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邪概念发生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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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阐述了发生学的概念，并借助发生学的研究方法，推演中医伏邪概念的形成，深入剖析伏邪概念形成的思维过程和逻辑过程，得出结论，认为同中医其他理论一样，伏邪理论的形成也经历了由萌芽到成熟，由简单到复杂的历史过程。中医学对伏邪的认知活动并不是一个静态的过程，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一个不断进步、完善和最终形成理论的过程，即目标―反复―试错―归纳―修正―目标。这一模式有助于深入理解伏邪概念实质。

关键词：伏邪；概念；实质；温病

中图分类号：R2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7717(2007)07－1432－03

近年来，发生学作为观念与方法在人文科学领域运用日渐频繁。使用范围日渐广泛。发生学研究人类知识结构的生成，是逻辑推理概念。研究伏邪概念的发生学，有助于对这一概念的内涵有深刻理解。

同中医其他理论一样，伏邪理论的形成也经历了由萌芽到成熟，由简单到复杂的历史过程。中医学对伏邪的认知活动并不是一个静态的过程，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一个不断进步、完善和最终形成理论的过程。从伏邪的产生来看，伏邪是伴随着人们对疾病病因认识的不断深入而形成的一个概念。伏邪理论的形成经历了一个从个别经验到集体经验，从集体经验向理论升华的过程。中医学伏邪理论的发生、发展、形成经历了同其它科学技术进步…相似的过程，即：目标―反复―试错―归纳―修正―目标。

1 目标阶段

在目标阶段，中医伏邪理论发现目标，观察到伏邪现象。中医伏邪理论始于对伏邪现象的观察。伏邪疾病的首次记载于《五十二病方》，约成书战国时期，其中首次记载了关于致病因素潜伏一段时间后发病，表明中医伏邪理论发现目标的时期约在战国时期。该书记载“婴儿索痉”的原因“产时居湿地久”。《五十二病方》关于伏邪早期认识是对来源于观察、实践的经验和因果推理过程的忠实记录，这是中医伏邪理论发生过程中最早的有关伏邪疾病症状的记录以及对伏邪疾病的病因推测。

《灵枢・岁露》、《素问・疟论篇》对一些疾病发生发展的论述已涉及到伏邪的理论伏而后发的概念。《素问・生气通天论篇》、《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及《灵枢・论疾诊尺》等篇，认识到四时之气皆可内伏致病。《素问・生气通天论篇》、《素问・金匮真言论篇》及《素问・热论篇》等篇对后世伏邪理论的创立、发展和形成，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由于不能发现导致疾病产生的直接原因，只能通过由果及因这一逻辑思维方式，并结合个体经验和直觉思维做出判断，推测这些疾病的发生可能是由于上一个季节已经遭到了外邪的入侵，由于外邪潜藏于体内，伏匿潜藏，留恋不发，因此在其发病时才有可能无法看出发病的原因。这就是目标阶段伏邪概念萌发的思维根源，伏邪病因的发生是病因推断思维模式的结果。

2 观察与实践阶段

秦汉时期是中国医学史上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发展时期。经过反复的观察，伏邪理论具有初步的预测能力，而该理论是经得起实践的检验的科学理论。中医伏邪理论经过从先秦到西汉的发展，其理论已经和中医的阴阳五行概念发生联系。

《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多次记载了对伏邪诊断方法及对预后的分析判断。通过望色观察分析病情的发展过程，正确判断齐桓侯的发病机制，说明了秦越人通过望诊判断伏邪的造诣。齐桓侯之病每隔5日依次“在腠理”、“在血脉”、“在肠胃”、“在骨髓”。这是最早的伏邪传变论述，也是关于伏邪发生、病理变化及其传变过程的病机学说雏形。

JP《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两例女子伤脾案是对于伏邪理论预测功能的描述，是伏邪史最早的包括病名、诊断、证候、病因病机、治疗方药、预后等在内的医案。

秦汉时期，伏邪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不再是客观记录所观察到的现象，而是对这一现象进行理论升华，形成具有病名、诊断、证候、病因病机、治疗方药、预后的理论体系雏形。

