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也要学习心理调适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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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5月15日CCTV直播的抗震救灾英模报告会上，央视记者张泉灵坦言，自己在灾区也曾完全失控，“转身躲进一个帐篷里痛哭，直到把心里的痛苦和积郁都痛快哭出去”，才走出帐篷继续播报灾情。[1]作为第一时间赶赴灾区见证惨烈景象的人群之一，记者在执行报道任务的同时也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同样需要适当的心理调适和心理救援。为此，复旦大学传媒与舆情调查中心联合上海市新闻工作者协会、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针对赶赴灾区的新闻记者进行了一项有关心理反应及调适等方面的问卷调查。
在本次调查访问的249名记者中，有48%的记者于地震发生后一周内赶赴灾区，其中有20%在2008年5月15日之前到达， 60%以上的记者采访过北川、汶川、都江堰等重灾区，83.9%的记者在灾区连续工作6天以上。第一时间赶赴灾难现场、长时间连续工作，展现了记者忘我的职业精神，但是伴随着长时间在第一现场高负荷工作所产生的心理不适也颇为值得关注。
进一步的调查显示，超过半数（63.8%）的受访记者曾经产生过不同程度的恐惧情绪反应，接近半数（45.1%）的记者表示会有“情绪低落”的不良反应，分别有24.8%、19.7%、18.9%的受访者出现焦虑、失眠和噩梦的生理反应，另有9.6%、8.9%的受访者出现了“痛哭”和“麻木”行为。离开灾区返回日常的工作岗位后，仍有28.9%的记者表示依然受不良情绪的影响，绝大多（82.%）的记者都认为有开设心理调适培训的必要。为此，在问卷调查数据、深度访谈以及收集整理震区采访记者相关口述材料的基础上，笔者访谈了中山医院和上海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医学心理学专家徐俊冕教授，就汶川大地震中赴川采访记者可能遇到的心理问题及应对措施进行了深入讲解。
陶：汶川地震是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大地震，其破坏力之大，影响之广，救灾之难是前所未有。在突如其来的山崩地裂前，在数万生命顷刻消亡之际，人们是否会有强烈的心理变化，您作为国家知名心理学者可否给我们谈谈灾区群众这种心理变化的情况，有那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
徐：这一次汶川大地震的特点是它的突发性、严重性和危害的普遍性。任何一个人处于这种环境下，都会有很强的精神压力，也就是医学心理学中的 “应激”。如果一个事情慢慢来，我们有精神准备，我们可以积极地去应对，不会一下子就束手无策，应激就没有这样强。大地震带来的是极度的灾难，人人都处于一个危机状态，不能用通常的办法来应对。所以出现心理、生理上急剧的反应几乎是难以避免的，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地震灾难中的心理问题分成早期和后期两个阶段。早期出现的绝大部分是人们情绪方面的反应，其中恐惧反应是很突出的。恐惧反应是由于个体在意识到面临危险的情况下，大脑会自动地启动一个进化过程中“编排”好的恐惧反应程序，这个程序是天生的，有意的控制是无法控制得了的。第二种情况是，有的灾民经受了亲人伤亡、房屋倒塌、财产受损、得不到食物、水、居住的地方，都会有损失感。在有损失感的时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悲伤感，有些人会产生自责、 懊丧，怨恨自己，感觉“自己不配活着”，甚至出现自伤的行为。第三种情绪反应，可能比较少的，是愤怒反应――觉得自己受到这样的遭遇是不公平的。有些人会抱怨为什么灾难会降临在自己头上。因为觉得不公正，人就会产生愤怒情绪，但是这种强求的心理有时候是不可能实现的。愤怒反应发生时往往有攻击性，包括言语攻击和暴力行为。
