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危机下的政策调整:宏观波动与微观行为如何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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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全球不平衡导致的金融危机在造成宏观经济大幅波动的同时,也对微观层次的企业和家庭带来了巨大冲击｡因此,政策调整应致力于协调宏观波动与微观行为之间的关系,避免出现宏观与微观的不一致性｡为此,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应把握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财政政策应克服“二次探底”的潜在挑战,而人民币国际化则将增强中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话语权,并从根本上克服被迫的外汇储备累积和“货币错配”｡
中图分类号:F812.0;F82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9)07-0004-06
一､引言
传统的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强调短期和总量宏观分析,IS―LM模型和AD―AS模型是其核心思想的经典概括｡然而,这种分析方法忽视了宏观经济现象内部的微观基础以及微观经济行为对宏观经济波动的潜在持续性和累积性影响,从而导致宏观与微观之间的分离｡因此,理论上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特别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共同努力方向,就是力求宏观与微观之间的理论融合;实践中,这种理论发展为我们判断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提供了一个基本标准:财政和货币政策应致力于协调宏观经济与微观行为之间的冲突,这既要求宏观政策在减少宏观经济波动与风险的同时,至少不能扭曲微观决策主体的市场行为和预期,也要求宏观政策在纠正市场失灵的同时,至少不能加剧宏观经济的波动｡
当前,全球性金融危机首先表现为一种世界宏观经济的巨幅动荡,这种波动经由企业､家庭和个人的财富水平､消费倾向､投资敏感度等微观决策变量实现自我循环和强化｡因此,在一定范围内,危机的冲击力呈现振荡式扩大｡这是一种典型的宏观困境:经济繁荣时,宏观经济基本面运转良好,微观主体依照市场价格的指引有效地配置稀缺资源,经济向均衡状态靠拢;经济衰退时,宏观经济基本面恶化,微观主体对前景的悲观预期将导致消费､投资进一少减少,衰退自我加强,经济离均衡越来越远｡所以,在国际金融危机的社会背景下,研究宏观波动与微观行为之间的关联性,通过政策调整扭转金融危机对企业和家庭资产负债表的反向冲击,已经成为全球性共识｡
(一)分析框架:Mundell-Fleming模型
开放经济条件下的Mundell-Fleming模型为我们提供了分析这类问题的基本框架｡据此,一个四部门经济的宏观均衡条件为:
Y=C+I+G+NX(Y*,Y,R)(1)
其中,Y*为国外GDP,R=ep*/p,R为实际汇率,e为市场汇率,p*为国外价格水平,p为本国的价格水平｡如果综合所有重要的宏观与微观经济变量,我们也可以把(1)式直接写成下式:
Y=f(P;C,I,X;G,T,Ms,r;c,σ,k,h) (2)
同时,我们又可以把此式简称为经济均衡状态的“一､二､三､四”｡其中,“一”为一般物价水平(P);“二”为两大宏观政策(G, T, Ms);“三”为三大需求(C, I, X);“四”为微观决策主体的四个参数(c,σ,k,h)｡它们分别是边际消费货币､投资对利率的敏感系数､交易性货币需求对收入的敏感系数和投机性货币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系数｡该式的最大优点是将宏观经济政策变量､总需求部门和微观决策主体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从而为分析两者之间的联动关系提供了理论基础｡
以此为基础,我们认为此次金融危机下的宏观波动与微观主体之间的互动过程可概括如下:
(二)全球经济波动的根源:全球不平衡
表面上看,此次金融危机是由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性银行业危机,而从更深层次把握,这次危机的真正根源应当是长期以来全球宏观经济不平衡不断发展的自然结果,这种不平衡通过微观层次的传导而不断放大｡因此,正确把握全球不平衡的现状是认识和解决宏观与微观不一致的起点｡
