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周作人的遗民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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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20世纪30年代周作人写有不少谈遗民的文章，在民族命运面临深重危机的情境中，周作人与遗民文化的此番对话别具深意。周作人的遗民话语呈现了遗民思想与生存的真实性、复杂性，他肯定的是思想通达而兼具民族气节的遗民，对历尽劫难仍保有闲适情趣的遗民深具同情。在移民、忠义、降节者几种乱世人生选择中，周作人对遗民式生存有所肯定，然而其“以气节为时俗”和“苟全性命于乱世”的思想观念又使他对遗民式生存进行了价值颠覆。

【关 键 词】遗民；气节；定见；无信。

【作者简介】万 杰，文学博士，江西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现

代文学和当代文学批评研究。一

1932年至1937年抗战爆发数年时间内周作人写下为数不少的谈遗民与遗民著作的文章（主要是明遗民）[2]，其此前与此后谈及遗民文化的文章则不多。在一个民族命运风雨飘摇的年代，周作人如此集中地谈论遗民文化显然有他的思考。在阅读遗民文化的同时，周作人还对李小池的《思痛记》、鲁叔容的《虎口日记》与林纾的《京华碧血录》等写“洪杨之乱”与“庚子之乱”（此乃周作人的说法）的文字有兴趣。遗民著作与李小池、鲁叔容等的文字的共同之处即都写到了乱世情形，区别只在前者写到的是外乱，后者记的则是内乱。遗民著作成为周作人窥察乱世情形的一个窗口，而谈遗民的文章明显较多则表明周作人对时势的预测：一场外乱即将来临。在中日战争风雨欲来之际，周作人眼前的中国是一幅令人绝望的末世情景，在他看来亡国自是难免，如此情形之下他将以何面目存于世间不能不是个需要考虑的问题。从遗民著作中窥察真实的国民性痼疾从而进行批判是其一，了解生命个体在动乱时代的生存状态是其二，而后者或许更为迫近周作人的真实心态。

清末民初的知识分子无论是改良派还是革命派说遗民必举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这样著名的遗民思想家[3]，一般人对遗民的印象也主要来源于他们。但30年代的周作人谈遗民却很少以他们为例，甚至很少提及。顾炎武被周作人认为道学气十足而表示不屑，王夫之的名字似乎从未出现在他的文章中。其中原由周作人的这段话也许可作说明：“傅青主是明朝遗老，他有一种特别的地方。黄梨洲顾亭林孙夏峰王山史也都是品学兼优的人，但他们的思想还是正统派的，总不能出程朱陆王的范围，颜习斋刘继庄稍稍古怪了，或者可以与他相比。”[4]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程朱陆王”为代表的宋明理学正是周作人的批判对象，对思想上不能脱离者自然没有好感，他们是正统派，傅山、颜元、刘继庄便是思想通达的非正统派。可以归入周作人的非正统派遗民之列的还有张岱、王思任、陈章侯、叶天寥、贺贻孙等。周作人评价读书人思想可取与否的两条标准之一就是对佛家、道家的态度。傅山在周作人看来就是一位思想通达的人物。全谢山所著《阳曲傅先生事略》中说：“天下大定，自是始以黄冠自放，稍稍出土穴与客接，然间有问学者，则曰，老夫学庄列者也，于此间仁义事实羞道之，即强言之亦不工。”[5]周作人说：“此一半是国亡后愤世之词，其实也因为他的思想宽博，于儒道佛三者都能通达，故无偏执处。”[6]周作人取舍遗民的标准与他评价普通中国读书人思想的标准没有什么区别，或者说没有因为遗民具有民族精神和气节而无视他们真实的思想。作为遗民群体最为突出的特点也是为世人最为看重的品格：民族气节，在周作人这里成为次要标准，至多是与思想标准处于同等的地位，也就是说周作人取的是思想与气节兼具者。周作人曾在文章中对傅山拒绝清廷征召保持民族气节的行为大致赞词：“我们读全谢山所著《事略》，见七十三老翁如何抗拒博学鸿词的征召，真令人肃然起敬。古人云，姜桂之性老而愈辣，傅先生足以当之矣。”[7]