以上三种情况都不是疾病，只是一时的情绪反应，不需要医生处方也不需要专门的心理治疗，此时需要的是心理危机管理。早期的危机管理十分重要，如果早期的情绪反应调适不当，则有可能引发后期的心理障碍。在后期也就是灾难发生一个月以后出现的心理问题，大部分则是心理障碍，包括：创伤后应激障碍[2]、 抑郁性疾病[3]、各种神经症（恐惧症、焦虑症、强迫症等等）、适应障碍[4]等，这些都是需要心理和医药共同帮助的问题，后期大部的是疾病，需要专业支持。
陶：这次汶川大地震，我们不少记者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目睹灾后惨象、自己也处于危险之中，正是“生死两茫茫”。灾区情况不熟、受灾群众惊魂未定、交通通讯中断、物资供给紧缺，……对于大地震这样严峻的报道任务，记者采访前需要做哪些心理准备？
徐：记者作为目击灾难场面的人，身处危境，生命受到威胁，虽然不像灾民那样受到了家人离去或者财产损失，但因为缺少足够的精神准备，同样会体验到灾难性应激。在早期，记者可能会出现同灾民相类似的上述情绪反应，如果应激过于强烈并没有得到正确应对，灾难当中有无助感、意识分离，极度恐慌的人，以后可能会发生创伤后应激障碍，这是一线记者最需要警惕的问题。“创伤情境的反复闪回”是这种障碍的特征。同时，记者要对受灾群众的心理状态有一定了解，采取适当的方式进行采访。
陶：在深度访谈中，我们发现许多记者在采访时都怀有内疚和矛盾的心理[5]，担心会给群众造成二次伤害。有学者曾建议，对受灾群众的采访时，不要对他们只讲一些安慰鼓励的话，应该在某个适当的时候，让他们发泄出来，握住他们的手，递上纸巾，告诉他们，“你现在的反应是正常的”。作为记者的朋友对灾区的新闻采访，尤其是贴近受灾群众的采访中，您还有什么要提醒的？
徐：对记者而言，心理救援的知识要懂得。心理救援有几条基本原则：
1、表示精神支持。对处于危机中的群众，首先需要给他们支持。总理的一句话，“我们会同你们一起度过灾难”，胜过成千上万的心理咨询师的支持。
2、需要倾听，真诚地尊重他们，了解他们需要什么。
3、传达希望和信心。处于危机当中的人常感到很无助，看不到希望，一切都是毫无办法。重要的是向危机当中的人传达准确的信息，比如告诉他们现在已经“全国总动员了”，广播电视及时地让灾区人民看到也是很重要的。
4、在整个危机管理中都要注意对象的安全。
5、了解危机当时人的各种需要，比如食品、水、保暖、药品的需要，尽可能满足他们的需要，给他们以安全感。
6、让对象同必要的社会支持网络相联系。告诉他们“什么地方供应食品、医疗救护、看心理问题”，及时把握救援机构设置在哪里。
记者在采访中应该多采取倾听和观察的方式，而不应该去过多追问灾难令人恐惧和悲伤的情节，如果对方不想说，尽量少用追问。若是强制性地要灾民回想灾难的情景，容易产生二次创伤，增加了灾民产生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可能性。
对于处在不同创伤阶段的受灾群众，需要采取不同的采访方式，早期追问创伤场面是有害的。但是后期治疗中在保证对象安全的情况下，需要帮助他一次次回忆来脱敏。脱敏是治疗创伤应激障碍的原则后期回想创伤场面，鼓励对象把创伤用言语表达出来，就说明创伤场面离对象比较远了。但这是后期，早期还是要表示支持，恐惧很强的时候总是提醒是不合适的。
陶：我们的问卷调查中反映，记者本人在灾区的采访中作中也出现了一些心理问题，有些记者坦言自己痛哭过；有记者反映自己在十几天内采访了灾区许多地方，但是觉得每次去的都是同一个地方，产生了一种时空的错乱感[6];许多记者一进入灾区，就要“单枪匹马”，承受“绝望的孤寂感”[7]；还有许多地震报道记者感觉自己无法用语言表达灾情，不想写稿或者写不出稿[8]对于这些情况，记者该如何进行应对？
徐：在采访中的“移情”也要把握好度。记者要注意的是，需要同情和理解，但是要站在客观的角度，而不要混淆自己与对象的身份。假如在采访中情感卷入很深，而且触发了强烈的情感记忆，这种记忆越是生动，越是激烈，就越是增加创伤应激得能。如果目睹灾难的场面，或者灾民描述得非常生动，即使当时没有意识到，同样会对内心产生强烈的影响、冲击，造成以后的焦虑恐惧。有些记者追问受灾群众灾难细节，对群众造成伤害的同时，潜意识中也会对自己的心理健康也有伤害。