全球不平衡根本上表现为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内在的不平衡:第一,不受约束的美元本位｡根据蒙代尔的观点,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的世界货币体系已经“荡然无存”,也没有任何规则而言,麦金农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1]｡这里的重要原因就是美元与黄金的脱钩使之成为不受约束的国际货币,而各国货币当局又不得不把美元当作黄金一样的资产作为储备｡第二,不受约束的美国货币政策｡也只有在美元本位下,美国的货币政策才可以不受约束地进行货币发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与放松的金融监管联合在一起,使得美元流向全世界｡第三,不受约束的美国贸易赤字｡作为全球不平衡的一个重要特征,美国不断走高的贸易赤字一直被广泛争议｡本质上,贸易赤字是美元本位下的一个核心内容,正是美元的主宰地位为美国的贸易赤字源源不断地提供融资来源｡图1描述了美元本位对美国低储蓄率､高政府债务以及经常项目逆差的支撑｡在当前这种不平衡的货币体系中,也只有美元本位才能维持这种较为恐怖的平衡｡
与“中心国”美国相比,其它国家则通过维持对美国顺差和持有大量美元外汇储备,为美国的高消费､高赤字､高债务融资｡然而,在美元占主导地位的国际货币体系下,外汇储备又通过购买美元债券流回美国,形成了美国市场的流动性｡这种不平衡的“中心―”模式需要国的微观经济主体通过技术进步和廉价劳动力资源推进出口增加以获得顺差,也需要国家源源不断地通过购买美元资产为美国赤字融资｡图2和图3反映了这一事实｡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国国库券持有者｡这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当前中美之间这种所谓的“金融恐怖平衡”:从美国单方面看,如此高额的债务规模和贸易赤字似乎是不可持续的;从中国单方面看,如此巨额的外汇储备以及大量过剩的产能在封闭经济都是不可能持续的;但是在当前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之下,这些表面看似恐怖的现象却取得了一个持续的平衡｡
(三)全球宏观经济动荡对中国宏观经济和微观主体的双重冲击及调整
既然我们已经认识到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全球不平衡,而中国是这不平衡格局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那么我们就应该承认中国在这次危机中的双重作用:既是全球不平衡的维持者,又是金融危机的受害者｡
中国通过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战略保持了长期顺差,也积累了巨额外汇储备,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和就业的增加,同时也间接地稳定了美元本位的“不平衡”特征｡因此,从本质上看,中国已经被全球经济格局内生化,任何声称危机是外生冲击的观点都是不现实的｡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对中国而言首先是一种巨大的宏观波动,它直接导致了出口定单的大幅减少;其次,这种宏观波动将通过各种微观机制逼迫中国企业和家庭的生产与消费行为发生改变,从而适应出口下降的现状,并重新向“再平衡”过渡｡那么,这种宏观经济的大幅动荡将通过什么样的微观机制对企业和家庭施加影响呢?[2]
1.资源价格信号引发的库存调整
这里的调整机制是:通货膨胀预期企业加大库存(2007年底)金融危机冲击全球信贷紧缩资源价格大幅下降企业“去库存化”宏观经济动荡加剧｡这个调整机制清楚地说明了危机前后宏观经济波动与微观经济行为之间极大的关联度,同时这也是危机自我强化的一种形式｡
具体而言,2007年底的通货膨胀预期使得企业界加大原材料库存,而2008年2月份的冰雪灾害则把PPI推上了十年来的新高,从而进一步加剧了这一高位库存现象,这反过来又刺激煤碳､有色金属等资源价格快速上涨｡根据监测,2008年8月份,国家统计局监测的37个行业中的30多个行业库存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然而,随着金融危机愈演愈烈,特别是雷曼破产风波之后,金融产品的危机开始演变为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危机,全球性的金融恐慌开始蔓延,出现了所谓的信贷崩溃(credit crunch),在此背景下,包括石油在内的国际大宗资产价格应声而跌｡由图4可以看出,2008年底,国际主要原油价格出现急剧下滑,下降幅度超过50%｡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企业的本能反映就是“去库存化”,不下定单,先用库存,当所有的企业都进行类似调整的时候,就会导致工业增加值的突然下滑,企业家戏称为“突然消失的需求”｡于是,企业家的恐慌情绪表现在一系列数据上就是许多个“前所未有的第一次”:2008年10月份,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同时首次负增长,也第一次出现了用电量的负增长,而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5个月｡
