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 “重新找回医生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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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底，医生张强辞职了。得知此事时，若干个同行都说要请张强吃饭。离开体制内的医院，去外资医疗机构行医，很多人觉得风险太大。但似乎又充满了巨大的诱惑─更自由、更舒适的工作环境、更高的收入，这越发让同行好奇背后蕴藏着的秘密。
这一年，张强已经47岁，从医20年，血管外科领域的专家。辞职前是上海东方医院的血管外科主任。白面、谦和、见人常常笑，自称Dr. Smile。2012年12月的一天，他发了条微博，宣布了他的即将离开─“2013年我将离开体制执业，为中国善良优秀的医生们寻找一条新路─放弃事业单位的编制，放弃约40万的合法年收入，离开已经建立了深厚感情的团队和同事，经受传统偏见带来的市场和行业挑战……这是重新探索自我之旅。”一天之内，这条微博被转了2000多次。
张强去了上海沃德医疗中心（WorldPath International），一家中美合作的医疗机构。但他并不是被雇佣，而是成为签约医生，开始了他的自由执业生涯。
张强并不是最早作出这种尝试的医生。2011年，上海放开了“多点执业”政策，允许一个医生和3家医院签约，鼓励医务人员去公立医院之外的社区和民营医院行医。但是，中国的医生都在编制内，作为第一执业点的公立医院如果不同意，无法注册第二执业点。这样，民营医疗机构无法共享人才资源，因而多点执业形同一纸空文。所以，随着北京、上海、深圳政策的放开，逐渐有医生离开旧的体制，开始各种尝试。2012年7月，32岁的北京协和医院肾内科主治医师朱岩找了笔天使投资和另外几个年轻医生南下深圳创业，联合创办了卓正医疗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日前，卓正医疗旗下的3家诊所正式营业，第4家诊所处在筹备中，预计2013年内形成5家诊所的规模。2012年9月，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心血管名医生胡大一加盟外资医院和睦家，成为医生中的轰动性新闻。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社长袁钟说那是“一个标志性事件，意味着中国名医通过流动开始真正体现自我价值”。张强也是这一轮浪潮中的一员。
张强与沃德达成协议，其业务将不受雇主干涉，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私家医生”。在沃德的第一个月，一切都很顺利。医院为张强拟定的门诊费用为1600元，而张强主动把费用降到 500元。
门诊全部预约，每个上午张强只看8个病人，病人的B超都是他亲自做，和病人交流的时间都很充分，“现在终于有时间慢慢和病人说话了。”病人抽血、检查也都不用预约，检查报告都能在网络上查询到。他出诊的费用，也从原来东方医院特需门诊的300元调整成500元。他一度担忧过门诊人数不足。但患者在微博、好大夫网站上知道了消息，跟了过来。现在张强觉得，医生就该如此。反而无法想像再回到两个医生坐在一个屋子里，一上午看几十个门诊的日子了。要说变化，开诊以来，他觉得最大的压力居然是“护士们的英文都太棒了！ 而我却带着浓厚的温州腔”。
世代流传的出诊箱
张强是温州瑞安人，祖父张泽夫是瑞安有名的中医，外公外婆也是瑞安有名的西医。儿时张强在家里玩，发现了一个小的出诊箱，那是外公留下的，妈妈说如果将来他做了医生，出诊时可以用。但在张强出生的上个世纪60年代，自由执业的医生已经消失了，提着出诊箱去患者家里看病只是长辈们口里偶尔讲起的故事。
