为人类共同价值观的民主、自由来克服数百年来残存的文化傲慢，是西方知识界、舆论和公众与中国互动过程中所面临的另一个挑战。
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未来都应当跳出自身的局限，站在人类共同文明的高度展开互动。
中国“后奥运时代”的走向，不是现在就能具体回答的问题，但由体制带来的效益和遗憾，在未来一段时间里还会继续发酵，并贯穿中国进步和转型的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