当然,这种宏观与微观之间的相互作用也伴随着宏观经济政策的不断调整｡2007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确定的宏观经济基调是“两防”:防止经济由偏热转向过快,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转为全面的通货膨胀;冰雪灾害之后,“两防”变“三防”,即新加了防止经济短期内出现大起大落;2008年5月份,宏观经济政策开始逆转,转向积极的财政政策;到11月份,由于经济出现大幅回落,经济政策开始转向全面刺激经济增长｡这一系列充满戏剧性的政策变化一方面反映了2008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复杂多变,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和企业家们对宏观经济走势的误判和无所适从,从总体上也反映出中国的企业家需要增强应对经济周期波动的能力和经验｡
2.投资收益率下降和资产负债表恶化情形下出口企业的自我调整
在一个成熟的市场中,现代企业的投资决策行为更加倾向于市场化,对宏观经济的波动会更加敏感｡它们根据投资收益率的变动和资产负债表的情况对外部冲击作出反应,并相应调整自己的投资行为,从而反过来对宏观经济的总量生产､投资和消费施加影响｡
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出口企业成为首当其冲的受害部门,面临这种宏观需求的波动,企业的自我调节机制主要是:外部需求下降､汇率波动出口减少､预期利润率下降资产负债表恶化企业通过工资和价格进行调整市场竞争机制的筛选和优胜劣汰“剩者为王”｡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一方面,金融危机本身为企业提供了一种竞争挑选机制,经历了一次宏观经济大幅波动的洗礼之后,市场会自动检验和筛选优秀的企业,而那些无法准确把握市场节奏和适应市场波动的企业会被自动淘汰,而经历市场动荡,经验丰富,具有竞争力的企业会存活下来,“剩者为王”的机会大大增加;另一方面,金融危机也为不同的业务和产业提供了一个重新布局的机会,一些产能过剩的产业和部门将会被淘汰,而一些新的高新技术产业将获得新的成长｡我们应该认识到有些行业和产业的产能过剩和调整是必然的,把资源停留在产能过剩的产业,或者不促进这些产业的整合和过剩产能的消化,反而可能延缓经济的复苏｡
3.金融创新和“再杠杆化”使银行业成为宏观与微观互动的金融中介
此次全球性银行业危机对中国的银行业来讲也是一次难得的改革与发展的机会｡银行作为一种金融中介应该发挥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功能,把有限的资源分配到最有效率的企业和产业,从而不仅仅在资金盈余者和资金短缺者之间,也要在宏观风险与微观经决策的联动之间,架起一道桥梁｡
无论依据什么样的标准,中国的银行业都还存在巨大金融创新和“再杠杆化”空间｡从整体上,与美国相比我国仍然具有较强的负债能力,这意味着当美国经历痛苦的“杠杆化”时,我们其实正在面临一个“再杠杆化”的机会｡根据测算,2007年美国华尔街主要银行的杠杆比例是88倍,而我国几大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都在10%左右,这意味着资本放大倍数的最多只有10,远低于美国银行的杠杆率｡此外,美国的政府､企业和居民过度负债,比如居民部门的负债占GDP的比重在2008年高峰时期达到97%,而中国的情况与之形成鲜明的对照｡从政府角度来说,表面上看2009年我国的赤字预算是9500亿元,创历史上新高,但实际上,赤字占GDP的比重仍在安全线之内,国债占GDP的比重2008和2009分别占年18%､22%,而美国2008年的这一比重为60%左右,2009年大量发行美元之后大约上升到90%左右｡因此,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政策空间非常大｡从居民角度来讲,2008年中国居民的储蓄规模为21.5万亿元,而所有的住房抵押贷款､汽车按揭等共计3万多亿元;企业也是一样,在东南亚经济危机之后,企业的负债率为70%左右,经过10年的发展,2008年底只有59%｡因此,从整体上,与美国相比,我国有比较强的负债扩张能力｡
以上我们主要从市场的自我调节机制方面探讨了银行与企业如何通过各种方式来应付宏观经济波动所带来的冲击,同时也说明了这种调节本身会进一步产生宏观经济的总量效应｡下面,我们将集中讨论政府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如何协调金融危机所产生的宏观与微观之间的冲突,依据理论所指引的判断标准来评估我国宏观政策的有效性,并对未来的政策走向作出展望｡
三､宏观经济政策如何协调宏观与微观之间的关系
(一)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应权衡经济增长与通胀压力
现在,全世界的中央银行都在通过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向银行等金融机构注入大量流动性,短期内,这种政策有助于恢复金融系统的信心,阻止所谓“credit crunch”｡然而,危机过后,甚至在危机结束之前,如此汹涌的“货币开闸”是否会带来通货膨胀压力,货币政策应当如何把握通胀与通缩之间的转换､宏观与微观之间的联动关系?