在一个地方看到的惨象，在另一个地方又看到，创伤是可以累积的。“时空的错乱感” 可能是一种“现实解体”，环境变了，失去了真实感，空间知觉改变了，熟悉的变得陌生，生疏的反而熟悉，这些症状与恐惧和抑郁有关。至于转换成报道，表达能力的降低，也和恐惧的情绪有关，因为情况也实在很复杂，要表达时会受到情感因素的影响，出现了无能为力的感觉，怎么做也是表达不出来。以上情况都是可以理解的情绪反应，其程度取决于记者原来的心理健康程度，如果记者心理准备充分，心理比较健康，掌握足够的自我心理调适的知识，不断的自我调整，情况会好些。如果出现极度的恐慌，惊慌失措，不但没有传达正确的信息，反倒自己要受到影响。
记者的自我心理调适应聚焦于早期的情绪问题。第一步是要审视自己目前的情绪，“我现在是什么样的情绪，出现了什么样的生理上的反应？”，对自己的情绪状态和与之相连接的生理反应做一个自我评估。如果是恐惧反应，人会心跳、心慌、手抖、出汗，这些都是情绪恐惧伴发的反应，是合理的，用不着害怕。如果是抑郁反应，那就要帮助他认识到抑郁反应的核心，是否感到很悲伤、情绪很不好、厌食、什么事都没有兴趣、睡眠不好。如果是愤怒反应，会有激动、生气的样子，伴随明显的肌肉紧张。
接下来，要给自己的情绪一个表达，疏泄的机会，给痛苦情绪一个出口，不要强行压抑。促进表达是心理调适的一个关键，情绪表达得越充分，恢复得就越好，如果表达受到阻碍，以后容易出毛病。心理学上有个疗法叫“追悼的过程”，主要对于成人，采取一些仪式，帮助完成对死难者追悼的，写一些东西，表示怀念，也会把悲痛情感充分表达出来。痛苦得到释放，恢复平衡的可能性就大。采用哭泣方式缓解情绪是可以的，但是想办法把自己的情感用言语表达出来效果会更好。记者也要形成一种网络，互相联系、支持，形成一种团体力量会对心理产生支持。
第三、多思考各种对付困难的方法，思考一些积极的东西。尽快地投入工作有助于平衡记者的情绪。同时要在行为上重建健康的行为模式。心理和生理是相互关联的，行为上的措施有助于帮助恢复心理平衡。不要坐在那里不动，要适当有些身体活动，学习一些精神放松的方法，做一些深呼吸的操练，缓和紧张情绪。
陶：我们了解到，前往地震灾区采访的许多记者在灾区经常会产生一种“百无一用是记者”[9]的失落感，他们认为在灾区最重要的是救人，记者没有救人技能，又一定程度上挤占了物资、交通、通讯资源，感觉很痛苦，产生严重的角色混乱。请问这种混乱从心理学角度如何解释？会对记者的心理健康、工作绩效产生哪些影响？
徐：这种情况是记者在强烈的应激下，情感卷入过多，一下子碰到这种情景，有些不知所措。面对作这种情况，记者要自己找原因，利用自我心理调适的知识，找出自己出问题的环节，从认知、情绪、行为各层次上找出正确归因，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
角色与人的行为有关，行为要跟角色相一致，医生的角色就要医生的检查病人的行为，记者就要用记者的眼光来反映问题，角色乱了，行为就乱了，势必会引发各个方面都不协调，造成心理失衡。人只能做自己能做的事，在应激状态下做不熟悉的事势必会带来混乱。混乱本身就是一种伤害，无能为力感会造成损失感，情绪就不会好，挫折、损失感都会来，不可避免地带来心理问题。
陶：说到长期的心理问题，回沪后，有近1/3的记者还是会有不良情绪反应，有记者说自己“动不动就感觉桌子在动”、“跟本无法安然待在家里，在大街上漫无目的的闲逛”、“回避看有关灾区的消息,拒绝同任何人谈论自己的经历，甚至不想同人说话……”、“觉得自己的工作很无聊，觉得同灾区相比，自己在上海的采访报道根本不是新闻，产生一种职业倦怠”[10]，这些心理变化或者异常，您怎么看？
徐：“动不动就感觉桌子在动……”“回避看有关灾区的消息,拒绝同任何人谈论自己的经历，甚至不想同人说话……”这些某种程度上都是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迹象。桌子抖动也是引起创伤回忆的线索，这不是地震恐惧症，而是创伤应激障碍的一些症状。这种症状持续三个月以上，则构成了创伤应激障碍。
短期的职业倦怠、工作的意识、价值感降低，实际上是记者的情绪问题，往往是因为情绪不好，也可能是应激过程中出现了职业耗尽，感觉一切都要崩溃了，没有意义了，能量的耗尽了才造成了这样的问题。还是要从情绪上调节，并辅以适当的放松。
陶：我们是新闻院校，记者的摇篮，您作为专业从事心理学研究的教授，对我们的新闻职业教育，在培养学生重大突发事件报道技能以及心理调适能力等方面有什么忠告？我们有什么可以做的？
徐：首先要学习心理危机管理的有关知识。不同的危机，性质不同，对人心理影响的情况也不同。像地震、洪水、暴风雨这样的自然灾害对人际关系的影响较小，而战争、暴力、、绑架这样的人为的危机会严重危害人际关系，比如遭遇过的妇女在此后生活中，会对男性怀有极大的恐惧。记者要掌握不同危机的影响规律，应对方式，在采访中加以注意。
