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奥德赛》在《朗读者》中的象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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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作家本哈德・施林克在其小说《朗读者》中,借用《奥德赛》隐喻意义为小说叙述展开做了极精细的安排,史诗吟诵形式与诗歌中“回归是为了重新出发”的主题巧妙结合,映射“生死朗读”情节和对历史的审视主题,为施林克对二战后出生的作家阐释那场大劫难争取到了独特的叙事角度。本文从文本出发,试图揭示《奥德赛》在小说叙事内容与形式上的双重功用。

一.引言

德国在战后“反思”、“清理”罪责的小说不计其数。抚平战争的创伤和反思法西斯的暴行, 在德国战后文学一直是主流话题,几乎所有大作家都涉及这个题材。比如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伯尔的《亚当,你去哪儿》以及格拉斯的《铁皮鼓》,另一位文学巨匠棱茨的《德语课》等等,都涉此话题。而施林克的小说《朗读者》(又译《生死朗读》)一改过往从“受害者”角度反思历史老套路,转而以“施害者”为主人公,跨越历史当事人、历史审判以及当下话语三个层面,从一个巧妙的视角重新审视历史。该小说于1995年出版后,立即创造了近年来德语小说少有的畅销神话,与《铁皮鼓》(格拉斯,1959年)、《香水》(聚斯金德,1985年)以及《测量地球》(克尔曼,2006年)一起成为德国战后四大畅销的纯文学类小说。作为法学家兼侦探小说家的施林克,最初想以《朗读者》作为开篇,尝试单纯创作纯文学作品。在《朗读者》者中,他信奉以大众为读者对象、回归平实讲故事的美学原则,运用简约清澈、深入浅出的语言,同时又不失德国严谨思辨的哲学思考。

小说描写的是一场交织爱情与罪责的故事:十五岁的少年白格爱上了一个比他大二十一岁的电车售票员汉娜,从此开始了他们的“畸恋”。他们幽会时除了淋浴、和并躺之外,不可缺少的程式化的事件就是少年白格给汉娜朗读文学作品,这种特殊的关系一直保持到汉娜有一天不辞而别,直到白格多年以后作为大学生,见习一桩二战审判案件,意外发现坐在审判席中有一位妇女就是自己曾经爱过的汉娜,他本可以用自己的能力帮助处在官司纠纷中的汉娜,但两人都形同陌生人。审判结束以后,白格过着一种麻木、矛盾、痛苦的日子,他渐渐明白自己一直深爱汉娜并受其影响而不愿接纳别的女人。在迷茫中,文学朗读成为白格惟一的人生寄托,开始是为自己朗读,后来他想到要为汉娜朗读,在汉娜坐牢的第八个年头,白格决定为汉娜在录音机上朗读并匿名给汉娜寄磁带。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了十年。虽然在第四年时汉娜已学会写字,也陆续地给白格写过几封信,但白格却从未写过信给汉娜。在汉娜入狱的第十八年,她的赦免申请被批准,白格也为她做好出狱后的一切准备,可就在出狱当天的黎明时分,汉娜却自缢身亡了,留给白格的是对她的追忆和思索。小说到此就结束了,而此时白格给汉娜朗读给人的印象无疑可以称作“生死朗读”了,在白格一生的生命朗读中,被读的文学作品共计有二十一部,其中《奥德赛》扮演了穿针引线的作用,每到白格的人生迷惑之际,就想回到大声朗读的世界去,而《奥德赛》又是其首选之作,从而引发人们思考“返乡”作为母题的《奥德赛》在施林克的《朗读者》中所占的重要地位。本文试从该小说中一再出现的这一母题出发,探讨《奥德赛》在小说叙事内容与形式上所担当的奇特功用,挖掘史诗中“长期流浪、寻找家园”这一意境在《朗读者》中所焕发的奇特魔幻力量。