弗里德曼对美国货币史的开创性考察表明,每一次货币量以更大幅度增长后,都是经济先得到扩充,随后便出现通货膨胀;货币增长率下降后,紧接着就是一次通货膨胀性的衰退;再往后,通货膨胀率下降而经济情况好转｡他认为货币当局被一种虚假的两分法引入歧途:要么是通货膨胀,要么是失业｡这种选择法是虚幻的,真正的选择是:较高的失业率要么是较高的通货膨胀率的结果,要么是医治通货膨胀的一种副作用｡那么,在目前这种百年一遇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中,货币主义的这种经典智慧是否仍然有效?[3]
1.量化宽松型货币政策是克服金融危机冲击和经济衰退的应急措施
从理论上讲,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可以降低名义利率,根据费雪方程式,实际利率会随之下降(条件是物价上涨率不发生变化)｡由于实际利率是企业和家庭的融资成本,所以这样可以有助于生产和消费增加,刺激经济走出衰退;此外,信贷的宽松增长通过向市场注入流动,有助于通货紧缩的预期,稳定市场的恐慌,从而维持金融稳定｡
就中国目前的情况而言,2009年第一季度的银行信贷已经超过4.6万亿,按照目前信贷增长速度推算,2009年全年银行信贷如果继续保持这样的增长速度,全年的信贷投放可能超过8万亿元｡对此,我们的基本判断是,2008年11月份以来的高速信贷投放,具有典型的危机应对特征,是决策者在严峻的宏观经济形势面前所采取的应急政策,这是有其现实合理性的｡目前,我们已经看到,这种宽松的货币政策正在释放积极效果,中国经济呈现企稳迹象,并可能逐步步入复苏之途｡迅速增长的信贷,以及2009年2､3月份迅速上升的企业存款,预示着接下来的总需求可能会出现较为强劲的复苏｡由于2008年第二､三季度的基数较高,同比的数据则不一定会出现显著的上升,但是实际上季度环比数据更能够看到宏观政策所产生的效果｡虽然一季度的同比增长并不高,但是环比已经超过7%,目前看二季度的环比增长可能达到10%,同比大概也在7%左右｡
2.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长期内可能带来通货膨胀压力
根据“金融加速器”原理,信贷扩张会导致企业借贷资金成本降低和企业资产负债表的改善,这会进一步促使银行向企业提供贷款,并推动资产价格不断上升｡所以,可以判断信贷扩张正在启动这种金融加速器效应｡然而,从整个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发展的趋势来看,还没有哪一次连续6个月以后的信贷高速投放以后没有产生通胀压力的｡因此,如何在促进增长和抑制通胀之间取得平衡是一个技术难题,也是一种管理艺术｡
据此,在宏观金融形势逐步稳定之后,这种典型的危机应对型货币政策导向有必要转向一个可持续的信贷增长｡一定意义上讲,2009年1-3月份的信贷投放并不能归结为是适度宽松,而可以归结为过于宽松;目前,当各项经济指标趋于稳定之后,货币政策可能需要真正转向适度宽松,转向追求货币政策的可持续性,避免信贷投放的大起大落以及预期的通货膨胀压力｡
因此,目前货币政策可能面临一个重要的选择,就是真正回到此前所确定的“适度宽松”,强调信贷增长的平稳和可持续性,防止未来出现大起大落｡
(二)财政政策应防止出现宏观与微观的不一致,避免经济出现“二次探底”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改善GDP等宏观指标是相对容易的｡但是,在GDP数据改善的同时,如果没有实体经济的明显改善和社会投资的跟进､以及经济的平稳复苏,微观层面的工业增加值和企业利润等指标可能就难以得到明显改善｡从目前的状况看,在宏观数据逐步改善的同时,企业目前的盈利状况还没有走出低谷｡因此,需要防止宏观数据和微观状况出现明显的不一致｡从历史比较的角度看,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由于没能处理好宏观与微观之间的互动而导致经济“二次探底”的现象曾多次出现｡例如,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在1998年通过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带动了经济的反弹,但是1999年由于工业投资没有跟上,造成经济出现“二次探底”｡目前这一轮的投资,主要是靠财政的基础设施投资带动的,政策效果2009年会陆续在信贷投放和财政推动下逐渐显现出来｡但是,在及时的宏观政策抑制了经济的大幅回落之后,目前应当重点关注宏观经济会否出现二次探底的问题｡
目前,可能导致二次探底的因素包括:当前政府投资一马当先,如果社会投资不能及时跟上,则有可能出现二次探底;过剩产能消化进度迟缓,导致此前的经济刺激计划带来过剩产能的跟进,进而导致经济的再次探底;2009年如果持续保持过快的信贷增速,有可能会在未来随着银行信贷增速的显著回落而导致经济的相应大幅回落｡
(三)人民币国际化克服“美元本位”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不平衡
东亚新兴市场经济体,甚至包括日本,在当前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格局中,都面临一个长期难以克服的“两难困境”:出口导向型发展带来大量贸易面顺差;国内金融市场不发达导致“货币错配”和巨额外汇积累[4]｡这种“冲突的困境”的必然结果表现在央行层面上就是被迫积累外汇储备,并不得不面临美元贬值所导致的美元资产价值缩水和购买力下降;表现在出口企业层面上就是要被迫承受本币升值所带来的汇率波动风险｡
一定程度上,美元作为“美国人的货币”已经成了“全世界的问题”,特别是大量持有美元资产的新兴市场国家的问题｡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无法改变的情况下,以中国为代表的高储蓄国短期内并没有更好的选择,不得不承受美元贬值的风险,因为全面重构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如果大量抛售美元则可能导致美元债券的大幅波动,而同时国际上也并没有一个除美元之外的如此庞大的金融市场可以吸收全球的外汇储备｡目前,中国只能开始尝试做出一些积极的应对,包括对中国购买的美元债券提出特别的安全和收益要求,鼓励美国等发行熊猫债券,促进SDR等非货币计价的金融市场的发展等,同时,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应当是更为积极的举措｡
