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父亲作最后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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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父亲身患恶性肿瘤晚期的陈作兵，把父亲送回了浙江诸暨老家。他是浙医一院毒理专家、医学博士，他没有选择放疗化疗，而是让父亲安享最后的人生，还向母亲交代，万一父亲出现昏迷或者呼吸心跳停止，不要采取积极的抢救措施，如果可能，就适当作镇静催眠让父亲安详地离开人世。

这是一个医生对自己父亲临终治疗方案的抉择。“现在种下的菜，我怕是等不到收获的时候了，但是拉拉（孙女）还可以吃到。”78岁的陈有强给菜地浇水的时候，平静地对儿子陈作兵说。

这位身患晚期恶性肿瘤的老人，果然没有吃到梅干菜和南瓜子就离去了，从医20多年的儿子陈作兵没有为他选择积极的抢救措施。

抉择

陈作兵是浙江省绍兴市诸暨市马剑镇上和村的第一位博士，唯一一位学医的人才，全村人的保健大夫。他开车回到出生的小山村，见到他的人，莫不微笑点头打招呼。当着陈医生的面，村里人并不说不孝顺之类的话，只隐约地说，为什么不给你父亲开刀啊，不管治得治不了，总是要试一试的呀。

78岁的陈有强是腹膜恶性间皮瘤，属于恶性肿瘤晚期，全身转移，2011年4月发现的时候，已经属于后期了。

陈有强在浙江医科大学一附院住院时，陈作兵的哥哥姐姐、嫂子妹夫全都汇集到医院来，三家人轮流送饭、守夜，伺候老父亲。在普外科，很容易看到那些肿瘤晚期的病人，头比细弱的身体大许多，有的只是躺着，浑身插满管子，看上去无声无息。眼见许多恶性肿瘤晚期的病人瘦骨嶙峋，痛苦不堪，陈有强找到医生说：“我实在不愿意再看着儿女这样奔波劳累，也不愿意自己变成别人那个样子，你们让我安乐死吧，如果你们不能这样，我自己想跳楼。”

老父亲的愿望，也是许多晚期肿瘤患者的愿望――无论是在浙江，还是在中国其他省市，每年都有肿瘤患者跳楼自杀――1994年的一天，刚刚参加工作的陈作兵在诸暨市人民医院的二楼写病历，一位身患肝癌晚期正在接受治疗的患者从12楼跳下，她是这家医院的一名护士长，她的女儿也是医院的护士长――陈作兵和她的女儿听到响声，都跑去急救，早已来不及了。那是陈作兵第一次见到跳楼的病人。

回家

算起来，陈作兵和医学打交道已经23年了。1989年，他考入浙江大学医学院，1994年进入浙江诸暨市人民医院工作，然后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的急诊中心工作多年，也曾担任医院的质量管理办公室主任。他知道，在医疗技术日趋发展的今天，死成为一件不那么容易的事――除了脑部，人体的大部分器官都可以移植替换，还有先进的各种人工制造的替代品，比如心脏起搏器、人工关节。如果肾脏出了问题，可以做血透；如果无法进食，可以静脉输营养液；癌症肿瘤有放疗化疗，抑制肿瘤生长的药物越来越多，即使是恶性肿瘤晚期病人，往往也能在各种治疗手段下生存一年多。

父亲的主治大夫高大夫是陈作兵多年的好友，老人的病情和想法，高大夫如实相告。陈作兵得知后，对父亲说：“爸爸你放心，活着的时候你要坚强，但走的时候，我绝对不会让你那么痛苦――最后一定让你安安静静没有痛苦地走。”父亲听到这句话，几天后，开始安排自己的后事，又翻出了喜欢的老子和庄子的书，慢慢看。

陈家也为老父亲的病情召开了家庭会议。如果按照陈作兵所见到的那些病人家属的做法，父亲有公费医疗，儿女的经济条件都还不错，放疗化疗，是可以多活些日子的。陈作兵和家人商量后，决定由父亲自己决定。父亲虽为工人，后做农民，但喜读国学，对生命哲学有自己的见解。

父亲问，化疗、放疗后可以延长多少时间？陈作兵说，不一定，效果好也许几个月。父亲又问，多少钱，对人体有什么不好？陈作兵答，全部公费的，副作用是脱发、无力、胃口不好等等。父亲说，让我想想，我明天上午告诉你。

第二天，母亲打电话给陈作兵，说父亲已经决定放弃治疗回老家休养，陈作兵便送父母亲回老家。

2012年的春节，是陈家最为热闹的一个春节，陈家全部汇聚到诸暨市陈作兵的哥哥家里，大大小小老老少少。父亲给每个孙子孙女都发了红包，原本每年只是50块钱，这一年，红包都变成了200元，老人知道，这一定是最后一次发红包了。陈家吃了年夜饭，拍了许多张全家福，父亲在拍照的时候，始终笑着。

