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学与科举文学的关联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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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考试内容和文体来看，科举兼具经学考试与文学考试的性质。科举对中国古代文学影响的主要方面是积极的。科举时代的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读书至上的诗书社会，是一个朝野尚文、大多数读书人皆能吟诗作文的文学社会。科举与中国古代文学息息相关，当今科举研究也与古代文学研究密切相关，两者关联互动。从科举学进入文学，主要是为科举制的大环境，为重新认识科举文学的价值提供了舆论与理论支撑。由文学进入科举学，则是从文学领域为科举学开拓一个广阔的学术空间，使科举学更为繁荣。

关键词：科举学；科举文学；科举

中图分类号：D6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12）06-0025-08

收稿日期：2012-10-1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重点课题“高校招生制度改革研究”（AFA110008）

作者简介：刘海峰，男，福建泉州人，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

科举学是近年来日趋活跃的一门专学，科举文学是逐渐受到重视的一个研究专题，两者关系密切。笔者曾发表《科举文学与“科举学”》一文，阐释了科举文学的概念，分析了科举文学的主要内容以及从科举文学走向科举学等问题。本文将在前文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述科举的文学考试性质，梳理唐宋科场中经术与文学之争的脉络，探讨科举评价与科举文学史的重写、科举文学研究与科举学的互动关系等问题。

一、科举的文学考试性质

从考试内容和文体来看，科举具有文学考试性质。文学科举产生了科举文学，科场中产生的试帖诗与律赋、策论、八股文本身便有一定的文学性，而且以文取士与唐诗的兴盛、唐宋古文运动、元代戏曲、古代文论等都有密切的关系。由于科举渗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明清两代大部分小说或多或少与科举相关，或者至少找得到科举的痕迹。

取士应该以经学为重还是以文学为主，曾经有过曲折反复和激烈争论。在实行科举制的1300年中，从唐代至元代科场中存在错综复杂的经术与文学之争。经术指中国传统的经学儒术，即统治者一向用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经典学说；文学指注重形象思维的文章辞赋，即讲究赋、比、兴，祖述风、雅、颂的诗歌文采，以及追求词藻华丽的写作章法等。文学才能向来是科举取士的一个主要衡量标准。

初唐史臣对文学的功用已有精炼的概括。魏征等在《隋书》卷七六《文学传序》中说：“然则文之为用，其大矣哉！上所以敷德教于下，下所以达情志于上，大则经纬天地，作训垂范，次则风谣歌颂，匡主和民。或离谗放逐之臣，涂穷后门之士，道轭轲而未遇，志郁抑而不申，愤激委约之中，飞文魏阙之下，奋迅泥潭，自致青云，振沈溺于一朝，流风声于千载，往往而有。是以凡百君子，莫不用心焉。”姚思廉在《梁书·文学传序》中也说：“经礼乐而纬国家，通古今而述美恶，非文莫可也。”

唐代是一个崇尚文学的时代，大唐帝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相对其他朝代而言，唐代的科举取士特别是进士科较重文学诗赋。自调露二年（680）刘思立建议进士加试杂文以后，“文擅清奇，则登甲科，藻思小减，则为不第。”唐玄宗在位的盛唐时期是最重视以文学取士的时期之一，进士科被称之为“词科”，进士出身者在唐代政治中的影响也迅速增大。随着诗赋在进士科考试中成为主要内容和录取标准，甚至以诗“赎帖”取代经学考试内容，进士科的文学考试性质日益明显。“国家代天下以文明，奖多士以文章”；“国家以文德应天，以文教牧人，以文行选士，以文学取士：二百余载，焕乎文章”；“今则仕由文学，著官至清显”；“当今由文学求用”。这类说法在唐人文集中经常可以看到。

“晋人尚旷好醉，唐人尚文好狎。”崇尚文学、以能文为贵的社会风气在唐代颇为浓厚。唐代文学繁荣昌盛，诗歌尤为普及、优美，因而唐代被后人称为文学的时代。中唐时独孤及说：“唐兴百三十余年，天下一家，朝廷尚文。”由于朝廷尚文并以文取士，因此朝野上下皆贵重文学，以不能文为耻。随着进士科的文学性质愈来愈明显，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的距离也愈来愈大。因此，在许多中唐士大夫看来，进士科乃离经叛道，于是出现了激烈的经术与文学之争。这种争论在唐后期到北宋中叶之间延续，并往往与科举取士中的子弟寒士之争、区域公平之争等交织在一起。

