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流河:20世纪知识分子的心灵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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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流河》展现的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它的时间上限是“二十世纪来临的前一年，我的父母出生在中国东北辽河流域相距二十里的乡村。”下限是“二00一年初秋，九一八事变七十周年，哥哥带着我和两个妹妹，宁媛、星媛由太平洋两端回到沈阳，参加东北中山中学‘齐世英纪念图书馆’揭幕典礼，纪念他那一代漂泊的灵魂。”时间贯穿的是整个20世纪，空间则几乎涵盖了整个中国。

齐邦媛的《巨流河》以个人的经历，把笔触伸向普通人的心灵深处，在战乱与动乱的背景下，展现了一幅普通人在巨变中的疼痛和坚持，历史的帷幕掀开了一角，露出了它的血肉，而最清晰的莫过于那些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正如萨义德所说，带有某种“业余”的性质，但却保持着独立与批判的锋芒；他们往往探讨的是学问，但却是那些关乎普世价值和具有终极意义的问题，如齐邦媛的父亲齐世英，留学德国学的是哲学，终其一生，也没有放弃对哲学问题的思考，死后书架上留存最多的还是哲学书籍；而齐邦媛学的则是英国文学，书中其他几位给人印象深刻的，如钱穆是历史研究者，朱光潜是美学大家，吴宓是诗人、国学大师，他们都以知识分子的独立性，秉持着知识分子的良知，关注着社会道德、公平、自由等一系列价值标准。而这，正是《巨流河》所致力的，它记录了20世纪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情怀和独立的精神。

齐世英的经历代表了20世纪初期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心智状态，他少年时代“看到许多北方的乡村，深深感到一般国民知识的闭塞，对国家和自己的命运几乎全然无知，在纯朴的美德后面常常是冷漠和愚昧”，于是走上了留学的道路，最先到日本，之后又进一步到德国留学，既是为了弄清楚人生问题，也有着国富民强的理想。

留学归来，齐世英致力于教育事业，幸而遇到新军首领郭松龄，在二人的努力下筹办了一所以培养青年学生新思想，以研究学问为目的，不以培养官员为目的的大学，这可以说是多少学成归来的学子的梦想，齐世英更是“兴高采烈地忙碌工作，师资、课程、学生的教导”，认为青年时期的梦想就要实现，他像

“小火车头一样，充满了勇往直前的干劲。”然而这是一个军阀混战的年代，金中国这么大却放不下一张宁静的书桌，此时二次直奉战争开始，孙传芳召集五省联军进犯奉军在安徽、江西等地的地盘，郭松龄奉命率部进关。但郭松龄作为新军的首领，不愿让关内子弟战死他乡，更不想打内战，希望能用心经营东北，休养生息，于是在天津通电下野，齐世英支持郭松龄的主张，外交事务主任。后郭松龄发动兵变，但战死巨流河。齐世英的人生也就此改变，他逃亡日本，后回到天津，赴南京加入，在中央政府工作，算是从此踏入了政界。

然而，他从政之后，仍不遗余力地推行教育工作，创办中山中学，收留战乱中流亡的儿童；并负责与东北抗日力量的联系，为抗击侵略而日夜奔走；后又办刊物《时与潮》，为了提供最新的世界资讯，他们有自己驻守伦敦和华盛顿的特派员，将消息经印度，由有死亡航线之称的“驼峰航线”转至重庆，成为战时最为重要的刊物；他们同时还编译图书，开办

“时与潮”书店，并不以营利为目的，书让学生随意翻阅，翻破之后再补。齐世英那一代知识分子，怀抱启蒙理想，往往在教育和报刊两方面致力甚多。

其他投身教育的知识分子，如书中提到的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武汉大学校长王世杰，以及无数的教授，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岁月，仍坚持对青年学生的教育和鼓舞，正如王世杰所说，“不到最后一日，弦歌不辍。”正是这种坚持，数万的师生，带着图书资料和实验设备，从北平、天津、武汉等地，转移到湖南，后又转到四川、云南等地，而那些战乱中成长起来的学生早已成了社会的中坚。而民国那些教授，也留下了无数的奇闻轶事，他们以保留文化火种自居，担负着不一般的责任。

退守台湾之后，在一个时期也推行政治高压的政策，稍有妨碍局势稳定者则在打压之列，齐世英所主办的《时与潮》后来在台湾复刊，但彼一时，此一时，“被数度勒令停刊，但期满又出刊，屡仆屡起。最后一次出版一百五十三期，竟得官方一百五十二个警告，终至休刊。”而《时与湖》的编辑，无论是学养还是气节，都堪称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他们不仅没有屈从，反而是屡败屡战。

而作者齐邦媛也是这样一个知识分子，战乱时期她正是一个学生，虽义愤填膺，但唯一可做的也只能是安心于学业，但内心却对大是大非、家国之恨有着刻骨铭心的体验。战争结束之后，在政治标准第一的时代，她学生时期所养成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被激活了，果敢地对教科书实行改革，教材编审中更是遇到无数的阻力和责难，随时可能进入被称之为“保安大饭店”的警备总部。

当教材编成，在请老教授台静农题字的时候，竟会得到台老师如许夸奖：“敢这么编国文课本，有骨气!”想来这应该是最重要的认可吧!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