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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很多拆迁的事情夺人眼球,公众对此特别敏感,其实拆迁这码事古已有之。历朝历代,由于城市建设的发展需要,或者是王朝自身搞的房地产开发,或者是地主豪强、王公贵族的大肆兼并,便会出现拆迁问题。如何安置拆迁户,有一些案例处理得好,出现了皆大欢喜的局面,但更多的情况是搞强拆,常常导致怨声载道。另外,古代同样存在违法、违章建筑,也像如今一样需要“拆违”。当然哪里有拆迁,哪里就有钉子户,古代同样面临处理拆迁钉子户的问题。
早在公元前539年的齐国,便出现了一次小型的拆迁。当时,齐景公想给劳苦功高的国相晏婴更换一处豪宅。晏婴连忙推辞,说自己的祖先就住在这里,而且这里靠近市场,买东西方便,不想劳乡亲们为自己盖新房子。后来晏婴出使晋国,齐景公趁机拆毁一些邻家的房屋,帮他把新房子扩建好,造成既成事实。晏婴拜谢景公,回来后却命人拆掉,并按照原样重修百姓的住宅,让被迁走的人家搬回来住。晏婴对拆迁户们说:“我不是选择这住宅,而是选择邻居。感谢诸位先已选择我做邻居了,我如果违背大家的选择不吉利。君子不违犯不吉利的事,这是自古以来的制度,我晏婴又岂能例外呢?”一席话说得拆迁户们心里暖洋洋的。晏婴就此以最小的成本收买了民心,体现了古代大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和非凡智慧。
古代规模最大的一次拆迁应该发生在汉武帝时期。汉武帝为了扩建上林苑,在首都长安南边画了一个圈,大搞房地产开发。据《汉书》记载,这个圈几乎覆盖6个县,横跨京城和扶风郡两个中央郡国,东西长达200公里,南北长达150公里。据《汉书・地理志》,当时京城常住人口是68万人,扶风郡常住人口是83万人,汉武帝计划拆迁的人口占这两郡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将近40万人。让40万居民给汉武帝一个人腾地方,应该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但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是怎么完成拆迁的呢?
他的方法其实相当简单,就是在其他地区划了若干荒地,让大伙自己开荒、自己盖房,一分补偿款都没花,就把6个县的近40万百姓全给“安置”了。《汉书》上说,被安置者很不高兴,“幼弱怀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这是典型的“大棒”强拆啊,拆迁户们怎么能高兴得起来呢?但自古以来胳膊总是拧不过大腿的,何况那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时代。
唐朝出现了一次大规模的“拆违”案件。唐大中年间,京城长安怀真坊西南角亭子西,赫然耸立着9幢豪华私人住房,格外引人注目。男主人是义成军节度使韦让,女主人则是唐宪宗的第十女汾阳公主,唐宣宗应该叫她姐姐。这9幢房舍所占宅基地,本是京城长安的公共用地,却被这对皇亲国戚据为己有,四坊居民敢怒不敢言。建筑规模之大,整个唐朝任何时期无人可比。新旧《唐书》、《唐会要》对此进行了专门记载,在同类案件中可谓独一无二。韦让飞扬跋扈,以致天怒人怨,849年6月,长安右巡使忍无可忍,向唐宣宗直接报告:“义成军节度使韦让故违敕文,于怀真坊西南角亭子西,侵街造舍九间。”唐宣宗也觉得他的这个姐夫太不像话,当即下旨:“韦让侵街造舍,颇越旧章,宜令拆。”不久,一支拆迁队伍浩浩荡荡来到怀真坊,挥动家伙对这9幢房子强行拆迁,占用的街巷恢复了原貌,京城百姓无不拍手称快。也许是看到皇帝动真格了,最牛钉子户韦让哪里还敢露面!唐朝这次最大的“拆违”案件,对唐都长安这座国际大都市的繁荣与发展具有标志性意义。
北宋宋太宗嫌住的宫城太小,好几次也想扩建。不过,当他一看见图纸,就一副爱民如子的模样说:“内城偏隘,诚合开展,拆动居人,朕又不忍。”说归说,做归做,宋太宗还是大搞京城的房地产开发,为了汴京的繁荣,改建共迁出机关3处和居民6户,可当时的北宋政府特别霸道,连一个铜板的安置费都没给人家。宋家王朝先后开发了几个大手笔,宋真宗建造凯旋亭,宋仁宗为百官新建住房,宋神宗为列祖列宗营造神殿,杨景扩建内城,蔡京扩建外城。每一次大兴土木,都会毁民房,占农田,都会造就一大批拆迁户。 怎么安置这些拆迁户?一般的做法是划出一片空地,让拆迁户自己去盖房子,同时减免物业税若干年;另外,从官田里划出等量的耕地来,交给土地被征的农民,作为口分田,同时减免农业税若干年。而宋神宗搞大宋皇家产业开发,比宋太宗要文明得多,他当政时期,推出了中国第一部拆迁补偿条例,该条例规定,朝廷有责任对拆迁户进行实物安置和货币补偿,并对如何补偿做了非常具体的规定,可操作性强,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
清代顺治皇帝入主中原后,想搞一场如火如荼的旗人安置运动,让北京内城的市民搬出去,给八旗旗人腾房。内城市民当然不愿意搬,于是朝廷制定了三条铁血政策:老房子还想再住的,可以连砖瓦带木料一块儿拆掉运走,自己换个地方重建;如果觉得运砖运瓦太麻烦,愿意空手出门,可以领一些补偿款;要是既不想拆房又不愿领钱,赖着死活不走做钉子户,那就等着挨刀。这三条政策其实就是典型的强拆政策。
乾隆当政后,虽然还是对拆迁情有独钟,但比他的老爷爷要文明得多。据《乾隆实录》记载:乾隆十六年(1751),兼管永定河治理工作的直隶总督方观承向乾隆汇报说,河北省永清县(今属廊坊市)有十几个村的村民在永定河故道上盖房子,哪天河流泛滥,一定会有灭顶之灾,地方政府三番几次劝他们搬走,可老百姓死活不肯挪窝。乾隆果断下旨,子民百姓如果愿意搬的话就给他们补偿款,如果实在不愿意搬,应该让他们在协议书上签字,将来被水淹了责任自负。
方观承秉承乾隆的旨意开展拆迁工作,多数村民都表示接受,只剩董家务和惠元庄两村的村民不想搬。三年之后永定河果然泛滥,董家务、惠元庄居民瓦土草房悉被淹淤。乾隆倒不幸灾乐祸,他对主办大臣说:“这两个村子的百姓现在应该想通了吧?应该趁机给他们搬迁资金,务必让他们迁出堤外。”也许《乾隆实录》对乾隆皇帝有所拔高,但实事求是地说,这一次拆迁还算比较人性化,可以称为阳光拆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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