宋代的经术与诗赋之争愈演愈烈，进入了针锋相对的冲突阶段，许多著名人士都卷了进去。在北宋中叶的两派争论中，范仲淹、司马光、王安石等属于经术派，欧阳修、苏轼等属于文学派。他们在主持科举考试时，或侧重文学辞赋，或侧重儒家经典。到后来，为平息长期以来的经术与文学之争，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十一月，三省奏立经义、词赋两科。此为倡导进士分立经义与诗赋两科取士的开端，然而，以北方人士为主的洛党力主以经义取士，反对恢复诗赋，而以南方人士为主的蜀党则要求恢复诗赋。到元祐四年（1089），才最后确定分经义进士和诗赋进士两科取士。

唐宋之间重视用诗赋为考试内容，除了由于朝野重文风尚以外，还因为诗赋具有较客观的评判标准。宋仁宗庆历八年（1048），礼部贡院言：“盖诗赋以声病杂犯，易为去留，若专取策论，必难升黜。盖诗赋虽名小巧，且须指题命事，若记问该当，则辞理自精。策论虽有问题，其间敷对，多挟它说。”元代也有人认为，诗赋取士格律精当，有利于评卷至公无私，因此得人最多，被前人视为“将相科”或“龙虎将相之目”。而若只用经义、明经等科，“将见公道扫地，关节大行，上下成风，相率谀伪，其弊有不可胜言者矣。”可见，专以经义取士也有很大的弊端，最好是词理文采兼备。

诗赋不仅能考察形象思维能力，而且也能反映一个人的文化素养和文学水平。由于帖经和墨义测试的是较低层次的技能，故逐渐为人所轻，至宋代以后慢慢退出科场。后来诗赋又逐渐演变成宋元时文，到明代则主要考八股文。八股文以经学为里，文学为表，以义理为风骨，内容虽是经学，形式却是文学，是一种糅合散文的章法、骈文的排偶和近体诗的格律而构成的一种文体。试帖诗和八股文有一共同点，即都有格律规范，要求很严，这两种考试文体都易于出题，易于判别水平高下，一眼就可看出轻重优劣。在极端严格的形式之下，要能出奇制胜，写出意义不俗、文字优美的文章来，确要有很高的文字水平和思维能力。而且，古人认为文如其人，八股文关乎人的品性。清人便说：“制艺一道，实与造化相通，因风会为转移也。”“今日制艺，即汉宋策问。寸晷之中，而其人品谊觇焉，学问见焉，性情出焉。”

虽然科举考试的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和文章辞章，从今天看来，科举是一种经学考试，但同时也是一种文学考试，一个人的文学水平往往决定其是否能被录取。1903年，有位西方人士在《中国的三年大比》一文开头便说：“文学才能在中国享有最高的声誉，政府官员都选拔自受过教育的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是读书人信奉的信条，在许多方面可以把它看成是柏拉图理想的哲学原则的注释。”科举制的真正目的并非选拔文学家而是选拔从政人才，以诗赋文章作试题并不是为了考察应试者的特殊文学天才，而是为了测试其智力水平和文化素养。诗赋可以言志，家事国事天下事、个人抱负和习性好尚皆可以从诗赋中曲折表达和宣泄出来。只有才情并茂、文理优长的人才写得出好的诗赋。而八股文、策、论等文体，考察的标准也不外乎“文”与“理”两个方面，文采始终是科举考试注重的一个主要因素。因此，总体而言，科举始终兼具经学与文学考试性质。

二、科举对文学发展的促进

关于科举对中国古代文学是否具有促进作用，学术界有不少争论，或者认为科场中很少产生杰出的文学作品，科举对文学不仅没有促进作用，而且往往有消极的影响。我以为，转换了认定科举很坏的思维定势，便可看出科举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影响主要方面是积极的。