二.《奥德赛》的象征意义

《奥德赛》记述的是特洛伊城失而复得后,英雄奥德修斯在回家途中所经受的漫长历程和精神考验,一再踏入迷途而又不断寻找精神的家园的奥德修斯影射了小说主人公“我”自己的命运。小说中的“我”是在中学时接触到《奥德赛》的,由于“我”既读过它的希腊文版本,又读过它的德文版本,因而“我”对《奥德赛》非常熟悉,有时候史诗里的人物(如瑙西卡)令“我”联想到身边的人,如中学女同桌苏菲。“我”为汉娜第一次朗读的读物就是《奥德赛》,原因很简单,就是汉娜想听听希腊文是什么样子,“我”与汉娜当时并没有在意朗读这件事情,但奇妙的事情发生了:汉娜对朗读自此感兴趣,在以后的交往中,汉娜与“我”约定,先朗读才能例行“我”和她的嬉戏;另一方面,日后的“我”回顾自己所经历的变迁竟然和《奥德赛》中的奥德修斯命运相似――无尽地重复着回归与逃离。《奥德赛》作为象征意义与叙事符号,是“我”将朗读变成一个仪式的正式开始。“我”就像《奥德赛》中不断流浪的奥德休斯,一直选择逃避,逃避父母的约束,逃避同学的友情,逃避爱,逃避家庭,逃避职业,迂回的“我”勉强结婚,不久与自己的妻子格特露德离婚。正因为在爱的道路上“我”走入歧路,导致“我”将“逃避”当作“我”的职业。

(一)职业选择与逃避

“我”在面临职业选择时,同样“在逃避生活,逃避挑战和责任”,放弃了法官或者律师的职业,最后选择一个不关乎现实的“法史学家”。按照“我”的想法,逃避和回归是紧密相连的,只有逃避才能使人轻松,法律上所有角色“我”都领略过――“法”的工作是最简化也是最滑稽的,作为通过候补文官考试的毕业生,“我”也可以到政府部门工作,但“我发现那里一切都一概苍白、单调、无味”,法学史的研究使“我”有了第二次逃避的机会。最初,“我”以为“在那儿可以不需要任何人,也不打扰任何人”,可是事与愿违,“我”不但没有能够逃避掉,反而与之短兵相接,“我”所接触到的过去其鲜活性并不比现实性来得差,实际上法学史研究在现实和历史架设了一座桥梁,“那是对历史和现实两者之间的观察,并且活跃于其间,对过去绝不是超然观察而是切身参与”。如果“我”对作为“死去的”历史的看法有了积极的看法,倒是“我”对这种现实的“法之理想”看法破灭了:本以为法律带来信念可以使世界有了良好的秩序,“法律总是向前的,会发展得越来越接近优美,越来越符合真理,越来越充满理性,越来越饱含人道”。“我”的这种“理想化的法的信念”证明是错误的,《奥德赛》在这个时候出现,隐含着叙述者“我”在“意识”上的一次复归,《奥德赛》揭示的意义是:回归不是为了留下,而是为了新的出发。“我”在“法学史”与《奥德赛》之间做了一个类比:二者都是历史,“它是运动的历史,有目的,同时又无目标;是成功又是徒劳”。

(二)乘车:空间的逃避

小说中的“我”无法忍受内心的荒芜与外在生活的单调,为了逃避这种琐碎和焦虑的现实,“我”不断莫名其妙地出游、乘车,似乎只有奔跑的时光之车能够找回自己的“诗意栖居”。下面我们考察一下小说人物“我”的诸多行动:“我”不断地旅行,乘车或者逃离,回归、怀乡成了“朗读”以外的另一主题。

持续地在路途中,远离日常的事物,与他人隔绝,预示着主人公“我”不做出决定,不寻找解决方案,即使做出决定,做出抉择,施林克笔下的“我”也并没有轻松地回到家,在家的氛围里栖息享受安宁,这从“我”在小说尾部的感叹中可以感觉到:“已经过去的没有结束。”伴随着“我”的成长,“我”对《奥德赛》的理解更加深刻,同时一再陷入误途又迫使“我”一再产生回家的愿望,“我”发现《奥德赛》印证的就是自己的故事,施林克在借用代表背井离乡、误入歧途、寻找自我的希腊故事,揭示“我”的寻求自我过程中,“乘车”这一情节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因为乘车是“我”为自己创造的一个特殊空间,在这个运动的空间里,“我”不断地在路上,感受到“轨道”(Bahn)给“我”的启迪,可以说,“我”把“乘车”这种在“途中”变成了一种意识强化的“情结”。