张强脾气好，长的白净，读中学老师就说他将来该去作医生。他也受了家庭的影响。外婆去给人家包扎，他也会跟着看热闹。一件偶然的事，也让他对医学发生浓厚的兴趣。一次，张强的大腿忽然起了疹子，很痒。母亲给他涂了当时十分流行的药膏“肤轻松”，反而加重了病情。他自己去翻家里的《大众医学》，看到了一篇文章讲股癣，症状跟他的病一模一样。股癣是一种真菌感染，肤轻松里面有种激素，擦上去以后局部抵抗力下降，那种真菌就长的更快，涂到哪里长到哪里。张强记下了文章中写的抗真菌的药，自己跑到卫生院让医生给开了那种药，涂了就好了。从那开始，张强觉得医学太神奇了。后来祖母和姑妈都因尿毒症去世，姑妈对他说：“我希望你去读医，如果家里有个人当医生的话，可能我这个病会很早发现，可能就有办法治疗。”说完这句话，姑妈就去世了，这对张强刺激非常大。
张强医科大学毕业时，正值九十年代初期，人们对“钱”逐渐有了感觉，在继续学业还是出去赚钱上，他挣扎过，还是选择了去上海继续读书。医生当起来并不轻松，甚至有点危险。当时的医疗设备、防护措施都还很差。他那时在医院里给病人作造影，因为长期暴露在机器射线中，血小板跌到6万多，总流鼻血。医生的薪水、生活水平也都不高，张强的导师孙建民是上海非常出名的血管专家，一家人依然住在非常小的房子里，洗手间都要跟别人共用。于是，张强作了第一次别人看来很冒险的决定─去能给医生提供更好待遇的杭州邵逸夫医院。
最大的创新是紧追美国技术与思想
1992年，邵逸夫捐赠的邵逸夫医院当时刚刚筹建，一般人觉得一家医院没有二三十年的积累不可能成为一个著名医院。这个最初5年由美国医生管理、培训的医院给张强打开了另外一扇门，去了解医院发展的另一种可能性。“中国医院二、三十年之后才能看到的管理方式”，突然放在他面前时，让他大吃一惊。
当时，在一般人的概念里，中国医院的墙都是漆成绿色，要有消毒水味道。邵逸夫医院的门诊房间却布置得像宾馆一样，放着盆景、鲜花、艺术品，美方的管理者在门诊大厅放置一个大花瓶，抬这个花瓶需要动用6个工人抬，花费600元，而那个时候医生们的月工资也不过400元。医院建成之后，有人开车过来，向医院里张望并且向人打听：“这个医院，我可以进来吗？”那时，开车的人还是极少数。“就连当时的有钱人都没有见过这样的医院！”
在邵逸夫医院，张强第一次看到，美国医生在冬天给病人检查的时候，会先把听诊器捂热了，再放到病人的胸口。他也第一次学习了，要保护病人的隐私，不能在电梯等任何公共场合讨论病人的病情，在检查病人的时候，必须把帘子拉起，应该让病人在医院比在家里感受更安全。
不仅如此，在医疗手段上，中美双方的冲突也不断。中国医生一直是经验医学，一个医生凭个人有限的经验来推断技术的好与坏。美国医生讲的却是循证医学的概念，需要大量的医生以大量病例来判断技术的好坏。
美国医生采用腹腔镜技术来作胆囊手术，一个中国的老主任站在手术室门口阻挠他们，说那是一种不成熟的技术，传统的外科医生很难接受没有触感，完全靠器械和显示屏操控的手术。但在美国专家的推动下，腹腔镜技术得到推广。而张强也利用腹腔镜技术治疗静脉溃疡取得成功。在这样的环境里，张强由美国医生一步步按照他们的规范教出来，不可避免地受到美国医生的影响，变得重视新技术、重视服务，当然也变得更叛逆，对陈旧的医学理念心生厌恶。
张强甚至在评主任医师的答辩上，与评委发生了冲突。那是一个有名的胰腺炎专家。张强说，美国的资料里，胰腺炎是不可以用某种抗生素。专家说一定要用。张强在图书馆里把资料拿到专家的面前，专家说没时间看。这场对抗的代价是拿出答辩，张强没有通过，不过让张强反倒对自己有了信心，“那些专家也不过如此”。
在邵逸夫医院工作10年之后，张强再次做了个让人觉得冒险的决定─去杭州第三医院作血管外科主任。邵逸夫医院的名声日响，但邵逸夫医院的管理权已经收归中方，张强认为那儿的气氛和普通的公立医院越来越相似。张强始终想创建独立的血管外科，宁可选择杭州第三医院这样的小医院，他希望在那儿复制他在美国以及邵逸夫医院看到的医疗模式。
在邵逸夫医院时，张强穿的白大褂是美式的，剪裁合身，侧面有两个洞，手去就能拿到BP机。到第三医院他又穿越回来了，肥大的医生大褂，永远皱巴巴的，像个炸油条的师傅。拿个手机要把整个衣服撩起来。在这一点上，即使他后来又去了上海的东方医院，改观也不大。
在杭州第三医院，张强用了5年，把血管外科中心创建成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血管专科。他的秘诀还是追踪美国最先进的技术，学习邵逸夫医院的美国医生，大胆地把原来用在胆囊、脾脏的腹腔镜技术用在了血管外科的手术上，后来又用激光做静脉曲张手术。原来需要住院一周的手术，病人三天就可以出院了。