应试的压力、制式的规范，确实限制了文学的自由发挥和想象的空间，“科文”中流芳千古的作品确实也很少，但以文取士发挥了考试以考促学的强大功能，诱导士人习文，有了大量熟悉诗文的读书人，才有产生大量文学作品的群众基础。科场试文与当时文体兴衰及文风变易密切相关。苏轼曾指出：“夫科场之文，风俗所系，所收者天下莫不以为法，所弃者天下莫不以为戒。昔祖宗之朝，崇尚辞律，则诗赋之士曲尽其巧。自嘉祐以来，以古文为贵，则策论盛行于世，而诗赋几至于熄。何者？利之所在，人无不化。”清代诗学的普及是与乾隆以后科场考试内容将表判等改为试帖诗直接相关的。清人戴衢亨说：“试帖之道，始盛于唐，然唐人当日所作试帖，称全璧者殊不多，观我朝人文蔚起，诗学昌明，乡会试俱尚八韵，学使按临，亦复博采风雅，士生其时，莫不和其声以鸣国家之盛。”陈伯海认为，唐试帖诗选读与研讨构成了清盛期诗坛上的一种特殊景观。通过唐试帖诗的多种选本与广泛选读，向广大社会人士（主要是文士）普及了试帖诗的作品及其相关知识，为人们了解和掌握这一诗歌样式，继承这一快要中断的诗歌传统提供了帮助。修习试帖诗之风对于推动整个文学界关注律体与诗法的学习、讨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由于科举考试以文取人，导致1300年间官员文人化，文人官员化。社会上广泛流传着“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等格言，文学的影响也无所不在。在一定意义上说，科举时代的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读书至上的诗书社会，是一个朝野尚文、大多数读书人皆能吟诗作文的文学社会。

命题作文与平日的文学创作并不相同，科场中所考的试帖诗有严格的规范性，必须按照其题意和格律声韵要求来作，这是竞争性考试保证客观评卷的公正性的基本要求。个别平时具有非凡诗歌天才的人不一定就能做好试帖诗。在考场上规定的时间内根据特定题目作诗，李白也无法随意发挥“白发三千丈”的奇思异想。而且李白、杜甫未能考中进士，还与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词人材硕者众，然将相屡非其人”的特殊朝代背景有关。唐代多数文学家为进士出身，如陈子昂、王维、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元稹、白居易、李商隐、杜牧等都考中过进士。从隋唐至明清流传下来的多数诗文集也是科第中人所为。

“文学、政事，本是异科，求备一人，百中无一。”科举取士的本意不是为了选拔文学家，而是为了拔取政治人才。但因为以文取士，结果实际上选拔和造就了大量的文学家。古代文学家中科举出身者占多数。我曾根据《辞海》文学分册所录中国历代作家进行过统计，隋唐五代至清末近代作家共有602名，其中进士和举人等出身者共341名，占总数的56.6％，而且这还不包括诸生（秀才）一级的科举中式者。若再考虑到女作家、僧人文学家、宦官文学家从不应举等因素，剔除这部分的基数，加上《辞海》所录作家有些是略载其科第经历，科举出身者在文学家中的比例还会更高。据有的学者统计，《四库全书》集部著录和存目收有唐至清别集2504部，其中进士著述1367部，占54.59％，若包括举人的话，比例还会更高。与此类似，笔者根据韩国《增补文献备考》卷247-250“艺文考·文集类”所录文集统计，韩国历史上1050部诗文集中，有755部可以查明作者为“文科”、“登科”、“司马”等科第中人，占总数的72％之多。越南历史上模仿中国长期实行科举制度，科第中人的产出在文学作品总数中的比例不亚于韩国。

当然，科举考试的本意是要选拔文官而非选拔文学家，而政治才能与文学水平毕竟不完全相同。以诗赋文章来选拔文化水平较高的人来从政是为了保证官员的文化素养，其目的在临政治民而非发展文学。文学家是人才，政治家也是人才。不能只是从文学的角度来判断科举人物是否成功。从治国安邦的角度来看，一些政治家对社会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并不一定亚于文学家所起的作用。擅长作诗的人不一定就善于处理行政事务，原先擅长诗赋文章的人从政后也不一定有时间发挥其文学才能，因为其主业并非文学创作而是千头万绪的日常行政事务。这就像当代许多考上大学中文系的人后来从事学术研究，其文学创作特别是长篇小说创作往往无法与没有上大学的专业作家相比。在精英学术与大众文化两方面，进士群体更多是从事精英学术。在中国古代士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中，科第中人多数忙于“立功”，也就是临政治民的事功和学术研究的事业，忙于“治国、平天下”，相对较少时间来从事“立言”方面的写作了。如果是从整个中国文化史或中华文明史的视野来看，那些编纂《册府元龟》、《太平御览》、《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和《古今图书集成》的进士们，那些科举出身从事学术研究的乾嘉学派大师，对中华民族文化传承和文明发展作出的贡献，不见得就不如那些落第后专门写小说的作家。曹雪芹如果考中进士成为官员，就不可能有那么多时间来写《红楼梦》这部巨著，吴敬梓、蒲松龄如果中举及第或许就不会去写《儒林外史》、《聊斋志异》这类讽刺小说。从政与写作在时间上往往会有矛盾，一个官员成天构思写章回小说大概就很难做出多少政绩。当然，历史上也有不少名臣在政事上有功绩，在学术上也有重大建树，那是因为他们在及第从政后善于仕学相兼，政事之余勤于笔耕。总的看来，科举与诗文创作关系较密切，而与长篇小说关系较弱，中国文学史上几大古典名著基本上是属于落第文人创作的。

