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围城》看写作与接受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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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本写作和文学接受之间由于主客观的原因，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差距：作者和读者审美能力的差异、作者和读者认识能力的差异、文本自身的开放性和意义的丰富性形成的差距、接受者阅读动机、阅读期待和文本之间的差距。

关键词：写作 接受 差距 《围城》

文本写作和文学接受之间由于主客观的原因，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差距。《姜斋诗话》说：“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1]

一、作者和读者独特审美能力的差异形成的差距

孔子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不同的感受角度和感受能力影响着接受者的审美欣赏。陈奔看《围城》关注方鸿渐的喜剧性，崔慧波偏向于《围城》中通感手法的运用，温儒敏提出了《围城》的三层意蕴说。不同的欣赏趣味和兴趣，所引起的审美感受，是不同的。杨志今认为《围城》游离了时代的主潮，没有理想的闪光。敏泽则认为《围城》表现了知识分子腐朽而虚伪的灵魂，是对行将崩溃的旧社会的真实写照。巴人认为《围城》忽略了阶级斗争，甚至对落后的人民生活也给予恶意的嘲讽。郭志刚则说《围城》借人物命运揭示了社会环境，宣告了时代的结束。

俗话说，诗是心声。马克思说忧心忡忡的穷人对最美的景色都无动于衷。与作品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能太远，太远无法理解作品；不能太近，太近容易把作品与现实对等混同，将个人利益带入欣赏之中。《围城》刚发表时，有人怀疑钱钟书本人就是买了假文凭的“方鸿渐”，有人同情他娶了难缠的“孙柔嘉”，还有女读者毛遂自荐欲取而代之。鲁迅说：“中国人看小说，不能用赏鉴态度去欣赏，却自己钻入书中，硬去充当其中一个角色，所以青年人看《红楼梦》便以宝玉、黛玉自居，而年老人看去，又多占据了贾政管束宝玉的身份，满心是利害打算，别的什么也看不见了。”[2]唯有中立的，不带偏心的阅读才能保证接受的客观性。当然，这并非对作者观点的简单重复。迦尔默达认为理解并非重建而是调解，是把过去意义置于当前情境的一种调解的翻译。在这里，迦尔默达把理解看成了创造性的调解，且放于当下之中。这样既肯定了理解的创造性，也肯定了差距存在的价值。

二、作者和读者特殊的认识能力形成的差距

钱钟书十九岁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1935年，与杨绛完婚，同赴剑桥大学留学。1938年，被清华大学破例聘为教授。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被困上海，任教于震旦女子文理学校。其困顿于上海沦陷区的经历和情绪，对《围城》题旨和书名的确定有重要的影响。没有一定的生活阅历和经验，无法体会人物内心深处的挣扎。当有人认为《围城》就是爱情的围困与跳脱时，王伟看到了《围城》内的世间处境，人生万事。当有人指责钱钟书在《围城》中俨然以上帝自居的超然、冷漠时，林海看出了那份超然之中的入世，冷漠中的热情。

“少年莫漫轻吟味，五十方能读杜诗”。接受者面对的是兼容并蓄的文化复合物。文本的理解，需要接受者拥有一定相关知识的“底线”，不然则疑虑丛生，不思卒读。深刻的心理描写、精练与生动的语言是钱钟书文章独特的艺术风格。他取譬贴切，妙趣横生，特别是那些新鲜奇特的比喻、典故和远距离的冷漠讽刺手法显示了作者深厚的历史文化修养。文本既是作家思想的载体，又深深地渗透着民族文化精神和社会时代意识。接受者不一样的语言文字能力、文化基础、思想水平形成的知识框架必然对文学接受形成影响。