告别

过完这个春节，大年初一，父亲就因病重住进了诸暨市人民医院。按照父亲的意愿和陈作兵的建议，治疗拒绝一切化疗放疗，只是普通的补液，对症治疗，缓解疼痛。此时的父亲已经是昏迷的前夕，疼痛越来越难以忍受，腹水增多，肚子已经隆起。

陈作兵记得，父亲去世前的一个周末，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但还能说些话。那次陈作兵和母亲都在，父亲靠在床边，把氧气管往旁边推，说了好些事情，其中有关于人生感悟的。父亲说，他也许出不了院了，这是他生命最后停留的地方。他的骨灰必须拿回农村，埋在奶奶旁边，下辈子有可能还是做奶奶的儿子。儿女长大了，没有牵挂，务必要对母亲好些等等。末了，父亲突然指指走廊里匆匆走过的小护士，说，看看，经常给我擦背、打针，都是些20多岁的小姑娘，父母的心头肉，不简单啊。父亲说，有可能的话，你一定要好好感谢感谢她们啊，陪了我生命的许多最后时光哦。

陈作兵赶紧说，我在安排了，放心。我这个周末，就回诸暨，已经安排好了，在诸暨饭店里请这些同仁们吃吃饭，我一定表达全家的感谢之情。

趁母亲打开水之际，父亲跟陈作兵说，最放心不下的就是陈作兵的母亲，孩子们要好好照顾她，如果她以后也得了重病，不要让她太痛苦。陈作兵说我会的，父亲你放心吧，我保证不和她吵架，她说什么我就答应什么。父亲笑了，也放心了。陈作兵说，我要上班去了，父亲说，路上慢慢开车。

这是父亲与陈作兵最后的告别，一周后，2012年3月22日，父亲去世。

尊严

那天凌晨，大约三点钟，母亲打电话告诉陈作兵，父亲病危，陷入昏迷，医生问要不要抢救――这样的程序，陈作兵自己也做过许多次，心脏按压起搏（因为晚期肿瘤癌症病人十分虚弱，很容易压断肋骨），切开气管，直径超过三厘米的管子，上呼吸机，24小时补液，包括盐水、营养液、消炎药、阵痛药、镇静剂，即使是用最新的抗肿瘤药物，一针剂几千元，也不过是延长一个月或者几个月的生命，躺在重症监护室里的病人意识似有似无，逐渐多脏器衰竭，有的脑死亡之后，家属依然会让医生继续抢救。

是否需要紧急抢救？陈作兵想起在英国进修的第二导师查理，一位德高望重的急诊医疗顾问，他体检时被发现胃部有个肿块，经手术探查，证实是胰腺癌。手术后需要化疗和放疗，该流程可以将患者生存率提高整整3倍――从5%提高至15%（尽管生活质量依然较低下）。查理拒绝了。他第二天就出院回家，自此再也没迈进医院一步。他将所有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家庭生活上，陈作兵听说他非常快乐。几个月后，查理在家中去世。他没有接受过任何的化疗、放疗。他的保险商也为此省了一大笔钱。

陈作兵当时觉得很有意思，就和英国同事探讨这个事情。有趣的是，有资料显示，有很多医生不爱选择被治疗。尽管他们知道病情将会如何演变、有哪些治疗方案可供选择，他们通常也拥有接受任何治疗的机会及能力――但他们往往选择不。

还有，陈作兵发现，在英国医院里的一些绝症病人，在入院评估后，往往在病历上会有特殊标签――这意味着这个病人在危险时候，不要任何抢救措施――也就是说，他们希望人生在终结时，拒绝延长生存几小时或者几天的希望，同时也拒绝了接受伴随着心肺复苏术（CPR）和随之而来的肋骨断裂的结果。

活的是质量，而不是几天行尸走肉的生命。死也是有尊严的。这是陈作兵在国外进修的时候一点点地发现。

三个多小时后，陈作兵从杭州赶到诸暨市人民医院，父亲已经平静地离去了。

从1994年第一次正式从医，亲眼看到诸暨人民医院12楼跳下的那个肝癌晚期护士长的鲜血，已经18年过去了，陈作兵平静地接受了病魔带给父亲的死亡。即使没有为父亲做道场，陈作兵依然觉得，78岁的父亲做完了自己想做的事，他平静地离开了，有尊严地走了，“父亲如果还能自己决定的话，一定会同意我的决定。”他坐在父亲临走前坐过的那张办公桌前，强忍着泪水和哭泣的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