小说的开端设置在阪霍夫路,与这条路紧密相连的火车车站在小说中扮演着重要的暗示作用,一方面,车站象征着出行者来回往返的停靠点;另一方面,车站路那间小房子是“我”日后曾多次梦中要回归的地方。“我”多次在梦中要接近这座房子,为的是在漆黑一片的世界里找到方向。“我”进不去这座房子,那是一个没有生命的世界,“我”一直惊醒,最后一次做梦梦见汉娜,就是在纽约会见幸存女孩之前也是在这座房子里猛醒过来的,醒来时“我”伤感万分,因为“我强烈的思念虽然与汉娜相关,但并不是对她的思念,而是一种对回家的向往”。

在复活节期间那一次电车之行对“我”来说是一场噩梦,汉娜与“我”大闹了一次。在空空荡荡的车厢里,“我感觉到与世隔绝了,与人们生活、居住、相爱的正常世界隔绝了,好像我命中注定要在这节空空如也的车厢里,既无目的、也无止境地乘坐下去”。奥德修斯“迷途”的母题在这里再次得到明显的验证,预示着小说主人公同奥德修斯一样活该承受不断启程、重新出发的命运。

全程见证法庭审理汉娜案件的法律大学生“我”完全看出了审理过程的漏洞,“我”虽然不想直接替汉娜当庭辩护(轻松易如反掌,比如戳穿汉娜不会写字,也就不存在纳粹那份报告时汉娜的事实,汉娜也就不该承担全部责任),但“我”决心间接影响法官,经过巨大的思想斗争,还是硬着头皮找法官谈心,但这场一厢情愿的谈心令“我”大失所望,原来法官在法庭上正襟危坐的主持辩论和判决完全是扮演自己的另外一个“角色”,现实中的法官根本不关心案件的委实,只对法庭以口头与物证构成的“事实”感兴趣,因而根本不愿意和“我”讨论汉娜案的任何实质问题,却倨傲而又不失宽容地以“鼓励好好学习”等搪塞之辞打发“我”离开他的书房。而在这个无功而返的谈话结束后,“我”跳上一列慢车,“我”对围困在“我”周遭的上上下下谈笑风生的旅客毫无感觉,一切在“我”面前晃过,“我”发现,麻木不仁终于对自己的感情和思想产生了影响,“我”不再为汉娜的弃“我”而去、为她对“我”的欺骗和利用感到伤心,“我”虽然没有说完全解脱,但“我”对周遭的麻木不仁使“我”能够重新回到“我”的日常生活中去,并在这种生活中继续生活下去”。

汉娜被判刑后不久,指导“我”的法律教授死了,在去参加葬礼乘坐电车的途中“我”回忆起了“我”的第一次电车之行。因为有了那次乘电车去施威青欲给汉娜惊喜的愿望落空经历后,“我”自此忌讳坐有轨电车,列车是“无售票员的”,这样刚好让“我”免除了把“售票员当汉娜来等待的痛苦经历”,“我”感觉到“乘坐这种电车,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同过去的接触,就仿佛回到一处曾经熟悉过的地方,一个面目全非的场所一样”。电车的一切实际上打开了“我”对汉娜日常真实世界的想象:电车人来人往活跃着各型各色的人,而当时的汉娜应该是这一切的“中心”,现在回忆起来,“我”当年去乘车期待与汉娜车上的浪漫,应该是想追究“她”的日常世界。尔后“我”赶上返程车的情景耐人寻味:一辆有轨列车已经启动了“我”跳上踏板,跟着车子狂奔,并且用手掌拍打车门,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车门竟然打开了把“我”搭上去了。