什么是医生？
2012年1月，一席网邀请张强到北京去作一场演讲，仿照美国TED网站，各行各业的先锋人物用15分钟做一场浓缩讲座。张强一开始就给大家讲了个关于走穴的故事。
7年前的一天夜里11点多，张强接到浙江省一个县医院医生打来的电话。一个病人车祸后，肚子里的大血管破裂，流血不止，县里的医生无法处理这种难题。张强开车以140码的速度在高速公路上狂奔半个多小时，到了那个县。他急中生智地大胆使用导尿管插到血管里面去，从里面打个球囊充起，把破口的血管封住，这种方式救了病人一条命。事实上，因为无论是超速开车还是使用不符合医疗规范的导尿管都是一种违规行为。
医生去其他医院“走穴”，虽然被冠以“会诊”这一名义，并不符合定点行医的规定，一旦有医疗事故发生，责任归属就很模糊。2005年，上海第九医院的眼科医生徐庆因为到江苏宿州“走穴”做白内障超声乳化手术，手术没问题，但手术室的感染控制出了问题，导致患者失明，徐庆最后被吊销医生执业执照并给予了刑事处罚。也就是说，假如那个县医院的病人没能救活，张强也可能面临同样困境。张强提起这段旧事，是想讲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什么是医生？面对这样境况，一个医生的本能反应还是治病救人，即使可能出现自己难以承担的结果。
但这其中存在着一个无法避免的矛盾─医生不能自由执业，患者又渴望名医的诊治。在中国，患者就医的观念已经发生了变化，最初人们看病就想去大医院就诊，之后转变成注重科室，比如北京的患者会选择去安贞、阜外看心脏疾病。现在，患者越来越注重对医生的选择，提供医疗信息服务的好大夫网站的出现，进一步加深了患者看病选择好医生的意识。
名医们的专家号千金难求，各种医院“会诊”邀约不断。名医们出普通门诊，挂号费只有几块、十几块钱，特需门诊出诊费100─300员不等，但患者也需要通宵达旦排队，等待数个月才能做上手术。“会诊”费用会高很多，多达上千元，但价格也并不透明、也不固定，一旦发生医疗纠纷，后患无穷。
“我们现在讲看病，到底看什么，我们难道是去看那栋大楼，去看那个CT，看那个磁共振么？不是的，我们忽略了一个最重要因素，其实是看人，医生跟病人。”
张强在东方医院时，沃德医院就多次邀请他过去为病人“会诊”。去年张强的妻子怀孕，她已经40岁，属于高龄产妇。张强咨询了公立医院的一些产科医生，都建议她剖腹产，张强又带着妻子去了沃德做产检，那儿的医生认为她的身体状态良好，完全可以自然生产。剖腹产一般至少要住院一周，自然生产3天就可以出院，对母子健康也更为有利。虽然费用是公立医院的三四倍，但考虑到享受到医疗服务的差异，张强还是让妻子到沃德去生孩子。张强有了切身感受，更觉得这种优质的医疗服务在城市人群中会有广阔的市场需求。后来，张强得到沃德医院的邀请，他也就很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沃德的签约医生。门诊费涨了，手术费用部分医生按照比例分成，好医生的价值终于得到承认。
张强现在的计划是，除了在沃德医院出诊，还会签约一家公立医院和一家国际医疗中心。他会利用三个平台做不同的事情：公立医院有雄厚的实验室和大型设备资源，非常适合搞科研。国际机构的平台有利于做响知名度，在这两个平台上，他完全不考虑收入。沃德的工作灵活，病人多，收入就不会差，又完全自由。
张强认为，只有医生真正可以自由执业，才可能建立一个竞争充分、自由流动、职业声誉机制完善的医疗行业人力资源市场。“自由执业后，医生的收益和风险全部落在个人头上，医生会更看重个人声誉和专业技能，尊重患者的感受。”张强特别在意他在“好大夫”网站上病人的评价，到2013年2月18日为止，他在“好大夫”网站上已经帮助6305名患者解答疑问。为了让人感受到他“如沐春风”的服务，他甚至给自己起名为“Dr.smile（微笑医生）”。张强想要获得医生的尊严，这尊严的含义是“医生靠自己技术和劳动所获得的公开合法的收入”同时“让病人有尊严”。
在一席网的演讲上，张强说：“现在，我不再是张强主任、张强教授，我只是张强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