但复杂性在于周作人对气节论保持了警惕，他谈思想的热情更多于谈民族气节。周作人拒绝使用“逆胡膻虏，非我族类”（章太炎语）和“夷夏之防”类的词汇与话语模式，甚至在日本侵略中国已成事实之时，他还一厢情愿地理解为中日两种文化之间的误解，甚至不忍心用“侵略”一词指称日本对中国的行动。他多次在文中指出偏激气节论的流弊。周作人对偏激气节论的批判与他对忠义的非议联系在一起。对忠义即为国殉身者，周作人没有多少好感，认为是偏激气节论下的产物，屡次在文中引用颜元和洪允祥的话进行批评。颜元说：“吾读《甲申殉难录》，至愧无半策匡时难惟余一死报君恩，未尝不泣下也，至览和靖祭伊川不背其师有之有益于世则未二语，又不觉废卷浩叹，为生民怆惶久之。”[8]如果说颜元身处那个时代虽然觉得于“生民”无益，对以死报国者还有同情，而几乎与周作人为同代人的洪允祥则意态决绝：“《甲申殉难录》某公诗曰，愧无半策匡时难，只有一死答君恩。天醉曰，没中用人死亦不济事。然则怕死者是欤？天醉曰，要他勿怕死是要他拼命做事，不是要他一死便了事。”[9]周作人对颜元、洪允祥的话甚为赞同。认为偏激气节论有好些流弊：“其最大的是什么事都只以一死塞责，虽误国殃民亦属可恕，一己之性命为重，万民之生死为轻，不能不说是极大的谬误。”[10]认为这种偏激气节论是封建意识的遗留，要革除。除了如颜元、洪允祥从实用的角度立论，指出偏激气节论无益于事，周作人进而指出偏激气节论提倡者的虚伪。他说：“至今亦何尝有真气节，今所大唱而特唱者只是气节的八股罢了，自己躲在安全地带，唱高调，叫人家牺牲，此与浸在温泉里一面吆喝‘冲上前去’亦何以异哉。”[11]因此“近来常听有人提倡文天祥、陆秀夫的一死，叫大家要学他，这看值得天醉居士的一棒喝”[12]。立论的出发点是对个体生命的尊重，批判的是鼓动民众“送死”的当局。

当然30年代的周作人也没有明确否定气节，他能够肯定的气节是一种个人性理选择和自我实践，如傅山的拒绝征召，而反对非理性的集体行为特别批判要他人坚持气节的“假气节”者。对以“气节”苛责他人甚至逼死人命的伦理氛围和行为周作人至为警惕与反感。关于王思任的死，历史上甚至是明末已有不同的看法，张岱等人认为是死节，全祖望王山史则认为非死节甚至有降清意图，对后者周作人非常反感，但也不取死节说，对生命的扼杀不符合周作人的个体本位的人道主义。他说：“我尝说盖谑庵初或思以黄冠终老，迨逼之太甚，乃绝食死，或者去事实不远。若云七十二老翁本欲去投效清朝，不幸病死不果，恐难相信，而全谢山独有取焉，此事殊可怪，全氏史学虽精，史家风度则似很缺少也。”[13]“我们如仿照道学文人做史论专事吹求的办法，即可以子当死孝的道理去责备映然子，又可以根据秦中已奉正朔的话去忠告王山史，骂别人不殉难而自己称顺治初，也很可笑”[14]。全祖望、王山史因为这种“道学气”和“程朱派头”很为周作人不屑。应该说周作人对于偏激气节论的流弊、“气节的八股”和苛刻伦理道德的批判有切中时弊之处，也是其批判封建意识形态的继续。周作人警惕偏激气节论的弊端的同时没有根本否定气节，既珍重个体生命又对傅山等遗民的气节致敬，表明周作人试图在即将到来的乱世中寻一适当的路径以安身立命，既不用过多牺牲个体也还不失民族尊严。周作人在忠义、遗民、降节者几种末世人生选择中大谈遗民，且用他的个人主义人间本位主义进行改造，以适合他的思想，遗民式生存似乎已是他为自己预设的乱世生存样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