记者还应该学习健康心理学，学会如何做自我心理调适，保持良好的心理、生理状态，更好地完成工作。（访谈结束）
思考：心理素养，提高记者媒介素养的短板
媒介素养作为人们正确使用和有效利用媒介的一种能力[11]，从主体上来说可分为公众和传媒工作者两个层次，其中，记者的媒介素养不仅包括新闻工作者所必备的职业技能、综合素质，还应包括对记者自己职业的认识、对传媒工作规范的了解和职业精神[12]。在大众媒介主导社会信息生产的今天，新闻工作者的媒介素养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媒介产品的质量、媒介传播的效应以及社会功能。在5.12大地震采访报道这场“战役”中，一线记者迅速、及时、大量的信息提供充分发挥了媒介传播信息和社会动员的功能，但是从记者灾区报道工作中的心路历程角度，仍可辨认出记者媒介素养中一些亟待提升的空间。
1、突发应激考验采访准备
大地震给记者心理带来的强烈应激源于灾难的突发性和严重性，在缺少相应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发生不良情绪反应几乎是难以避免。记者在灾难发生后赶赴灾区的行为使记者相对于受灾群众应有更多的心理准备，但是在调查中显示，249名受访者中，只有6.4%曾经接受过单位组织的心理调适方面的训练，30.5%的记者在到达灾区前对将要应对的情况毫无准备，32.5%的记者表示眼前的景象超出了自己的想象。高负荷的工作、缺少通讯、交通、生活物资供给和野外生存技能[13]同样给记者带来损失感，有些记者为占用了部分食物、药品、通讯、交通等救灾资源而感到内疚导致情绪低落和无能为力感。记者在灾区出现的一系列心理问题一方面是由于报道任务的严峻性，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记者和媒体集体的准备不足。
2、“二次伤害”的可能考验专业素养
在深度访谈我们发现，许多记者在采访受灾群众时同样承受着矛盾和困惑，担心会给采访对象带来“二次伤害”。这方面的顾及体现了记者的人文关怀，也同时涉及到记者新闻对价值的迅速判断能力。灾区报道的“媒体大战”中曾出现过严重的报道内容趋同[14]，总理在九洲体育馆接见过的女孩刘小桦在短短几天时间就接受近百家媒体的采访，势必会给孩子的心理带来反复的创伤，这种情况下，需要记者迅速判断新闻价值，避免重复采访。灾难报道从时间上分为传递灾情、讲述故事和深入反思三个阶段[15]，记者不仅需要采访受灾群众灾难的场景，还需要报道灾区的情况、需要、引导救灾物资的流向、监督、辅助救灾进程，一线记者需要充分调动新闻敏感，从整体上把握报道内容的平衡。
对“二次伤害”的顾忌同样反映出记者对特殊对象采访方式的经验不足。在灾难和死亡报道领域，记者可以依照“知情同意”原则[16]并运用相应的心理救援知识在采访的同时对受灾群众进行心理的疏导、支持和脱敏，一定程度上规避“二次伤害”的风险，使报道新闻的使命同悲天悯人的情怀相辅相成。
3、“角色混乱”考验职业精神
身处突发事件或者危险时刻，记者首先要履行作为社会成员的救助职责。[17]但当有专业救援、医疗队伍在场，加入救援行列又缺乏相应技能的记者并不能帮上“救人”的忙时，其在心理上承受的无助、挫败感体现了记者专业认同的偏差。记者的职责有其与生俱来的公共性，其价值不在于解决某一个别问题、履行医生、救援队甚至法官的角色模式，而是在于通过报道传递信息、引起对某类社会问题的普遍关注和动员。记者角色冲突的体验同样揭示了记者本人和社会对于媒体社会角色的不清，记者的角色定位应以职业权利和规范为基础，实在难以同时承担“见证者、先行者、监督者、推动者”等过多的角色“期盼”。[18]
3、心理素养提升的综合技能
记者的心理素养包括良好的心理素质和相应的心理调适能力。情绪情感、意志、动机、信念等心理要素组成的非智力因素对记者的采访报道的智力行为有着极大的调节和调动作用，会影响到记者的心境、新闻敏感和表达能力。[19]职业道德、角色认同属于记者心理活动的内容，必要的心理调适能力不仅可以保障记者的心理健康、采访报道的顺利进行，还可以帮助记者从认知、情绪、行为等层面上审视、反思自己的心理过程，找出角色混乱等问题的症结点。记者的媒介素养中，传播技能、职业精神和心理素养是相辅相成的三个环节，犹如一只木桶的三块壁板，缺一不可，强化心理素养为记者整体媒介素养的提升提供了新的路径和可能。
