肿瘤治疗:从“战争模式”到“和平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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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就职演说中雄心勃勃地宣布了两项计划：载人登月和攻克癌症。希望在短短的几年里解决这两个问题，但30多年过去了，老总统载人登月的计划早已实现，攻克癌症却仍然在艰苦的努力之中。由此可见，攻克癌症，比登天还难。癌症，到目前为止,仍然是威胁人类生命健康的主要疾病之一。
为什么肿瘤这样难以攻克，是不是我们的战略出了偏差？经过几次联系，我们终于约请到了著名中医肿瘤专家、中华医学会心身学会主任委员、上海中医药大学博士生导师何裕民教授做一访谈。
话题即从不久前在美国亚特兰大举行的ASCO（美国临床肿瘤学会年会）展开。
采访者:我们知道，ASCO是全球最高级别的肿瘤学术会议，第42届ASCO不久前在美国成功召开,能不能给我们的读者介绍一下有关这次会议的情况?
何教授:美国临床肿瘤学会年会不管是规模还是质量，都首屈一指。世界各地共有29200多名肿瘤工作者参加了这次会议，中国大概有八九十名，本届年会的主题为“Advocating Survivorship,Clinical Science and Oncology Quality Care(关注癌症生存者,促进临床研究成果转化,改善医疗服务质量)”。此次年会上传出了令人振奋的好消息，代表了最前沿也是最权威的声音。一是大会主席Horming博士在开幕式上宣布：“自美国1931年开始进行癌症数据统计以来，美国癌症死亡总人数在2005年首次出现了下降的趋势，美国癌症患者的幸存总人数已从1971年的300万增加到2001年的1000多万。”二是专家充分强调了提高肿瘤患者生存质量的重要性及其突出意义，这个信号体现了人们开始更关心生了病的“人”，而不仅仅是人生的“病”。这次肿瘤会议体现的治疗思想和我们一贯的思考是一致的，即癌症是可防可治的，癌症的治疗必须放弃“以暴制暴”、“以毒攻毒”的“战争模式”。
采访者:怎样解读美国癌症死亡总数下降这一现象？
何教授:过去认为癌症是不治之症，甚至有的病人接受了这一观念而拒绝就医。癌症死亡总数的下降伴随的是幸存人数的增加，这一降一增表现的是癌症越来越呈现出慢性病的特征。糖尿病、冠心病都是典型的慢性病，但是很少听说有拒绝就医的情况，慢性病的治疗特点是，大多数时候采取较为保守的治疗措施，比如中医调理，只有在急性发作的情况下我们才考虑用比较竣猛的手段。另外死亡总数下降不能掩盖癌症发病数量一直上升这样一个事实，癌症是一种退行性疾病，是人体衰老过程中难以避免的生理异常，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必然会带来癌症病人的增加。
采访者:“以暴制暴”，“以毒攻毒”的战争模式行不通，那么什么才是对肿瘤正确的态度呢？
何教授:我经常把肿瘤细胞比喻成人体的“坏孩子”，它们的无限生长和繁殖破坏了人体这个大环境，对于这些“坏孩子”，传统的思路是“宁可错杀一千，不能放过一个”，比如乳腺癌的扩大根治术大范围的淋巴结清扫就是这种思路的一个结果。我们说这种模式行不通，并不是完全反对这种模式，再民主的社会总还是需要警察和军队，适当的“整顿”还是需要的，但“镇压”一定要适可而止，一定要尽量缩短时间，一定要尽量缩小“打击面”，要让健康的细胞、组织和器官“休生养息”。
我们始终应该明白，治病的目的是要人活得更有质量，更有意义，而不是仅仅把病灶拿掉。有位院长朋友告诉我，一个医生做完一起肿瘤切除手术，几天以后原本身体尚可的病人死于肺部感染，当追究责任的时候，这位医生振振有辞，“手术很成功啊，清理得很干净。”这就是一种典型的只见病不见人的态度，也是缺乏逻辑的表现。“霸道”哲学统治肿瘤学有些年数了，追溯源头的话，在古代的西方，火烧、放血、切割都曾运用到肿瘤的治疗上，现代则是“新教”思想指导着医疗实践，这种思想的核心是以“征服”为特征，认为自然应“臣服”于人类，对于任何异己的东西都欲彻底消灭，肿瘤虽是内源性的，是人体自然生长出来的，但是也无法打消人类消灭它的决心。如果把“征服肿瘤”定义为不再有肿瘤或者肿瘤出现以后我们可以一劳永逸地把它永远消灭，我认为这跟过去造“永动机”、使“油变水”的荒谬没什么两样，都是不尊重自然规律的表现。幸喜的是，人类已经逐渐意识到这一点，“征服”观念逐渐让位于“和谐”观念，跟自然界的和平相处，构建和谐社会的行动都是人类深刻反省的结果，在肿瘤治疗领域，从传统的放疗、化疗等方法来“减灭”肿瘤细胞，到用分子靶向药物来“稳定”肿瘤细胞，实际上也是这种观念转变的体现。我们多年前提出的“零毒化疗”是一种通俗的说法，如果考察一下它的精神实质，则是对“征服”观念的抛弃，中医药多靶点的作用机理对直接杀灭肿瘤细胞效果是有限的，但对于“稳定”肿瘤细胞，改善人的生活质量，提升人的生命尊严，其价值是巨大的。
采访者:您的意思是能够和肿瘤“和平共处”吗？