此外，因为有了科举，促使人们努力读书，增加了许多文人，减少了大量文盲，对中国的文化积累和文明的提升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科举评价与古代文学史的重写

科举与中国古代文学息息相关，当今科举研究也与古代文学研究密切相关，两者是关联互动的。一方面，可以由科举学进入文学；另一方面，也可以由文学进入科举学。从科举学进入文学，主要是为科举制的大环境，为重新认识科举文学的价值提供了舆论与理论支撑。重评科举制度之后，可以用新的眼光来审视科举文学，可以看到一个全新的文学视野，重写中国古代文学史，并开拓出一个重要的学术增长点。

“科文”文献，或者说专门的科举文学文献，因为牵涉到士人应举和前途出身，在科举时代广为人们所重视，也有其文学价值。闱墨是场屋之文，在科举废后相当长的时间，都被视为文字垃圾，弃如敝履。其实，转换了观念和视角，往往可以化腐朽为神奇。今天我们如果耐心去翻阅科举文献，就会发现其中许多中式文字以及大量的备考文献也有一定的文学研究价值。如清人彭蕴章便说：“制义之作，迄今五百年矣，始不过阐明朱子注释，后乃运以机局，著以议论，吐其光芒，腾其藻丽，与时变通，惟其所宜。其以古文为时文者，在明有黄陶菴，在我朝有方望溪，矫然拔俗，不逐时趋，然皆能荣世而传世。”可见善以古文为时文者，往往受到人们的称颂。既然有以古文为时文的风尚，了解和研究时文是全面研究桐城派古文的一个方面。

中国古代文学是文学界研究得十分深入的一个学科，主要资料几乎被搜罗殆尽。但科举文献中还有不少从未被使用过的资料，如《光绪丁酉正科四川乡试闱墨》首篇拟作八股文的批注中便有谈及桐城派大家的内容。红学是被研究得烂熟的领域，因为很难发现新资料，其中已很少“可耕地”，但科举文献中便可以找到一些高鄂的资料，比如高鄂的朱卷等。徐继畲《退密斋时文》彭蕴章序中也提到：“年十七，先君出为施南郡丞，俾受业于高兰墅先生。先生令专读启祯文，以苏祖荫《甲癸集》、俞长城《百二十名家文》畀之，令博览以知派别。又令专攻方文鞴文，以曲折其心思笔仗。”从高鄂对及门弟子学习制艺的指导内容，也可以看出时文观。

许多八股文和试帖诗的选本中，包含有文论的内容。例如，清末流传甚广的《青云集》序言便说：“诗之有律，犹文之有法。文贵清真、雅正，试律尤贵典显清灵。若徒事堆砌雕琢，而于题理题神毫不关切，无当也。”评点八股文和试帖诗的文字，往往彰显出高超的文学造诣，用语精练。无论是闱墨还是朱卷，房官的批语也是字字珠玑、言简意赅。到光绪年间，时人编有《星轺便览》一书，其中“文批”部分，录有大量八字或四字的批语典范，供考官入帘时参考借鉴。

近年来，关于科举与文化、文学关系的研究逐渐深入，明代科举制度及其相关问题已成为明史研究的热点话题。学者发现：“明代文学研究有两个学术增长点：一是适当加强对某些文体类型，如策论、八股文的研究，二是重视对科举时代作家的创作生态的整体还原。”“以文化学、社会学、科举学与文学交叉研究的广阔视野，把科举学的研究成果引入文学研究，将科举学与文学研究结合起来，综合考察文学创作生态，我们的古典文学研究必将获得又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

