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数字的文化含义论述语言符号的任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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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语言学界对索绪尔语言符号任意性理论的研究此起彼伏，争论不已，本文试将普通语言的任意性和个别语言的约定性及传统性统一起来，结合索绪尔在他的论述中多次谈到约定俗成、集体习惯和传统，从一般意义上对中西方关于数字的文化差异来进一步论证语言符号之间的任意性。
关键词：语言符号；任意性，数字；文化差异
自从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在中国出版以后，国内掀起了研究索绪尔语言理论的热潮，特别是他的语言符号任意性理论更是激起了语言学界内部激烈的讨论。各种论文和著作纷纷发表或者出版来论述语言符号的任意性理论的真正含义，褒贬不一，但都有各家之言。本文试将普通语言的任意性和个别语言的约定性及传统性统一起来，结合索绪尔在他的论述中多次谈到约定俗成、集体习惯和传统，从一般意义上对中西方关于数字的文化差异来进一步论证语言符号之间的任意性。
一、任意性是“能指和所指”在特定语言系统中的联结
索绪尔认为：“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或者，因为我们所说的符号是能指和所指联结所产生的整体。我们可以更简单地说：语言符号是任意的。”他还指出，“语言间的差别和不同语言的存在就是证明：比如‘牛’这个所指的能指在国界的一边是b-ǒ-f,另一边却是o-k-s。”然而“从心理方面看，思想离开了词的表达，只是一团没有定型的、模糊不清的浑然之物。哲学家和语言学家一致承认，没有符号的帮助，我们就没法清楚地、坚实地区分两个概念。思想本身就像一团星云，其中没有必然的界限。预先确定的观念是没有的，在语言出现之前，一切都是模糊不清的。……语言对于思想所起的作用不是为了表达观念而创造一种物质的声音手段，而是作为思想和声音的媒介，是他们的结合必然导致各单位之间彼此划清界限。”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索绪尔所谓“先于语言的思想”，即使是存在的，也是模糊不清的浑然之物，因此只有当它在具体的语言中以“所指”的身份与“能指”相结合的时候，才从浑然之物变成界限相对清晰的概念。而在不同的语言里“能指”与“所指”结合的时候，都会体现出不同的特点。所以确切的说，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并非一般的指“能指”和“所指”的任意结合，而是不同的民族语言运用不同的能指划分出不同的所指。换言之，索绪尔提出的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实质上是要突出自然语言不同于逻辑思维的地方，要突出语义的民族性。
二、数字文化中所体现的语言符号的任意性
数字是人类最早认识和使用的词类之一，而数字也是一种语言，他与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也有密切的关系。在语言中，不同的数字也有不同的文化意义内涵，而有的事物也可以用特定的数字加以指代说明。从这些数字词语的特征和文化差异的背后，我们可以发现其中所折射的各种文化的历史特点、不同地区的风俗习惯、不同民族的心理特点等。在英汉两种语言中，数字词语使用的范围、方式与含义各有其独到之处。例如在中国文化中，数字尤其具有神秘色彩。我们通过对两种语言的数字词语进行对比，不仅可以发现他们背后的民族文化差异，我们还可以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把这些差异归结为语言符号最初的任意性特点上。也就是说，数字在文化的意义上从一开始是没有什么理据性的，它代表什么样的文化含义是在不同民族的的发展当中由当地的人们根据自己的文化特点逐渐赋予的特有的含义。从这一点上讲，数字的文化含义和其他的语言符号一样是具有任意性的。
数字本无好坏、褒贬吉凶意义之分。但在不同的语言和文化当中，人们却寄予了不同的内涵和色彩。在中西方都有关于数字的禁忌，在汉民族的文化中，人们讲究对称，注重成双，喜好吉祥，总是小心刻意避讳因语言似同或构字相关而引起的不详意义的联想。比如数字“4”因其谐音“死”而成为人们敬而远之的数字。人们在选择电话号码或者车牌号时，都不愿意有“4”。然而西方有的民族却对“four”极为崇拜，认为“four”是公平、正义、力量的象征。早期的基督教象征主义者则认为“four”代表福音传教士，象征着统一、坚韧和稳定。英语中“the four corners”就是“十字路口”的意思，“the four corners of the death”是“天涯海角”的意思。
再比如数字“13”，对西方人来讲象征着“倒霉，灾难”。据说在人类的蒙昧时期，他们用十指加上两只脚也只能数到12，凡是超过12的数目就感觉神秘莫测。后来他们发现12可以均匀的被分成两份、三份或四份，而13却无法均匀分开。因此他们就认为13是很不吉利的数字。另外在圣经中，亚当让夏娃吃禁果是在13日星期五，耶稣和弟子共进最后的晚餐时犹大坐在第13个位置上，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也是13日，古代通往断头台的台阶也是13级，给侩子手的赏钱也是13个银币，所以数字“13”就成了禁忌数字。西方人避讳这一数字的场合很多，如他们就餐时一桌从不坐13个人，不上13道菜；门牌、楼层、火车、飞机等均无编号13；医院也不设13病房和病床；13号也是很多西方人所憎恶的日子，就好似中国的“黑煞日，诸事不宜”一样。而“13”对中国人来说却没有如此多的忌讳，相反可以引发人们好的联想，如两千年来主宰中国思想文化的儒家经典俗称“十三经”；明代帝陵称为“十三陵”；清代有京腔“十三绝”。数字的禁忌虽然带有某种迷信的色彩，但因其根深蒂固的隐含于不同的民族文化当中，也是应当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的。
汉英数字文化源远流长，从古代到现代，人们对数字的认识和使用无不反映着民族文化内部所隐藏的文化心理和风俗习惯，汉民族在思维方式上讲究“天人合一”、“道法自然”，溶于自然中去认识自然。对自然的认识显得丰富而亲切，并且因感受方式、认知方式的直观，在语言中体现出只求“意合”而不重“形式”的特点，大大摆脱了语言的束缚，使语言表达具有很深的内涵思想。因而汉语数字的表现方法显得琳琅满目，异彩纷呈。西方人讲究个体独立，认为人要生存必须征服自然，所以他们重形式、重分析、重理性抽象，而数字符号则成为他们进行抽象思维的工具，他们在运用数字时力求精确严谨，将注意力更多放在“形合”上。这在某种程度上会限制对数字词语联想意义的发挥。由此可见，正是由于中西方文化的性质，双方的思维方式和文化心理的不同，所以才导致了汉英数字代表的思想内涵、感彩和修辞效果等的不同。
三、小结
“事实上，一个社会所接受的任何表达手段，原则上都是以集体习惯，或者同样可以说，是以约定俗成为基础的。”数字的文化含义也是同样如此。“一个是使选择得以自由的任意的约定俗成;另一个是使选择成为固定的时间。因为符号是任意的,所以它除了传统的规律之外不知道有别的规律;因为它是建立在传统的基础上的,所以它可能是任意的。”人类已经进入“数字化”时代，对数字语言文化的研究，也许更具有深远的意义和价值，我们也能从中发现隐藏在数字背后的更多的内涵和文化寓意，从而更好地认识语言符号的任意性特点。（作者单位：山东外事翻译职业学院）
参考文献：
［1］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高名凯（译）,岑麒祥，叶蜚声（校注）.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102-103
［2］岑运强,李海荣.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索绪尔语言符号任意性研究评介［J］.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0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