何教授:这是肯定的。刚才谈过，肿瘤是一种慢性病，我们可以同糖尿病和平共处，可以同高血压和平共处，当然我们也可以和肿瘤和平共处，糖尿病、高血压等与肿瘤就对人类健康的威胁而言并没有本质的不同。我们多年的临床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比如我们曾经做过统计，在两百多例70岁以上老年患者中，仅以中药零毒抑癌与温和疗法为主，近4成以上患者比较健康地度过了四年以上；而胰腺癌患者中，不用（或无法）手术及化放疗者，安全活过3年以上者也已有了50多例。这只是计算了死亡率，更重要的是由此他们免受了霸道的“攻伐”，比较快乐地生活着。
当然“和平共处”也是有一定条件的，比如说，我们对待早期癌症和晚期癌症，青年癌症和老年癌症态度上还是有分别的。早期癌症，或者青年癌症，比较局限，但发展速度快，需要迅速阻断，而这时正气恰又能承受适当的“攻伐”，所以采取较为果断的措施可以防止情况恶化；但对于晚期癌症、老年癌症而言，人体正气已经明显不足，妄自攻伐无疑是“竭泽而渔”，老年癌症的恶性程度通常不高，带病延年的情况非常多，有时候，不去碰它，反倒可以相安无事。最近海归教授黄又彭博士以其自身长期从事尸检的经历，认定80岁左右病故的老人如都做一遍尸解，会发现100％的人体内都有肿瘤。数据显示，最多有25％的老年人死于癌症，那么我们可以据此推测，另外的75%是死于其它疾病的，之前，他们都是带着肿瘤好好生活着的。
采访者:难道说除了手术、化疗和放疗以外还有其它道路？
何教授:实际上和肿瘤“和平共处”的方法是很多的，我们的中药“零毒化疗”是一种；西药中的干扰素、白细胞介素等免疫增强剂也可以看成是与肿瘤“和平共处”的一种努力；注意饮食也是一种，我有两个博士就在做这方面的课题，我们还经常举办有关饮食疗法的讲座，这些工作都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肿瘤患者；另外心理的支持非常重要，肿瘤是一种心身疾病，心理因素对于肿瘤的发生、发展以及预后都有明显相关性，心理的支持一方面要靠家庭和朋友，另一方面则来自于社会，家庭的关怀是基本的，但专业化不够，还不能充分满足患者的多种需求，因此，患者如果能从容地走向社会，利用团体的力量来度过心理的难关将是非常理想的，癌症俱乐部、民生健康家园、科学保健康复协会都是很好的载体，可以提供专业化的指导和帮助，更重要的是，在这样的社会团体里面集中了一大批命运相同、心理反应相似的人群，互相的鼓励是医生和家人所不能代替的。
我作为中华医学会心身医学分会的负责人，对肿瘤病人的心理康复问题一直非常关注，也做了许多有益的尝试，比如我们首创的“圆桌诊疗”模式就把集体治疗、心理疏导、示范疗法、情境疗法、认知疗法、交友疗法等熔为一炉，反响非常好，有一位著名的电影编导实地考察以后甚至想把它搬上荧幕。有人认为心理学比较“虚”，但实际上它已经有了很多“实”的内容，我们建立这样一个心身医学临床基地的目的，就是要把那些抽象的心身医学理论转变为实实在在的对人类有益的实践活动。
采访者:西方国家，也就是您所说的新教影响下的国家，过去主要是用“攻伐”的手段治癌，但他们的癌症五年生存率并不低，而中国大陆，虽然有中医中药，但是癌症死亡率并不比西方低，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何教授:你说得对，目前中国的癌症治疗水平和国际还有一段距离。一方面中国有一个整体科技落后的问题，这不仅体现在肿瘤治疗领域，在其它科学领域也是一样，一方面是社会发展落后的问题，医疗保健的不健全等等因素不可忽视。
这些还不是全部的原因，我这里首先想谈的是“过度治疗”的问题，对于贫穷落后地区我们可以用水平技术低等来解释，但对于发达地区的上海来讲，不管是技术还是医疗保障水平都达到了相当高度，特别是技术，世界上最庞大的患者人群在中国，每一个医生都有充足的机会接触到大量的病例，拿手术医生来说，人均手术量肯定是全球最高的，放疗、化疗的情况也差不多，国际最新的技术成果总是在第一时间在上海得到应用，所以上海地区的肿瘤治疗水平偏低不能用技术来说明。恰恰相反，发达地区呈现的是另外一种状态，即“过度治疗”，因为观念、利益等原因，轮番的“轰炸”必然让患者吃不消。某省肿瘤医院的化疗科主任在应酬席上，明确告诉在座诸友，他的病人中，有约九成是死于化疗过度。上海的现状跟十来年前的美国比较相像，80年代以前，美国的肿瘤死亡率也是直线上升，只是后来国际肿瘤界对“过度治疗”进行了深刻反思，强调适度治疗和生存质量，情况才逐渐得到缓解。所以目前的上海，关键的不是上一些大型的诊断和治疗设备，而是改变思路，真正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出发去做事，贯彻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的“不伤害”原则。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中医中药并不都是温和的治疗手段，有的中医喜欢用竣猛之剂，从我们多年的实践来看，并不足取。我们归纳了“调整为先、零毒为佳、护胃为要”的十二字治癌新方针，讲究“王道”是我们治癌的鲜明特色，也是和国际趋势相呼应的，我们最近出版的国家十五规划教材《现代中医肿瘤学》受到包括西医权威在内的一致好评就是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