三、文本自身的开放性和意义的丰富性形成的差距

一部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它的价值期待着读者的不同解读。文体的差别、思路的更新、视角的错开、观点的选择、研究的重点都将赋予作品无穷尽的生命力。中国古代文学讲究言于此意在彼，主张有无结合、虚实互立。无和虚的特性，使文本具有外向的开放性。接受者可以通过文本去探究高于作者意图的丰富性。对《围城》结构的理解，屏溪把它看成纾延文字，表现才华的手段；唐湜指责它似一盘散沙；彭斐认为作为高潮的最后一部分写得虎头蛇尾；金宏达认为小说把西方“流浪汉”式结构和中国古典小说结构相糅合，浑成一体，敛纵自如。至于小说结尾，留给读者的是最终的不确定感。如《围城》中结尾处写道：“这个时间落伍的计时机无意中包涵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3]就像钱钟书在《谈中国诗》中说：“中国诗人要使你从‘易尽’中望见了‘无垠’。用最精确确定的形式来逗出不可名言，难于凑泊的境界。……这是一种怀孕的静默。”[4]“篇终语了，令人惘惘依依，少陵所谓‘篇终接混茫’，‘诗罢地有馀’，正沧浪‘有尽无穷’之旨……共结句如一窗洞房，能纳万象；末句于篇章如闭幕收场，而情韵仍如卷帘通顾。”[5]

四、接受者的阅读动机，阅读期待和文本之间的差距

阅读都会带着一定的动机，如审美目的、感官享受目的、教育目的、甚至是功利目的。某人曾说，有人凭借钱钟书，大捞书中钱，有人吹捧钱钟书，作文附风雅，有人依赖钱钟书，拉稿填版面，所说之言，真是一针见血。再者是阅读期待，读者的经验视野在读前已经被唤醒，由此而产生了期待，希望能得到满足。姚斯提出了“期诗视城”，认为这“期诗视城”圈定了对文本理解之可能的程度。这种视域在既往的审美经验和生活经验的基础上形成。视域对象化过程也就是文本理解过程。由此，不同的阅读动机和期待必然形成接受的差距。《围城》超出了高扬革命传统的阅读期待，因此无咎认为钱钟书忽视了一切生存竞争的阶级斗争意义，只见到生存竞争的动物性，张羽更将他评论为包着糖衣内含毒素的滋阴补肾丸。

对待写作和接受中的差距，我们要本着求同存异的观点正确看待。对于那些由于不正确的态度而形成的褊狭、气短、浮躁、粗伪的观点是应该坚决反对的，而对那些正确的解读，是应该认同和接受的。迦尔默达就反驳那些把理解等同于把握作者主观意向活动的观念。他认为理解产生于一种不断在过去和当前之间发生的相互作用，每一种解释都在试图把文本解释清楚，以便使文本意义能针对新的情境。他说：“也许一件艺术作品的创作者所想的是他自己时代的公众，但他作品的真正存在却是它能够说的意义。这种存在从根本上超越了任何历史的限制”，“一件文本的意义并不是偶尔地超越它的作者，而是不断地超越作者的意向。因此，理解并不是一种复制过程，而总是一种创造过程……，完全可以说，只要人在理解，就总是会产生不同的理解。”[6]国内外曾一度引发了《围城》热，从不同方面对《围城》进行了解读，也正是这，赋予了《围城》永恒的生命力。

解读作品，须进入作者时代，理解作者意图，否则，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但也须跳出作者，着眼文本的开放性意蕴，挖掘文本的隐在内涵。这或许是作者有意赋予的，或许是作者无意的产物。只有立足于文本，让文本意蕴展现出丰富性，在这种求同存异之中，文艺才能走向真正繁荣。而文艺的多样性不正表现了世界的无限多样和不可穷尽吗？

注释：

[1]王夫之：《姜斋诗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2]鲁迅：《中国小说历史的变迁》，《鲁迅全集》（第九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3]钱钟书：《围城》，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

[4]钱钟书：《谈中国诗》，《大公报》，1945年12月10日-14日。

[5]钱钟书：《谈艺录》，香港图光书局出版社，1979年版。

[6]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北京：商务印务馆，1960年版。

参考文献：

[1]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M].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

[2]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3]王朝闻.审美谈[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4]童庆炳.文学概论[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

（伍丹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410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