3 试错阶段

从东汉末年到隋统一全国近400年间，社会动荡不安，各种疾病爆发、流行。与之密切相关的伏邪理论在汉末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有了飞跃。最为重要的是伏邪导致的“伏气之病”已经从其它中医疾病概念中独立出来，《伤寒论》为伏邪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经过诊断方法的反复尝试，这一阶段发展的辨证方法则更容易普及。《伤寒论》在原有的伏邪望诊方法的基础上对伏邪辨证方法进行改进，发展出切脉法、综合诊断法等，从而丰富了伏邪的辨证方法。伏邪诊断方法的试错与改善丰富发展了伏邪辨证论治理念，进一步充实着伏邪理论内容，为伏邪理论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建立在辨证论治基础上的治则在稍晚的三国魏晋时期经过了尝试与试错，形成了伏邪初步的治疗原则，为伏邪理论干预原则的制定提供了思路。《针灸甲乙经・序》中就明确记载张仲景为侍中王仲宣做出的诊断和治疗方案，以“五石散”进行药物干预。《三国志・魏书・华佗传》华佗对广陵太守陈登的虫证和军吏李成的咳嗽的预测反映了当时伏邪理论作为―个科学理论，其预测功能是科学的。葛洪《肘后备急方》中用狂犬脑敷创口“后不复发之方，可谓为人工免疫思想的先驱。

在《伤寒论》中，伏邪概念在语言文字的表述方面有了独立的符号，不再通过其他文字符号反映其概念，而以“伏气”这一语言文字符号表示伏邪概念。《伤寒论》第85条中以“伏寒”符号表示伏邪概念的外延，用于指称冬时感受寒邪，留而未发，至春发为温病的一类致病因素。

4 归纳阶段

伏邪学说在隋唐五代得到了全面的发展。此历史时期的医家开始总结归纳前人关于伏邪的研究成果，继承、保存并且发展伏邪理论的研究成果。

在判断问题上，中医伏邪理论的形成主要不是沿属性方向发展起来的，而是沿关系，准确地说，中医伏邪概念的萌芽是沿因果方向发展起来的。因此要想证明伏邪存在，还要从治疗原则进行反向推理。根据伏邪理论制定的有效治疗原则可以证明伏邪理论的科学。

这一时期，社会较为安定，短暂的战乱和动荡尚不足以造成伤寒和温病的爆发和流行，太平盛世的中医学发展特点表现为以集大成为主，而创造、开创新的成果相对较少。

《诸病源候论》明确地从篇目和概念上将温病、时气、疫疠从伤寒中独立出来，从而将伏邪与新感明确加以区分。但是在温病的成因上承袭了王叔和的观点，“伤寒为毒者，以其最为杀厉之气也，即病者为伤寒，不即病者为寒毒藏于肌骨中，至春变为温病。”

另外有些行之有效的预防方法反向论证了伏邪的存在。如《千金要方》与《外台秘要》中都有避温专篇，设方甚多。

尽管创造性的成果相对较少，但是却将战乱时期的创新和革命成果保存下来，使得这一时期成为伏邪理论总结归纳时期。

5 修正阶段

伏邪理论的发展可以分为北宋的继承时期和辽、夏、金、

元、南宋的创新时期。宋金元时期对伏邪理论的最大贡献在于学术的继承和创新为明清时期伏邪理论的鼎盛发展奠定了基础。实践总是不断地检验着并且修正着人们对于伏邪的认识，此前的“伏寒化温”论在新的社会环境下，受到了冲击，实践与理论不相吻合，迫使这一时期的医学家提出新的理论模式，修正前期伏邪理论，为新的实践提供理论解释。

金元时期刘河间突破陈规，提倡辛凉药物，是从医疗实践上对伏邪理论“伏寒化温”的修正和扩展。张从正认为治疗疾病主张当以制止病邪发展和驱除病邪为首务，所谓“邪去而元气自复”。正是伏邪干预原则之一，即针对伏邪进行干预。