另外的几次旅行同样值得注意,包括“我”初期与汉娜共同骑自行车出游;两次独自去参观施土特霍夫集中营。与汉娜的自行车之行,“我”获得了个性的发展,因为汉娜把一切跟旅行相关的计划和细节交给“我”,还是少年的“我”第一次获得了承担责任的自信心,尝到了做决定的甜头,“我”与汉娜的关系也得到了突飞猛进:“在我们的旅行中和自从旅行以后,我们之间已经不仅仅是相互占有了。”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我”独自一人访问昔日的集中营的旅行没有留下任何意义:“我心里一阵空荡荡的。像是在寻找某种观感,却又不是来自外部世界,而是在内心世界里寻找着,最后只是发现了一无所有。”“我”发现,历史与单个人联系太紧,“我”明白同时实现理解和评判是不可能的,而这恰恰又是“我”最感兴趣的、要追求的目标。

旅行在思想认识的隐喻作用也是清晰的。“我”毫无目标的逃离职业决定和责任,逃避没有获得真正的救赎,不停地换职业附带地可以给“我”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跨职业经验和认识,如果说这种来回反复类似于“乘车”式的行动有什么积极意义的话,那就是:“我”意识到,要想达到理想境界是不能成功的。对汉娜是文盲的事实在小说中是一个认识的谜团,“我”的思想认识的发展正如“轨道”的环形轨迹,完全符合在车辆回转在轨道情形:“我对汉娜的问题冥思苦想,一连几个礼拜重复走着同一条路径,没有收获,突然间一种想法分叉出来了,迈上另外的方向,结论自己就出来了。”也就是说“我”的思想轨迹几乎和找路的途径是不谋而合的。在不同的旅行中,人们的发现没有什么大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在重复,只是重复的风景使人看到过的经历过的更加熟悉,而意外往往就是在这种熟悉的情境中自发产生。这也许可以用来解释“我”对自己耿耿于怀没有帮助汉娜在法庭辩论的事实――已经预感到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所以导致“我”不想把汉娜是文盲的事实报告给法官。实际上早在小说开头,“我”这种将思想认识与行动决定决然分开的个性就有所流露:“我并不是说思考问题和做出决定对于行为没有影响,但是,行为却并非总是按事先想好或已决定的那样发生。行为有它自己的方式,同样我的行为也有它自己的独特方式,就像我的思想就是我的思想,我的决定就是我的决定一样。”

三.结论

《奥德赛》这部史诗,究其流传年代来说,其作品形式乃古代希腊吟唱艺术,这一点被引用到《朗读者》上似乎暗含了施林克欲以“朗读”复归“吟唱”的良苦用意:人需要为了追求光明的未来去战斗、去漂泊,就像英雄奥德修斯那样,而同时也需要历史与生活的诗意“吟唱”,这也正如奥德修斯,因为征服特洛伊的不是富有勇气的英雄阿克琉斯,而是善于思考的、最有智慧的奥德修斯。当然,处在现代的“我”不可能对自己历史进行吟唱,作家施林克借用“生死朗读”的情节,糅合了诗意与赎罪,以《奥德赛》作为象征物,重新演绎“长了翅膀的话语”,用语言筑成“无形”的纪念碑,见证活生生的历史和个人。“爱情一再受挫与职业逃离”和“乘车与旅行”一道作为“回归”的动态意象,暗示着《奥德赛》在小说《朗读者》情节上的象征物,同时不断出现的“回归”主题,在叙事功能还表现在“我”的写作道路与幸存女孩写书动机的类同性上,《奥德赛》的隐喻意义在“静态”层面上得到了照应。据此我们不难理解,《奥德赛》这个古老“返乡者”的故事隐喻地告诉我们:重复(意指反思历史)不是为了停留(回归过去),而是为了重新开始,面对未来。

施显松,同济大学德语系讲师,文学博士,现居上海。本文编校:陈青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