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家和暴发户谁能救当代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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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对知识分子和批评家的绝望，还是对资本家和暴发户的膜拜，都是一种对自己的不自信，也是一种虚妄的想象。

近期艺术网有两类声音，一是指责批评家没有为当代艺术承担责任，好像当代艺术搞不好都是批评家的责任，二是怀念被“协查”的收藏家张锐，好像他就是中国当代艺术伟大复兴的蔡元培。

我被人称作“艺术批评家”也有15年了。1994年年底，我的。篇题为“装置的有效性”的文章在《江苏画刊》发表，算是当时少数几篇探讨装置艺术的文章之一。我不知道《江苏画刊》的地位原来相当于文学界的《钟山》，文章发表后到常州、南京去看前卫艺术展，开始被人叫做批评家。那可能是周内精英文化最后的一个黄金时期，回忆起来像另个年代。现在大家谈及某某人，不是说他的作品被谁买单了，就是他搞到一笔投资了。一个暴发户“东窗事发”，众人更惶恐不安。

最近因与巾国移动高层腐败案有染被带走“协查”的收藏家张锐，引起了各方关注：被张锐买过作鼎的艺术家一会儿说张老板“出来了”，一会儿又说是谣言：某著名报纸的副刊甚至做了分析张锐能不能“归来”的报道。不认识张锐的人，看那些肉麻的文字，还以为是哪个为民请命的知识分子或者大亨李嘉诚被关进去了呢。

我对张锐还是有好感的。他是学哲学的，敢于批评中国当代艺术像国足那样没出息，也试图带头进行市场规范建设。张锐的收藏有成功的，也有不成功的，这促使他学习和思考，后来他对当代艺术的深入程度，埏至超过了很多艺术家。当然，张锐依然是“暴发户”，表现为他有一种毫不掩饰的张扬和表达欲。他喜欢在自己的工体餐厅大宴宾客，一晚上喝掉上千元红酒：在郊外别墅请客，从音乐学院找来美女四重奏小纠伴奏。他最高兴的事就是当众夸夸其谈。我跟他一起在湖南卫视做过节目嘉宾，只要他一发言，别人就没机会插话。这可能是新兴阶层在政治和社会层面尚无法表达真正的诉求，所以他们乐意把当代艺术罔当做一个发言场所。

当代艺术圈太给暴发户面子，其实张锐们并不需要别人给他面子，他更喜欢被“叫板”。有一次，作家棉棉当场臭他，说其实你什么都不是，他反倒欣赏棉棉的“直言”。艺术界总觉得有钱人需要拍马屁，实际上这是精神“低下化”的开始。张锐渐渐地感赏自己有拯救当代艺术的使命。他曾经当面跟我说：不要怕为了艺术很惨，你只要为精神而彻底了，会有人来救你的。在广东美术馆的一个画家研讨会上，张锐义愤填膺地指责批评家。当时我不客气地反驳说，当代艺术三十年，至少有二十年时间，几代批评家作出了奉献，那时候你在哪里?收藏家本质上是商人，赔钱的、没好处的事情是不做的，比起那些拿出积蓄做展览、为当代艺术奉献的独立策展人、批评家，收藏家的贡献怎么也排不到第一位。

知识分子和暴发户到底谁能拯救当代艺术?问题的根本是，大家都没有承担拯救的责任，却把使命寄托在某种角色或体制上。这既是国民性，也是当代艺术圈近十年的一种妄想，好像只要建立种完美的市场体制或政府体制，或者出现一群德高望重并权力在握的殉道者，中国的文艺复兴就指日可待。这种完美的角色及体制根本不存在，我们不能假定有一种理想的角色，又因为这个群体的实践离理想相去甚远，又拼命诅咒他们。

暴发户做收藏家，知识分子做批评家，说到底，都只是一种悲壮的业余爱好，并不好做。暴发户买东西时被捧得心花怒放，一旦明白自己买的是假画或烂画，也是很受伤的。正如艺术家中有梵高式的人物，也有很多艺术骗子和投机者；从事政治的并不部是政治家，很多是政客，批评家中也会有才学浅薄和唯利是图者。你可以说这个人不够资格扮演这个角色，但你不能诅咒或者贬低这个角色。即使知识分子和批评家越来越失败，也不能证明社会理想从此就要靠权力资本的操纵者来实现了。无论是对知识分子和批评家的绝望，还是对资本家和暴发户的膜拜，都是一种对自己的不自信，也是一种虚妄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