6 目标进步结构模式阶段

明清时期是伏邪理论发展的鼎盛和成熟时期，在这一时期，伏邪理论的目标进步结构模式形成，为现代伏邪理论的研究铺平道路。

在过去的近两千多年时间里，伏气温病曾与伤寒作为异病同因而并存，新感温病提出后，伏气温病则与新感温病作为同病异因而并论。既与伤寒同因，又与新感同病，在严密的理论体系面前，早期的“伏寒化温”论显然是过于简陋而难以自圆其说了。因此在明清时期出现的学术争鸣促进了伏邪理论的鼎盛和成熟，伏邪疾病的病因不再局限于冬日之寒，而扩大为各种能够产生弱效应的诸多决定因素。

明代末年，吴又可著《温疫论》时，首次用“伏”与“邪”联用的语言文字符号“伏邪”二字表示伏邪概念。这一时期，出现了不少力倡伏邪的医家和一批伏邪专著。伏邪理论专著的是对这一时期伏邪研究成果的总结，是临床医家对伏邪辨证论治经验的收集和整理，对伏邪理论的体系形成，对伏邪经验的继承和创新起到了促进作用，医家和专著的出现推动了伏邪理论的广泛传播和伏邪概念的普及。

关于伏邪的病因病机，这一时期认为风、寒、暑、湿、燥、火六气皆能化火，而且皆能伏而后发。《重订广温热论》指出：“风寒暑湿，悉能化火，气血郁蒸，无不生火”，认为“凡伏气温热皆是伏火”。关于邪伏部位的认识，柳宝诒认为伏邪的部位主要在肾，“夫内伏者，由冬时受寒，邪伏于肾”。俞根初认为伏邪因虚实之异，其伏藏部位亦有不同，“伏温内发，新寒外束，有实有虚，实邪多发于少阳膜原，虚邪多发于少阴血分阴分州。

至于伏邪出入的途径亦有不同的认识，如柳宝诒认为伏邪发病时由内而外，如“伏邪内发之温，类多从少阴外达，假道三阳；清・王孟英认识到伏邪的传变规律，”伏气温病，自里出表，乃先由血分，而后达于气分。同时柳氏还认识到了潜伏发病三要素的相互作用成为伏邪发生各种传变的原因，“此病必少阴阴气先伤，而寒邪袭之。至春夏化热而发”。

清・叶子雨的《伏气解》认为伏邪与阴阳相关，“然伏气之为病，固有阴阳互根，上下相乘之变，而尤重于重阴必阳，重阳必阴”“另外，伏邪和五行发生了更为普遍联系，如清・田云槎所撰的《伏阴论》专门论述了“春夏感受寒湿阴邪，不即为病，伏于肺脾肾三经孙络，乘人阴气内盛时，随从阴化而发”之病，是对伏邪与正气发生作用后从阴而化的动态演化机理。

吴又可根据伏邪病因的不同，所发途径各异，提出伏邪的治则为“随其经而取之，随其经而治之州”。柳宝诒根据伏邪证候复杂，提出伏邪温病可以考虑六经辨证论治．“伏气由内而发，治之者以清泄里热为主，其见证至繁且杂，须兼视六经形证，乃可随机立法。”

明清以降，伏邪理论不仅用于解释温病的病机。还广泛用于解释多种疾病的病机，如刘吉人在《伏邪新书》说：“已发者而治不得法，……，后又复发亦谓之伏邪。”难怪清・隋霖在《羊毛瘟论》中说：“夫天地之气，万物之源也，伏邪之气，疾病之源也。”

伏邪理论不但发展了温病病因病机学说，而且广泛用于解释多种疾病，发展了中医病理学和中医病因病机学，但是当中医的理论遭到了西医理论和观念的入侵之后，伏邪理论发展不仅滞而不前，受到了强烈的冲击，而且出现了危机，伏邪的存废争议便肇端于此。

总之，作为一种知识成果伏邪学说绝不是空中楼阁，它是由无数个原本相对独立的个体知识单位综合而成的。而这些个体知识是古代医家长久以来观察实践活动的结晶。伏邪理论体系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完善，至今发展成为理、法、方、药均较为成熟的理论体系，只等待对这个理论体系进行现代语言的阐释工作，揭开中医伏邪概念神秘面纱，赋予伏邪概念及其特征新的诠释，这一诠释可以与中医的概念发生较好的联系，同时与现代科学概念发生普遍的融合，这也是中医理论工作的意义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