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一,马帮拯救丽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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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丽江古城尚处在传统文化的果壳中，工业时代横扫一切的现代狂飙已将一丝劲风吹进了这座雪山下的边陲小邑，但未形成大的气候。这一年年初，丽江从蔓延云南全省的霍乱中复苏过来，瘟疫使得众多的人死去，光碧楼下靠捐款组建起来的施棺会甚至把棺材都施舍完了。心有余悸的人们刚刚平息下来，一场罕见的冰雹就在4月27日突然袭来，农田大面积受灾，致使粮食严重歉收。然而，这一切与战争猛烈的风暴比起来显然算不上什么。中日战争已到了生死攸关之际，日本人的刺刀直指中国人的胸膛，他们切断了所有通往内地的国际商道。这时，昆明-拉萨-印度卡里姆邦之间的茶马古道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中国连接海外的唯一通道。作为这条商道上重要的中转站，丽江古城在战争的夹缝中陡然繁荣起来。 马帮在历史上的尖峰时刻

马帮在1941年扮演了重要的历史角色，它是丽江成为抗战期间万商云集的商业重镇的主要因素。从未有人统计过这一年有多少匹骡马穿行在茶马古道上，但最保守的估计，也应在5000匹以上，加上丽江其他马道上的骡马，那是一个很大的数目。

事实上，当时的长途马帮极少让马匹参与到驮队之中，取代它的是雄健的畜中贵族骡子。骡子比马的耐力更强，力气更大。一队马帮往往拥有数十匹到百余匹骡子，排头的头骡、二骡是经过精心挑选的上好母骡；头骡头上插着一面写有马帮招牌的绿色齿边三角黄旗，脖子上悬着脆响的铜铃，骡嘴上戴着用细皮带编成的花笼头，额前挂有红缨和圆形护脑镜，骡鬃两侧披着被染成大红色的牦牛尾巴。整个驮队的最后一匹骡子，是老练而压得住阵脚的尾骡，它使一长队骡子成为一个整体。

在云南南部的马帮中，一匹骡子可驮载60～70公斤的物品，考虑到漫长而危险的行程，丽江马帮的马锅头（茶马古道上马帮的首领）只让骡子驮载40～50公斤的物品。路途中，食量惊人的骡子一天大约要吃掉几十公斤的草料，其中包括蚕豆、玉米一类的精料，所以足够的马食是马帮每天不得不考虑的头等大事。这也是马帮通常在绿草遍野的五六月份开拔进藏的原因之一。

作为无比昂贵的运输方式，云南并不是唯一一个用骡子来组织驮队的地方。在拉丁美洲历史上，骡队一直是举足轻重的运输动力。如1776年，潘帕斯草原上放牧着成千上万的骡子，秘鲁王国拥有50万匹骡子，巴西大概也有这么多，它们被广泛用于运输。史学家布罗代尔在评价骡队对这一区域的贡献时说：“没有骡帮，任何城市都无法生存。”

丽江古城的积善巷、牛家巷、双善巷、兴仁街是当时马帮的主要落脚点，许多旅马店的老板同时是马帮的商贸经纪人，他们往往会讲一口流利的藏语。“玉龙旅马店”、“瑞春旅马店”是成功的例子，后来发展成了规模较大的商号。积善巷以前是造纸村，那时成了“马帮村”，这里有一块500平方米的马草专卖场，纳西语称作“日启丹”，生意异常红火。马草场前是专营马料和糌粑的和六嫂家，每天门庭若市，购买者甚多。 马帮走过的茶马古道，是人类历史上海拔最高、通行难度最大的高原文明古道。

丽江仁和昌、达记、聚兴祥、裕春和等大商号的纳西马帮，藏区松赞林、东竹林、德饮林的藏族喇嘛马帮是当时名头最响的马帮。从丽江驮往拉萨的大宗物品有沱茶、红糖、铜器用品、皮革制品、火腿、绸缎等。沱茶主要来自普洱和思茅，在藏区最畅销的是“宝焰牌”沱茶；铜器用品是丽江最繁忙的行业，仅白沙街就有二百多个打铜匠，铜器成品有大铜锅、火锅、水瓢、脸盆、水桶、铜铃、挂锁、茶盘、茶壶、灯盏等，杨深、杨香圃、和亮生都是当时大名鼎鼎的精工良匠；皮革制品主要是藏靴、藏式钱串袋等，主要制作地点在束河街，染制高手马鹤仙用五倍子、苏林、菜籽油等植物原料染制的红绿羊皮在藏区声名远播，狐皮高手杨金河用狐皮、猞猁皮鞣制的皮袄名贵一时。从拉萨驮来丽江的大宗物品有从印度辗转运来的咔叽布、毛呢、香烟、西药、手表、化妆品及产自藏区的山货虫草、贝母、熊胆、麝香、鹿茸、兽皮、细羊皮、藏红花等。麝香最好的是“波密香”，贝母最好的是“榛子贝”，而鹿茸最好的是“蝴蝶茸”。