对记者心理素养的培养，需要新闻教育机构和新闻媒体的共同努力。对记者的心理素质的锻炼需要从新闻院校的教学入手，大学阶段是人格的形成期，可通过心理学基础知识的学习、心理测验、心理咨询等多种方式帮助学生优化心理素质，并联系新闻传播实践（如采访技巧、传播策略、受众心理等），增强新闻敏感、提高应变能力，训练移情能力、进行创造性思维以及把握和引导受众心理等问题。
针对重大事件报道的记者心理素养则需要系统的知识储备和有针对性的培训相结合。近年来英美等国的新闻教育课程中纷纷添设了有关重大事件报道的相关课程[20]，为了避免理论和实践的脱节，此类课程可以借助多媒体互动教学等方式，模拟突发新闻环境，使学生掌握不同突发事件的报道方式。同时，新闻媒体也应定期对记者进行有针对性地培训，美国军方早在伊拉克战争爆发的半年前，就开始对30多家新闻机构的记者举办三周的培训，提高战地记者反生化袭击、核袭击的能力，以适应可能即将开打的伊拉克战争。[21]现在看来，这是极为必要的，新闻教育应该是终身教育，记者要不断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必须不断学习和充实自己。不定期的有针对性地培训，不仅可以提高记者的心理素养、专业技能，还可以在潜移默化的学习中提升记者的职业认同和综合的媒介素养。
注释：
[1]张泉灵，《汶川，向世界播报》，抗震救灾英模会报告。
[2]以触发性创伤场面的反复回忆为基本特征，基本情绪表现是恐惧和焦虑，回避的行为也很特殊，症状持续三个月，就可以定义为这样一种疾病。这个病的机理是创伤使大脑中的化学分泌发生改变，身体当中产生了比较多的阿查酚胺和应激激素，生理发生变化，使得患者对任何一点小的刺激就发生反应，草木皆兵。
[3]有些人早期的悲伤反应可能延续数周以上，此时仍有悲伤、自责、兴趣丧失，可有绝望感、无助感，出现消极观念甚至自杀行为，且有失眠、厌食等症状，称为“病理性悲伤反应”。这时的情形和抑郁症类似，就需要专业救助，需要适当选用抗抑郁药。并要注意监护，预防自杀
[4]环境改变后日常的婚姻、学习与工作不能适应了，缺少能力从事日常生活。这是因为人的人格原来有一定缺陷，灾难后触发了原来的性格缺陷和能力问题。
[5]龙毅，《记者在汶川大地震中的心理案例》，《东方早报》，口述材料。
[6]《汶川大地震新闻晨报全纪录》，《新闻晨报增刊》P.83
[7]《汶川大地震新闻晨报全纪录》，《新闻晨报增刊》,p.395
[8]《境外记者频患"震后忧郁症":心痛感觉一生难磨灭》，《国际先驱导报》，2008年05月27日
[9]《汶川大地震新闻晨报全纪录》，《新闻晨报增刊》，P.372
[10]《汶川大地震新闻晨报全纪录》，《新闻晨报增刊》，P.380
[11]谢金文，《传媒人的媒介素养浅谈》，新闻记者》2004.11
[12]陈力丹，《关于媒 介素养与新闻教育的网上对话》，《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3
[13]宣克炯，《那里，总有一种感动让人泪流满面》，口述材料。
[14]薛可，陈，余明阳，《上海5家主流报纸关于5•12地震新闻报道的主题词研究》，《新闻大学》，2008年秋。
[15]吴锦才，《重大突发事件应急报道系统的主要取向和基本支持》，《中国记者》，2008.7
[16]国外新闻界普遍采纳的采访原则，指的是记者有责任向被访者详细告知有关细节，包括表明自己来自哪家媒体，告知被访者如果同意接受采访会有哪些后果、益处、危险等。参见1114coté,W. &.Simpson,R.(2000)Covering Vilence to Ethical Reporting About Victims and Trauma.
[17]陈力丹，李冠礁，《人的生命和尊严重于新闻报道》，《青年记者》2008年6月下
[18]陆 晔、潘忠党，《成名的想象：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新闻学研究》，2004.11
[19]刘京林，《新闻心理学概论》，p.57，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20]魏剑美、王萍，《美国新闻传播教育对当前中国的启示》，《当代教育论坛》，2007.8
[21]《军事记者》，“军事新闻”，200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