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聚战略性新兴产业应成为开发区发展的主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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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区转型升级,是生产方式运动过程的内在需求,是在改革开放成功运行30年之后,已经取得长足进步的现实生产力在进一步发展的进程中,向现存生产关系和未来生产力提出的诉求。沿海特区和沿海开放地区已经进入工业化后期,这些地区的开发区需要回答的问题是:怎样不再重复已经走过工业化后期的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城市化发育过程中经历过的产业起伏、社会震荡、环境灾难;怎样率先引领中、后发地区成功渡过美国引发的金融危机,利用后危机时期尽快缩短与发达经济体的差距,抢占国际间产业发展的制高点;我省中部地区和北部的一些城市正在进入工业化、城市化发育的实质性成长期,这些地区的开发区需要回答的问题是:怎样发挥后发优势,尽量缩短生产力发展中难以逾越的资源驱动和简单加工等产业积累周期,尽量在OEM阶段,依托网络技术条件,利用“贴牌”代工产品的规模销售、资本运作,使自身跻身OBM,实现弯道超越。

为此,必须把创新驱动、内生增长作为战略方向,把争夺经济科技制高点作为战略重点,逐步使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作为国家和地方的宏观调控主体以及最活跃、最重要的产业平台开发区,都必须从国际竞争和国家战略的高度,分别从规划引导、政府主导、市场诱导、信息疏导等不同层面,以制定国家行政法规、制定产业条例、改革考核机制等形式, 营造有利于新兴战略性产业对接开发区现实生产力条件,并且健康成长的环境体系。

一、在规划引导层面,突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目前国家已经将新能源产业,传感网物联网及后IP时代相关技术,包括微电子、光电子材料、新功能材料、高性能结构材料、纳米材料在内的新材料,生命科学与新医药,包括空间科学、海洋科学、深地科学在内的战略高科技列为重点突破领域。开发区所在地政府部门应当尽快在全国、新兴产业的排行榜、乃至全球坐标系中找准自己的坐标点,找准自己的特殊优势和短板,结合国土资源与生产力调查,结合“主体功能区”的实施,尽快制定包括国家级规模的、全国行业级规模的、省级规模的相应产业振兴规划和配套扶持规划,应当运用当年开发“两弹一星”那样的协同机制,在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若干重点领域,将上述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局部突破;应当充分发挥与上海、北京、天津、深圳以及沿海省区在科技、教育、生产力方面的产业联系、技术联系、产业联系、市场联系、人脉联系优势,沿用“863”、“973”机制,将上述战略性新兴产业有的放矢分解到相关开发区,借以扬长避短,借以带动所在开发区核心产业升级和推及周边,实行产业链扩散与资源整合;在开发区微观层面,则应充分依托特色经济产业园区的集约化优势,以传统核心项目所包含的产业规模优势、相关技术优势主动靠拢战略性新兴产业,引领带动上下游项目,在统合整体产业链向高端移动的同时,利用集群效应加速战略性新兴产业内在的信息技术互动和外在的规模效应、品牌效应、溢出效应。

二、在政府主导层面,要尊重本地生产力发展现状,从实际出发,因势利导地逐步推进

长期以来,由于现存政绩考核机制使然,开发区发展始终围绕地方政府的规模型、速度型指挥棒团团转,现在,正可以依托战略性新兴产业为核心,使各级地方政府逐步摆脱对于规模速度型发展的依恋,摆脱对于土地财政的依赖,逐步向健康的高端的可持续的发展模式接近。一是迅速改革创新开发区考核评价体系,逐步形成注重自主创新贡献度、注重依托实体经济的财政税收贡献度、依托战略性新兴产业核心项目的产业牵引贡献度、注重产业内在和谐和循环经济的环境保护贡献度、注重试地农民就业和大学生就业的有效就业贡献度。在此成功的基础上借以改革和创新整个政绩考核;二是立足各开发区生产力发展现状,推行“新5化工程”,即战略产业集约化、主导产业规模化、规模行业品牌化、品牌项目高端化、高端技术标准化。三是充分发挥生产力积累的成果,在国家已经确定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内找准自身最有实力、最有能力、最有潜力的具体突破方向。目前江苏以开发区为依托,已经确立了新环保、新医药、物联网、新材料、新能源、服务外包6大新兴战略产业,各城市则需要进一步加以因地制宜的细化、分解。在全省6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架构内,南京市就立足实际市情,进一步明确了包括智能电网、热泵、航空产业、膜技术等具有自主核心技术和龙头项目带动的“4.8.8”新兴产业链,且逐一在相关开发区落到实处。总之要围绕战略产业的新五化,务必将政府动员资源的兴奋点,逐步凝聚到助推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轨道上来。