丽江在1941年尚未开通公路，是马帮创造了奇迹，使这座偏安一隅的纳西古城在战事频仍的乱世如沐良辰，这奇迹中隐伏着苦海无边的旅程和血肉模糊的命运。并不是所有马帮都能顺利地走完丽江与拉萨之间的1500公里鸟道，路途如此艰难，死亡随时都会擦肩而过。事实上对马帮来说，有90%的骡子能抵达目的地是相当不错的结果，损失一半骡子的事经常都会发生。在三个月左右漫长的旅程中，对他们最大考验的地点在德钦县境内的溜筒江（澜沧江）。这条大江夹在梅里和白玛两大雪山之间，通过时必须借助于溜索。溜索由粗大的篾绳编成，被固定在两岸的巨型木桩上。溜索上有一个用栗木制成的半圆状溜帮，溜帮两头的圆孔中穿有皮绳，过溜时，司溜工用皮绳把人、骡子、货袋捆牢，然后使猛力一推，溜帮即在江风中依次快速滑向对岸。过溜索是令人畜心惊肉跳的事，不少赶马的马脚子被吓得魂飞魄散，许多骡子则被惊得屁滚尿流，稍有不慎便有葬身于滔天恶浪的可能。 一个叫四方街的中心

四方街不是甲第连云的富贵红尘之地，而是自然之子的衣食乐园。丽江古城有六条主要街道汇聚于此，形成 1500平方米的街场，纳西人把它称作“芝滤古”，意思是街市的中心。街场由西向东倾斜，中间铺有小卵石，四周是长条花石板，相邻河面上有三座漂亮的桥：映雪桥、卖鸭蛋桥、卖豌豆桥。 马帮扮演了重要的历史角色，它使丽江成为抗战期间万商云集的商业重镇。

1941年，四方街无疑是云南西北部最繁忙的集市。周围覆盖着小青瓦的土楼全被改造成了商铺，当街的木制柜台呈现出简陋的板栗色，所有商铺整天都点着香，既可以充作火柴之用，又可以计算时间，只有紧急情况下人们才使用被称作洋火的火柴，进城的山民则自备有古老的火镰和火草。商铺里随处可见到各种本地商品及马帮从印度驮来的商品，在有的商铺里可以买到俗称“红十字”、“大白旗”的进口香烟及25元一瓶的高价进口啤酒，甚至可买到崭新的歌手牌缝纫机。

街场上到处是竖有遮阳油伞的临时摊点。由于长期约定俗成的结果，这些杂乱无章的摊点及附近的街口被分为了许多专卖地。外地商贾为分得一杯羹也拼命挤进街场，鹤庆人贩卖大宗的棉布、茶叶、火腿；宁蒗人用羊皮口袋驮来腊肉、腊油、植物油；永胜人出售大米、草席、鸭蛋、土碱；藏族人则摆出细羊毛、兽皮、麝香、虫草、藏红花、绿松石。

四方街每天都热火朝天，来自乡下的村民大都穿着草鞋，城里的女人通常穿鞋尖上有蝴蝶状布饰的绣花鞋，城里的男人则喜欢穿牛皮底鞋底上有九颗粗钉的皮鞋。摊点和商铺的经营者大多是一身“喜鹊打扮”的纳西妇女（她们的服饰色彩多为青黑两色），她们热情能干，从不知疲倦。如果仔细打量的话，她们的陪伴之物，是一个每天都在背上背来背去的竹篮，有五眼篮、七眼篮或尖顶篮。许多妇女一边做生意一边搓羊毛线，以便把这些线织成氆氇毛布。 铜器用品是丽江最繁忙的行业，仅白沙街就有二百多个打铜匠。

