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病和零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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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著有《西班牙旅行笔记》等，现居美国

这几天，我住的佐治亚州又出新闻，人口1.8万的小城米利奇维尔，6岁黑人小女孩萨蕾莎，因在小学幼儿班大发脾气，撕墙上的贴纸，扔东西，被校长叫来的警察逮捕，双手反铐，抓入警局，扣押了一个小时后家长才知道，消息顿时传遍全国。

追根究底，这都起于“零容忍”政策。

零容忍一词最早出现在1994年的一个报告中。它的理念主要来自两个保守党人，JamesQ.Wilson和George L.Kelling，他们在《大西洋月刊》提到的“破窗理论”，要点是，一个社区假如容忍一栋房子有几扇破玻璃窗，就会有人窥视、有流浪汉或者罪犯发现这是空屋而进去生火取暖、会垃圾四起、会有更多的汽车和房屋的窗子被打破，一个街区就会逐渐被犯罪蚕食，所以对第一个破窗就不能容忍。

它的背景是现代病泛滥导致刑事犯罪剧增。传统文化的约束固然在某种意义上有利于平衡个人、家庭和社会，然而不论对错，有约束往往有反弹，冲破禁锢的张力也在不断累积中。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突围是一个很自然的爆发，它如同打开潘多拉的盒子，有视野的开阔，有对艺术的扩展，有对异文化的更多宽容，也有各种现代病，例如大面积的个人放纵、家庭解体对社会带来冲击，甚至追求感官愉悦和自戕结合，例如吸毒。解除自我约束，一发不可收。

在堕胎问题上，有个听上去似乎很合理的口号，就是：“我的身体，我的选择”。我的身体，哪怕糟蹋了，干他人何事？干社会和法律何事？事实上，把这个口号移到上，会发现不那么简单，个人的集合就是社会，伤害个人，如若大面积发生，则可能毁灭家庭和社会，当年鸦片盛行就是。何况需要钱，弄钱的紧迫导致犯罪，可能引发严重社会问题。这样的危机前景，导致零容忍概念进入法律。

1994年的国会通过的《学校无枪法》，使得零容忍政策成为联邦教育法的一部分。零容忍也进入克林顿政府司法部1999年5月“打破和犯罪恶性循环”的执法政策。此后各州教育都有相应立法，零容忍在美国和加拿大都变成一个常用词。

零容忍意在消除不良行为，设定对违规行为自动进入处罚的既定规定，禁止在执行过程中酌情处理，即禁止根据不同对象和情况改变处罚。将近二十年，公立学校零容忍从“无枪无”开始，此后被划入零容忍范围的不良行为在不断扩大，例如，扩大到对性骚扰、肢体骚扰、暴力、破坏公物、酒精等的零容忍。

从逻辑上说，学校当然可以规范中小学生，似乎没什么问题。实际执行却有重大隐患：零容忍的重罚可能是根据最严重后果制定的，例如对破坏公物而言，烧房子是破坏公物，在课桌上涂鸦也是破坏公物；还有就是不当引入成人刑事处罚，如肢体冲突，在成人社会可能划归刑事重罪。校园内固然也可能发生必须移交司法的严重暴力，可一般的小孩打架是做校纪处分，还是少年犯刑事罪？对暴力零容忍不问具体情况和对象，警察就可能进入中小学执法了。对一些不愿承担责任、忽略学生心理伤害的校方，有如此方便、具威慑力的执法工具可用，何乐而不为？结果就出现简化套用，把复杂的教育变成简单的刑事处罚，出现一系列事件。

例如纽约市，2010年，12岁的小女孩阿里莎·冈萨雷斯，她等待教师批改作业，闲来无聊，就用笔在桌上写了两个小朋友的名字和“我爱你们”，签上名字日期。在社会上，破坏公物属刑事罪，学校“零容忍”，同等归类，启动报警，警察按操作程序，反铐女孩，穿过街道带往警局，她被拘留几小时，留下了被捕记录，还要按照程序去家庭法庭签下同意社区服务的惩罚。2008年，5岁的丹尼斯·利维拉，因在学校幼儿班扔了东西，被戴上手铐送入心理病房。虽然事后各方都认为这毫无必要，但心理伤害已经形成。

即便在成人世界，谈司法的温度，就是酌情处理权。而零容忍政策既可能把少年儿童的教育问题划归司法，也因为零容忍，就一刀切、去除了最需要的酌情处理。虽然逮捕不是一个普遍情况，但是校内零容忍政策带来的开除停学等过重处罚还是不少。例如，禁枪禁到玩具枪。有幼儿园孩子玩官兵捉强盗，用手比画手枪，被停学；有孩子把两寸长的微型“机关枪”形状的塑料片带到学校，受到处罚等等。

所以，零容忍饱受争议。萨蕾莎事件之后，美国著名的“改变”网站已经有超过17万人签名呼吁，要求抹掉萨蕾莎的被捕记录，禁止学校引入警察规范学生行为。法律学者也在建议，呼吁公民们尤其是家长们，要求州和地方立法，对零容忍政策做出必要限制，避免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