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运动不要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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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读过的小学在一个小县城里，那所学校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体育场，有的只是一个水泥操场，在角落里有五张破旧的乒乓球台。每到下课的时候，我们便从三楼的教室冲下来，努力抢在一楼和二楼的同学之前，霸占那几个乒乓球桌。在那个课间休息10分钟的年代，这个过程往往就花费了两分钟，所以当我们正式开始打球时，其实只剩下不到8分钟了，对于现今的我，这课间的八分钟还不够一个能稍稍恢复精力的补觉，但十年前的我，却可以在8分钟的时间里，上场两次，被淘汰两次，玩得意犹未尽，乐此不疲。

对乒乓球的热爱并没有持续太久。2002年世界杯的到来使全中国陷入了对足球的狂热。那时我会每天身披英格兰的7号战袍，并坚定地认为贝克汉姆是一个前锋，圆月弯刀是一种技能，就像《足球小子》里大空翼的曲线式射门一样。后来中国队在世界杯上惨败收场，这场足球热便像被拉下了电闸，瞬间偃旗息鼓。不过我们没有消停多久，几乎在同时，姚明出现了。

这些构成我对“体育”最初的记忆，从上一代人的排球热，到后来的国球热、足球热、篮球热，我和我的朋友们似乎都在不经意中，跟随着这个国家体育崛起的大潮而脉动，而在脉动中，渐渐定格成我记忆里那一个个踢球的少年。

后来我进入市里读初中，那所中学在我入学的前几年承办了一次大型的中学生运动会。按照惯例，大型盛会必然伴随着大兴土木。因此入学以后，我便得以享受到当时在小城市中还算罕见的塑胶跑道和草皮球场。我常常回忆起那一个个炙热夏天的下午，整个体育场弥漫着一股被烤热的橡胶与刚被割草机割过的青草所混合的奇特味道，跑道上是那些神秘的永远穿着红短裤的体院同学，球场上永远竖立着一个牌子：“草皮维护，禁止踢球”，而阳光下则是躁动的我们，在做第八套广播体操。

和绝大多数学生一样，那时的我对每周两节的体育课总是充满期待，但每每我都会沮丧地发现，很多时候，体育课都会把时间花在练习广播体操这项没有难度和强度的运动上，而且在训练的大多数时间，你还是静止的，保持着某个并不美观的尴尬姿势。训练的目的是在那个学期的广播操比赛上获得名次，然后出现在秋季运动会的开幕式上，和十几个优秀班级一起，做跳跃运动。

这使我突然意识到，“体育”和“运动”这时已经变成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因为我们热爱体育课不是因为体育，而是因为我们终于可以运动。比起“运动”的随意与轻松，体育则平白地带上了一丝严肃与庄重。一方面在字面上，“体育”与“德育”“智育”对应，成为成绩考核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体育”往往在其出现的语境中，就自动与“个人能力”“集体荣誉”这些沉重的东西挂钩，导致你要出门打个羽毛球，都会说“妈我出去搞运动”，而不会说“妈我出去搞体育”。

但悲剧的是，对另外一些人来说，“体育”和“运动”又往往可以画上等号。比如你妈一听，说：“孩子你要出去搞运动？你又不搞体育你为什么要搞运动？还是待在家里搞学习吧。”所以中国孩子往往只能在“搞体育”和“搞学习”这两个并不矛盾的选项中，二选一。

选择了“搞学习”的我顺利地进入了大学。大一时我加入了院里的足球队，于是有了一批球友，后来大家各自为学业所困，只能互为“囚友”。于是我发现在十年之后，我拥有了一个所拥有过的最大的球场，最宽的跑道，但是却发现自己再也找不回那帮一起踢球的少年，和那种8分钟大战八百回合的心境。唯一不变的，是跑道上那些神秘的永远穿着红短裤的体院同学。

这使我不禁觉得，“体育”实在是一个无关场馆也无关设施的事，任何体育项目在最开始都只是一场游戏，只是因为后来规则越来越严格，难度也越来越高，但它终究是一个游戏。如果一开始就偏离游戏的本质，而赋予其沉重的意义，那最后，还有多少人会坚持玩这个游戏，又会有多少人“搞体育”呢？

写完这篇文章一个月后，大运会便要开幕了。我想与大运会相关的大学生，除了那些红短裤少年，应该只有志愿者和搞新闻的同学了。而对我和我周围朋友们来说，这只是一场不那么大的但还比较大的运动会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