又有学者认为，“科举”运用其溢出于“科举小说”之外的影响力，使自己的势力也可以渗入与“科举考试”无关的小说情节甚至小说类型中。审视鲁迅所说的“求偶必经考试”这一小说现象，如果立足于科举的负面影响，其只能算是科举思想对小说作者的羁绊。但一旦摆脱对科举制度先入为主的印象，深入到小说内部，包括情节、结构以及文体等各个方面，便会发现，仅仅是“求偶必经考试”，也会蕴藏着设置别样情节、搭建有序结构之意，甚至导致出文体变异的强大力量。就这一意义而言，倘或不是从持果索因的角度出发，只注重于这些科举制度影响下产生的小说共同的集体面貌，只充分关注体现为步骤与过程的科举对小说的渗透与交融，则对于小说来说，“科举”绝不是牢笼，而是历史提供给小说作者的一个契机。

对经典小说的研究，从科举学的视角进行观察，往往可以阐述新的观点。如有学者指出：“《红楼梦》中的科举描写是其整体内容与构架中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对小说的情节发展与结构设置、人物形象塑造等方面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作用。《红楼梦》叙事艺术的主线是宝黛爱情以及贾府的盛衰史，另有一条非常明显的副线就是科举。”“科举在全书中的功能，表现为科举成功人士贾雨村的脉线和反衬作用，科举在贾政和宝玉父子关系中的纽带作用，科举在人际关系中的价值评判作用。”同样，全面分析《儒林外史》，可以看出该书并没有完全否定整个科举制度，并不是以批判科举制为全书的宗旨。吴敬梓虽然科场不顺，但他对八股文的看法是多元的。《儒林外史》一书确实是讽刺批判了许多科举时代的应试现象，然而，如果不是以先入为主的眼光来读此书，可以看出其实该书对科举的态度是复杂多面的，既有批判的一面，也有肯定的一面。

从科举学的视角审视科举文学，会有许多新的收获。文学视野中的八股文与教育学视野中的八股文，往往呈现出不同的样貌。从政治学视角与从文学视角去考察策论的价值，往往也会得出不同的评价。科举文学是一方有待开发的文化宝藏，挣脱了清末以来彻底否定科举的思想羁绊，转换了研究的视角，我们便会认识到，有必要重写中国古代文学史，笔者也期待将来有人能写出一部《中国科举文学史》。

四、科举文学研究促进科举学繁盛

由科举学进入文学主要是新科举观带来视角的变化，带来新气象、产生新成果，而由文学进入科举学，则是从文学领域为科举学开拓一个广阔的学术空间，使科举学更为繁荣。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的：“以科举的视角研究文学有利于突破较为局限的文学观念，更加贴近古代文学的历史实际；以文学的眼光审视科举，有利于深入认识科举制度的重要影响，丰富‘科举学’的内容，这两方面的结合使科举与文学都获得了比以往更为丰富、立体的呈现，也使科举与文学的研究获得了在更多层面上展开的可能性。”科举文学研究是科举学的一个分支，一个发展迅速的分支。

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文学界为八股文，是整个为科举制学术思潮的推动力量之一，同时构成为科举制的一个侧面。“如果说1905年清廷废除科举制度体现的是人心所向的话，那么21世纪前后，一些学者着力于科举研究并提出‘科举学’的概念，则实为一种大势所趋。它既是学界自觉进行学术反思的结果，也回应了制度建设的现实需要，其意义是重大的。科举学所涵涉的学科领域诸如政治、社会、教育、文学、文化等，不仅广泛而且相互交叠，非具宏阔之眼光与精微之识力者莫办。”科举学研究需要多学科学者的共同努力，古典文学界是科举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军，是仅次于史学界的主要研究力量。

文学方面的科举研究是科举学的三大支柱学科之一，科举文学在科举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从文学角度研究科举学的成果日益丰硕。每个断代的科举文学研究都有不少论著，以专著为例，除20世纪后30年出版的罗龙治《进士科与唐代的文学社会》、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王凯符《八股文概说》、邓云乡《清代八股文》、启功《说八股》等以外，进入新世纪以来，研究科举文学的著作大量增加，涉及科举文学的方方面面。