被光顾次数最多的是蔬菜专卖点，江边阿喜村的辣椒，拉市海的鲫鱼，山中的松茸菌、鸡菌都是值得一提的本地土货。纳西女子在卖豆腐、豆芽、粉丝时，从不用秤称，而是以一个比手掌稍大的平底小筲箕来盛东西。每当夏秋之时，丽江各地的村民前来卖鲜果，街场上便浮起一股淡淡的果香，有名的乡土果品有茨满村的茨满梨、指云寺的酥油梨、三仙姑村的核桃、塔城乡的柿子、茨可村的板栗、大东乡的石榴、羊见乡的黄果等。

想来为数众多的人们在四方街一定乱作一团，污臭不堪了，但实际上四方街每天清晨均有专人负责清洗工作。由于街场西高东低自然形成一个坡面，所以只要用一块桌板堵住西头的河流，湍急的河水便会自然冲刷街场，将垃圾冲入东边的河流中，再用竹帚扫一扫，街场便气象一新了。早些年隔十天才洗一次街场，政府委派轻刑犯人来做这件事，作为奖赏，犯人完工后被特许向屠户讨一小块肉，并可以在水果摊上抓一两个果子。 传教士的文化苦旅

基督教五旬节会曾在丽江开设过五个福音堂，分别位于古城五一街、古城新义街、石鼓、巨甸、大具，其中心是五一街王家庄（今文华巷）的福音堂。受英国教会的委派，荷兰籍传教士郭嘉于1912年前来丽江建立五旬节会在云南西北部的大本营，此后相继有英国籍传教士安永静、杰西、高丽、史哈顿，德国籍传教士郭祖寿、德永乐、俞助华等来到丽江传授五旬节会的教义。除此之外，古城还有法国天主教神父开设的一座小型教堂。

基督教和天主教的传教事业显然在丽江遭受了重挫，由于信徒寥寥，到1941年，其活动重心已转移至傈僳人聚居的澜沧江河谷地带。

1941年，对王家庄福音堂的传教士来说是寻常的一年，即使在黑龙潭的三月龙王庙会和狮子山麓的七月骡马交流会上以张搭帐篷的方式来教化四野山民，信众仍然没有增加。福音堂是一座典型的纳西式宅院，高耸的十字架和有着拱顶的欧式窗户使它从外观上和周围的建筑区别开来。福音堂是丽江唯一使用电灯照明的地方，附近的河沟里装有一台微型水力发电机；钟楼上挂着一口半米高的意大利铁钟，每星期拉响一次，钟声旷远悠扬。传教士们喂养了两匹凉山马，以方便到偏远的山区去传教，还养有六七头牛，以保证经常能喝到新鲜牛奶。

长期在云南西北部传教的奥佛拉德神父曾对洛克（纳西学研究之父，第一个向世界全面介绍丽江人文地理的西方人）说：“给一个纳西族人传福音比给一个藏族喇嘛传福音更艰难。”实际上拥有泛灵信仰的纳西人对传教士并无恶意，但19世纪中叶以来遍及全国的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使得他们对洋人的传教动机保持着谨慎的拒斥；所有加入基督教的纳西人都被讥笑为“洋奴”。福音堂每逢星期天要做礼拜，虔诚地祈祷，念读圣经，并高声唱颂赞美诗，前来参加的人往往能获得耶稣画像和一两片饼干，每次都有许多儿童前去凑热闹。福音堂旁边住着赫赫有名的商号仁和昌的总经理黄嗣尧一家，他的哥哥黄学典在孩提时代便被认定为一个藏地活佛的转世灵童，由于家里反对他出家去继承活佛的衣钵，所以一直在自家的楼上设立经堂念佛颂经。有一段时间，福音堂唱颂赞美诗时过大的声音惹恼了这位“活佛”，他将窗户打开，使足力气高声念颂喇嘛经，形成了传教士和“活佛”吵架的局面。

纳西人最熟悉的传教士是安永静牧师，他非常热爱丽江，分别给自己的两个孩子取名为“安丽生”、“安丽花”，他于1949年被迫离开，其他传教士也在这时纷纷撤离。几十年间，传教士在丽江古城累计发展了五十名左右的教徒（其中不少是四川来的移民）。1932年前后，能讲满口纳西话的荷兰传教士苏淑添研创了一种拉丁化的纳西拼音文字，但没有形成影响。传教士为丽江最早引入了苹果，他们离开时已有百余棵，如今丽江已成为名闻遐迩的苹果之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