三、在市场诱导层面,要充分发挥资本运作“点金手指”的功能,积极催化自主创新成果的产业化、规模化、品牌化和标准化

企业是自主创新的主力载体,资本是市场运作的主要介质。在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振兴的事业中,以高端人力资源运作和资本运作为触角的实质性运作贯彻于全过程,在中国,集聚高端人力资源运作发展战略高科技事业已经成为常态,但多数情况下是国家、地方政府大包大揽的运作,真正通过市场化运作还是一个新课题。诚然,国家、地方政府的引导性资金必然有利于创新成果的生根发芽,而要使自主创新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根深叶茂,开花结果,还有赖于市场机制下有的放矢的资本运作。当前中国缺少面对自主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投融资机制,缺少具备专业知识和职业化素养的职业经理人。为此,一是需要设立瞄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国家级、省级发展基金、发行专项国债和地方债券、组织产业定向资金,结合上述规划引导逐一锁定核心项目载体和项目群落;二是组建专题性投资公司,训练专业项目经理人负责上述资金的运作,并且帮助项目单位与政府对接、与特定开发区的生产力对接、与行业协会对接、与市场对接;三是采用证券运作,形成相关产业进退机制;四是整合国际要素资源,实行技术的国际化、生产的国际化、资本的国际化、市场的国际化、经营的国际化,在走出去与引进来的有序运作中实现风险最小化、效益最大化。当然,在强调市场运作、资本运作的同时,政府不能撒手不管而任由企业在市场海洋中独自面临“惊险的一跳”,任由企业在激烈乃至惨烈的国际竞争中自生自灭。在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诸如实验室成果的放大、协同配套的统筹、内需市场的扶助、专业标准的制定、国际市场的开发、自主品牌的构造与保护等,国家始终是最强大的后盾。

四、在信息疏导层面,要充分发挥行业协会、中介组织和产学研联合的作用

在行业协会内部,要通过产业年会、专题高层论坛、技术研讨和有序分工,及时得到研发成果和市场需求等最新信息,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利用“走出去”企业在发达国家设立的机构,在设计、检测、标准等方面获得一手资料,抢抓超前机遇,使成果信息与产学研实体对接;要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在产学研联合的基础上,扬长补短、协同配合,并且将联合机制扩展到金融、贸易、口岸、法律等网络;中介组织要服从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需要,实施招商引资向招商引智4个转变:即知识结构由工业要素向产业升级的专业技术转变,引资引智渠道由政府为主向网络企业、产业集团、工业地产商、上市公司转变,洽谈重点由紧盯规模向技术含量、市场份额与发展潜质转变,项目结构由单纯工业项目向总部经济、新兴产业和与之相关的现代服务业转变。在本地科技条件不具备整体把握战略性新兴产业机遇的情况下,要着眼全局,本着国家利益为重的科学发展观、职业道德观,及时向有条件的地区传播相关信息,在协同配合的基础上,有利于战略性新兴产业优势的确立,同时助推区域一体化的实现。

五、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当前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的最优化选择

这种选择并非经济发展较早、较快、较发达地区的专利,在网络经济高度发展的现实时代背景下,任何头脑足够使用、反应足够敏捷、产业契合能力足够发挥的开发区都可以搭上这班“高铁”。但是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坚持扬长避短,优势互补的原则,坚持量力而行,科学适度的原则,可以尝试从以下途径靠拢对接――

第一, 资源驱动途径。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需要多种资源的聚合,比如制备新功能材料、高性能材料、微电子材料、光机电合一材料都离不开硅资源、稀土资源,由于这些资源在空间布局的不平衡性和不可再生性,具备自然资源储存、开发、深加工的地区当然拥有参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优先权;

第二,科技先导途径。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必然是高技术产业,立足已经成熟的特色园区及项目集群,率先与相关高科技领军人物、创业团队、研发设计机构建立战略合作联盟,或者如无锡那样,率先取得国家级物联网开发中心的品牌,进而吸纳和集聚全国高端创新力量,就必然掌握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某个方面的主导权;

第三,产业分工途径。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不可能由某个人、某家企业独步天下,必须是多方面、多层次、多领域的系统集成。在产业微笑曲线的不同节点,在要素、经营、发展模式等不同象限,众多有眼光、有实力、有潜质、有特殊功能的企业、开发区总是可以找到自己不可忽缺、不可替代的作用的发挥天地,取得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参与权;

第四,市场占有途径。处于产业链低端的企业同样有机会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一显身手,乃至在某些情况下独当一面,这主要有赖于对营销策略、市场份额的充分掌握。任何社会产品必须在市场经营中实现自身的经济学价值与社会学价值,马克思将产品市场实现的过程称之为“惊险的一跳”,有能力帮助开发主体实现“惊险的一跳”的企业,就一定会与之携手开发桥与路,使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天堑变通途”。

(作者单位:南京市开发区协调管理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