在宏观科举文学研究方面，李子广《科举与古代文学》（内蒙古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和《状元诗人考论》（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是总论科举文学的著作。宋代科举与文学的著作有祝尚书《宋代科举与文学考论》（大象出版社，2006）和《宋代科举与文学》（中华书局，2008）、高津孝《科举与诗艺——宋代文学与士人社会》（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林岩《北宋科举考试与文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姚红与刘婷婷《两宋科举与文学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明代是近年来科举与文学研究成果比较突出的一个断代，主要有陈文新等《明代文学与科举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和《明代文学与科举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以及《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郭皓政《明代状元与文学》（齐鲁书社，2010）、郑礼炬《明代洪武至正德年间的翰林院与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等。目前尚无全面论述清代科举与文学的专著，相信不久之后也会出现。

在试帖诗研究方面，有郑晓霞《唐代科举诗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薛亚军《唐代试律研究》（中国戏剧出版社，2010）、王兆鹏《唐代科举考试诗赋用韵研究》（齐鲁书社，2004）、周兴禄《宋代科举诗词研究》（齐鲁书社，2011）、杨春俏《诗赋取士背景下的诗国风貌》（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等7部。律赋研究近年来引起许多学者的兴趣，如尹占华《律赋论稿》（巴蜀书社，2001）、詹杭伦《清代律赋新论》（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詹杭伦等《历代律赋校注》（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游逋宏《试赋与识赋——从考试的赋到赋的教学》（秀威资讯公司，2009）、彭6-17《唐代律赋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王良友《中唐五大家律赋研究》（文津出版社，2008）等。策论研究目前出版的著作还较少，仅有陈飞《唐代试策考述》（中华书局，2002）、罗积勇等《唐代试律试策校注》（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吴建辉《宋代试论与文学》（岳麓书社，2009）三部。

八股文研究是科举文学研究最热门的一个领域，俞为民编有《八股文观止》（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龚笃清出版了《明代八股文史探》（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八股文鉴赏》（岳麓书社，2006）、《八股文百题：揭示八股文隐蔽的历史面目》（岳麓书社，2010）、《雅趣藏书——（西厢记）曲语题八股文》（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四部著作。黄强出版了《八股文与明清文学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游艺塾文规）正续编》（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游戏八股文集成》（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三部著作。此外，孔庆茂《八股文史》（凤凰出版社，2008）、张思齐《八股文总论八种》（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吴伟凡《明清制艺今说：八股文的现代阐释》（学苑出版社，2009）、高明扬《文体学视野下的科举八股文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也都各具特色。

科举小说研究方面，有俞刚《唐代文言小说与科举制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叶楚炎《明代科举与明中期至清初通俗小说研究》（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9）两部，著作相对较少。此外，汪小洋、孔庆茂《科举文体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则是一部全面论述各类科举文体的专著。

由于文史不分家的传统，还有不少文学界的学者出版了科举制度方面的专著。例如新世纪科举学六大工程之一、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陈文新主编《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包括赵伯陶《七史选举志校注》等多种。典型者还有如《登科记考补正》（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曾枣庄《文星璀璨：北宋嘉祐二年贡举考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等，都属于与文学有关的一般科举研究著作。此外，还有许多科举人物诗文选的著作出现，限于篇幅，不再列举。

2012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李子广《科举文学论》一书，是一部全面论述科举文学的著作，也是第一部以“科举文学”作书名的专著。该书内容简介说：“本书立足于科举文化大背景，以时代先后为序，选取科举与文人及其文学创作密切关联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较为专门的探研。对诸种文学现象、文人活动和文体的关注、聚焦、阐论，旨在揭示其颇为纠结的科举文化因缘，透视其间的复杂关系，力图作出一些富有一定新意的诠解，并借此尝试拓展古代文学研究的别样思路与学术空间。”可以预计，将来还会有更多的专门研究科举文学的著作出现，科举文学会成为科举学中的主要领域之一。

以上所举仅仅是科举文学的著作，若包括论文，科举文学研究成果更是蔚为大观。现在由线装书局出版的以书代刊连续出版物《科举学论丛》，每年都会刊出前一年的科举学研究论著目录，其中科举文学的论文目录便占相当大的比例。

随着科举文学研究的兴盛，风会所向，开始出现多学科学者一起研讨科举与文学的聚会。2009年10月，武汉大学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举办了“明代文学与科举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其中有许多论文涉及科举文学。2012年11月17-18日，在美国波士顿马省州立大学波士顿分校举办“科举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将有来自许多国家的25位教授与会，除了探讨八股文等科举文学的具体问题以外，还专门讨论“从跨学科的角度重新看科举文学”和“科举文学史应该怎样写”等更为核心和宏观的问题。相信科举文学研究未来会更加热络，从一个侧面促使科举学走向繁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