1.人民币国际化
目前,人民币国际化已经迈出了非常关键的一步,其进程也正在加快｡一方面,中国央行与全世界六个国家已经签定了6500亿的货币互换;另一方面,央行已经开始在全国沿海主要城市实行人民币跨境计价的试点｡从这些措施的短期效果来看,企业需要关注的汇率风险减小了;而从更长远的效果来看,则是中国开始尝试在国际贸易中逐渐降低对美元的依赖,并推动人民币走向国际化的开始｡
当然,人民币国际化的事件本身,又会带动对人民币资产的需求,这将对人民币资产价格的上升形成支持｡从经济史角度看,美国､英国等在其本国货币的国际化推进进程中,本国资产价格都有一段时期的十分活跃的表现｡当然,从日元等货币的国际化来看,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以及金融市场的发达程度,对于货币的国际化都具有显著的影响｡
2.发展本国金融市场
从短期来看,全面改革现有的国际金融体系难度很大｡但是,从中长期来看,中国有很大的空间来推进本土金融市场的发展,促使大量储蓄不必流出而在本土金融市场得到有效的配置｡
外汇储备的实质是一种流出去的储蓄｡根据宏观经济学常识,国内储蓄与投资的缺口等于经常项目顺差｡长期顺差的一个自然结果必然是大量外汇储备的不断累积,而在当前美元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下,外汇储备最终只能流向美国国债,为其贸易赤字融资｡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已经变成一个净储蓄提供者,而不是外资净流入国｡这一现象从本质上反应了中国落后的本土金融市场无法吸收国内的净储蓄｡在当前金融危机冲击之下,中长期内美元将不可避免地走弱,再加上人民币的升值,巨额外汇储备将面临购买力的缩水｡目前,中国大量的信贷投放可以看作是储蓄海外运用到本土运用的一个重要改变｡一定程度上,本土金融市场发展的大幕已经缓缓拉开｡
四､结语
金融危机所产生的经济动荡无论对宏观经济政策制定者,还是对微观经济主体决策者都是一次难得的历练机会｡中国经济经过金融危机的外部冲击和洗礼之后,会获得一个重上新台阶的机遇｡基于政府､企业和个人比较健康的资产负债表,如果宏观经济政策能够准确把握宏观与微观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在不加剧宏观波动条件下实现微观决策者的自我调整,以及在不扭曲微观决策变量条件下减少宏观经济的震荡,那么确信中国将在国内､国际舞台上再上一个新台阶,走向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
参考文献:
[1] McKinnon, Ronald (2005), “The World Dollar Standard and Globalization, New Rules for the Game”, www.stanford.edu/ ~mchinnon/papers.htm.
[2]巴曙松,李胜利.国际金融危机的全球化视角:从“金融恐怖平衡”到“再平衡”[J].金融发展研究.2009,(4).
[3]弗里德曼著;巴曙松,王劲松等译.美国货币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4]McKinnon, Ronald(2009), “U.S. current account deficits
and the dollar standard’s sustainbility: a monetary approach”, www.stanford.edu/ ~mchinnon/papers.htm.
The policy Adjustments under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How to BalanceMacro-fluctuations and Micro-behavior
BA Shu-song, YANG Xian-ling
(1.Council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Financil Research Institute, Beijing 100036,China;
2.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conomical Institute,Wuhan 430074,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 the conflict relationship between Macroeconomic fluctuations and Microeconomic decision-makers in the framework of Mundell-Fleming model. Our research reveals that “Quantitative easing monetary policy” must emphasize the tradeoff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burden of inflation; Fiscal policy should be able to overcome the inconsistencies between government investment and social investment. RMB internationalization is conducive to enhance the discourse of rights in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Key words: financial crisis, macroeconomic fluctuations, microeconomic behavior, policy consisten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