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生产规模超美国”背后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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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有媒体报道“中国超美成头号制造国：工业产值是美国的126%”。但事实上所谓“中国超越美国成为头号工业大国”，只具有有限的统计意义，而不是一个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客观判断。也就是说，中国工业只是在一定的统计准则下，可以表现为生产规模超过美国，而实质上，其实力远没有超过美国。
按“生产地准则”统计，中国成为工业生产规模最大的国家
尽管按GDP（国内生产总值）的统计准则，中国已超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品生产国，但是按照GNP（国民生产总值）统计准则，中国的工业生产规模显著小于按GDP准则统计的工业生产总量。由于经济全球化和生产力的全球配置，使得美国的GDP小于GNP，而中国的GDP大于GNP，这是中国工业GDP大于美国工业GDP的重要原因之一。实际上，美国不仅GDP仍然大于中国，而且GNP和工业GNP均大于中国。
也就是说，更多的美国企业到中国的国土上进行生产，而较少的中国企业到美国国土上进行工业生产。因此，如果按照“在哪个国家生产就算哪个国家的产值”进行统计，那么，中国排名首位。而如果按“哪个国家的企业生产并归其所有就算哪个国家的产值”进行统计，则中国并不是世界第一大工业生产国。
可见，只是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世界工业生产地的地域分布向中国转移，即在中国提供的工业“场地”上生产出了最大量的工业品，而在这个工业生产场地上生产出的工业品有相当一部分并不属于中国人。也即，其性质是“MADE IN CHINA”（在中国生产）而不是“MADE BY CHINA”（由中国生产）。当然，在中国生产可以增加劳动力就业和导致生产技术的扩散。因为，土地和劳动力不可流动，而通过“MADE IN CHINA”实现了中国劳动的间接出口，参与国际分工。
中国工业主体部门的国际竞争力仍然较弱
其实，中国不仅不能算是世界第一大工业品生产国，准确地说，中国是世界第一大工业品生产地国家，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或新兴经济体国家。
原因是，尽管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规模十分巨大，甚至若干产业中的工业品已达国际先进水平，但就总体综合素质而言，中国工业化并没有真正到达中后期阶段，特别是中国工业的基础性和主体性行业，远没有达到先进工业化国家的水平。这使得中国具有较大国际竞争力优势的产业和国家特别鼓励发展的所谓高技术产业均缺乏坚实的本国基础工业支撑，关键零部件大多依赖进口或外国企业供应。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研究表明，中国工业的主体部分仍然处于国际竞争力较弱的境况。研究结果显示：如果把中国工业制成品按技术含量低、中、高的次序排列，其国际竞争力大致呈U型分布，即两头相对较高，中间显著较低。而正是在统计上分类为“中技术”的行业，例如化工、材料、机械、电子、精密仪器、交通设备等，实质上恰恰是工业经济的主体和基础，是决定工业技术整体素质的关键支撑部门。如果这些行业不能形成强大的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低技术”和“高技术”产业就没有坚实基础，尤其是高技术产业必将严重依赖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产业链布局。跨国公司即使将产业链中的一些环节布局在中国，这种“引进来的”高技术产业也具有明显的浅层性和“漂浮性”，并且长期受制于人。
中国工业的大多数行业均未站上世界产业技术制高点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研究还表明：就其技术和工艺水平而言，大多数工业行业的技术制高点均不在中国。而且，要达到这样的制高点，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即使是一些国际竞争力较强、性价比高、市场占有率很大的中国产业，其核心元器件、控制技术、关键材料等均依赖国外。因此，中国工业品的精致化、尖端化、可靠性、稳定性等普遍同国际先进水平有较大的差距。
有些工业品在发达国家已属“传统产业”，而对于中国来说还是需要大力发展的“新兴产业”，这些产业中的许多重要产品，中国同先进工业国家还有几十年的技术差距。例如，数控机床、高端设备、化工材料、飞机制造、造船等，中国尽管已形成了相当大的生产规模，而且产量增长较快，时有重大技术进步，但是，离世界的产业技术制高点还有非常大的距离，甚至在有些领域这种巨大差距多年来未见明显缩小。
问题的深刻性还在于，中国工业企业未必在技术上“做不到”，而是在社会心理上“无意做”。因为，攀登产业技术制高点需要专注、执着、踏实的工业精神和“工匠”文化。这样的工业精神和“工匠”文化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形成的。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工业攀登各领域产业技术制高点的最大障碍是“缺乏耐心”，急于“做大”和追求短期利益。许多制造业企业过早走向投资化方向，越来越多的企业家转而成为“投资家”。
中国工业的创新能力远低于美国
美国强大的技术创新能力为其他国家所望尘莫及，即使德国、日本等工业强国也只能望其项背。美国之所以提出要“重振制造业”和“再工业化”，最根本的原因是担心失去世界技术创新领导者的地位。因为，工业特别是制造业是大多数技术创新的产业载体，没有发达的制造业能力将难以实现科学发明和技术创新的实体化和产业化。尽管可以通过“外包”构成全球布局的产业链，但制造能力的削弱可能成为美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隐忧。也就是说，工业尤其是制造业最重要的作用是支撑科学发明和技术创新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家的创新能力。
正是在培育创新能力上，中国正在奋起直追，力争成为创新型国家，但同美国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尽管中国工业的创新能力在不断增强，反映在技术专利申请数的逐年较快增长，但是，在关键的具有颠覆性影响的重大技术创新上，美强中弱的基本态势没有根本性变化。在工业的综合素质、技术创新的体制机制、社会环境和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中国都存在着很大的技术创新障碍。而在美国，像比尔·盖茨、乔布斯、埃隆·马斯克这样的技术创新“狂人”层出不穷，并能取得极大的成功和世界性影响。
对于创新人才，美国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其宽容、自由的创新环境和优越、完备的创新条件，包括鼓励创新的教育制度、容忍失败的社会氛围、高度发达的金融和服务支撑体系，使创新人才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想象力和科技才能。而在这些方面，中国仍然是一个稚弱的学习者。
当然，客观认识中国同美国的差距，也不必要妄自菲薄，毕竟中国工业是一支充满活力的新兴力量，在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且，中国具有发展工业的诸多比较优势，同美国等发达工业化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正在迅速缩小。成为世界头号工业大国是一个可以实现的中国梦。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