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开放与劳动分配比例: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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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使用1999～2007年中国30个省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对外开放对中国劳动分配比例的影响，主要研究发现为：对外贸易对中国的劳动分配比例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但是就外商直接投资来说，在控制了对外贸易和其他变量之后，它对劳动分配比例并没有显著的负面影响，FDI对劳动分配比例的影响取决于工资竞争效应和技术租金效应的变动。其他变量对对外开放的影响因地区而异。

关键词：对外贸易；外商直接投资；劳动分配比例

中图分类号：F7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09)07-0011-06　收稿日期：2009-03-05

一、引言与文献评述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发展中国家的劳动报酬在GDP中所占比例(简称劳动分配比例)急剧下降。根据Harrison(21002)的估计，从1970-1993年，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分配比例下降了0.1％，而在1993～1996年间下降了约0.3％。而在1960～1997年间，发达国家的劳动分配比例却在不断上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劳动分配比例在1999～2007年间，从54.90％下降到41.05％，下降比例达13.85％，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对外开放对劳动分配比例的影响研究成为宏观经济领域一个重要的议题。早期的研究工作围绕着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展开，Rodrik(1997)、Slaughter(2001)以及Richardson与Khripounova(]k998)都论证了全球化(或对外开放)增加了劳动需求弹性并影响劳动分配比例。

随后的研究工作，除了分析要素禀赋、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外，逐渐把重点放在一国的对外开放方面，即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FDI)。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劳动分配比例急剧下降，另一方面国际贸易和资本市场不断开放，Rodrik(1997)把这两个现象联系起来，认为发展中国家资本市场的不断开放改善了资本的流动性，这使资本所有者相对于劳动者具有更强的议价能力，劳动者的工资相对走低。Harrison(2002)认为，在1960～1997年，发展中国家劳动分配比例不断下降的原因是要素禀赋、政府支出以及对外开放(包括对外贸易、汇率、资本流动、资本管制等)发生了变化，不断增加的贸易开放度和汇率危机降低了劳动分配比例。

Bruno和Paul(2007)认为FDI对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分配比例有两个相反的作用：第一个是负的技术租金效应，外国公司由于技术先进，在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市场拥有“买方垄断权力”，即随着外资企业比重的增加，劳动分配比例呈下降趋势。他们的研究表明这种负效应在开放的初期和后期均占据优势地位，也就是说负效应在整个阶段呈“u形”；第二个是正的工资竞争效应，外国公司的相互竞争可以抬高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劳动分配比例会随着外资企业比重的增加而上升。Sachs(1998)认为贸易和FDI为资本带来的好处要远大于为劳动带来的利益。

国内的研究方面，杨泽文与杨全发(2004)研究了FDI对实际工资水平的影响，提出FDI份额对实际工资的影响比贸易依存度对实际工资的影响小。姜磊等(2008)提出对外贸易对劳动分配比例的总效应为正，对外贸易的就业效应大于劳动生产率效应，对外出口对劳动分配比例的影响大于对外进口的影响。

二、数据、变量与计量模型

数据时间跨度为1999～2007年，所使用的各省份(自治区或直辖市)的劳动者报酬数据、地区GDP数据、第二产业产值数据、对外贸易数据、外商直接投资数据、财政支出数据、人口统计数据、就业人员数据、高等教育在校学生数据、高中教育在校生数据、初中教育在校生数据等均来自国研网整理的历年中国经济统计年鉴的宏观经济数据库。失业人员数据与工会会员数据整理自历年的中国劳动统计年鉴。此外，对于对外贸易额以及FDI数据，使用中央人民银行网站中人民币对美元的年均汇率来折算。

(一)变量

以下从单个变量角度为讨论对外开放对中国劳动分配比例的影响提供一个简单的研究框架，其中第三个变量到第九个变量为控制变量，对各变量的讨论如下：

第一个变量为因变量，即劳动分配比例(用Lbs表示)，定义为劳动者报酬在GDP中所占的比例。根据中国经济统计年鉴，劳动者报酬包括劳动者获得的工资、奖金和津贴，既包括货币形式的，也包括实物形式的：还包括劳动者所享受的公费医疗和医药卫生费、上下班交通补贴和单位支付的社会保险费等。对于个体经济来说，其所有者所获得的劳动报酬和经营利润不易区分，这两部分统一作为劳动者报酬处理。

第二个变量为对外开放水平，包括两个常用指标：一是对外贸易依存度，即贸易贡献系数(用Trade表示)，该省的当年对外贸易额使用当年的汇率平均值转化为人民币数额。二是FDI的贡献系数(用Fdig表示)，即FDI在各省GDP中所占的比例。

第三个变量为各省的产业集聚水平(用Laborti表示)，主要是考察各省产业集聚的区域性或空间性差异，本文使用范剑勇(2006)构造的各区域单位土地面积的工业就业数量来代表各省的产业集聚差异，即劳动就业密度，这种方法粗略地表示非农产业、特别是第二产业在空间上分布的不平衡。

第四个变量为地方保护水平(用Fis表示)，Poncet(2005)的研究发现，财政预算开支占GDP比重越高的省份，市场分割程度也越高，所以财政收支出占各省GDP的比重可以用来作为刻画各省区地方政府实施保护动机和实际程度强弱的变量。

第五个变量为劳动者权益保护变量(用Union表示)，计算为劳动者中加人工会的会员比例，一方面工会可以为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增强劳动者的议价能力，另一方面工会可以为劳动者提供福利和奖励待遇。

第六个变量为失业率(用Unem表示)，计算为失业劳动者在总劳动者中所占比例。失业率增加或下降会影响劳动者的议价行为，进而影响劳动者所获报酬的比例。失业率更多的是对现有劳动者施加就业压力，但是在中国改革的情形下，失业率对劳动分配比例的影响是不确定的，一方面，在市场化比较快的东部地区，失业体现为劳动力市场上供给和需求的真实变化，失业率的增加意味着现有劳动力供给过剩，进而会使得现有工作人员的工资呈现下降或不变的趋势；但另一方面，在市场化进程比较慢的中部和西部地区，失业率的增加一般是改革国企以提高效率的产物，因而失业率的增加意味着现有的劳动人员代表着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获得了更高的报酬。

第七个变量为劳动者的教育水平变量，有三个次级变量：高等教育在校生比例(用Univer表示)、高中教育在校生比例(用Hi曲表示)和初中教育在校生比例(用Middle表示)，三者的含义分别为各省各年的高等教育在校学生。高中教育在校学生和初

中教育在校学生在各省的万人中所占的比例。一般来说，对单个劳动者来说，教育水平越高，劳动生产率也会提高，劳动报酬也应该提高。但是对整体劳动者的分析要复杂的多，最根本的要看劳动力配置的优化水平。

第八个变量为国企改革变量或非国有化变量(用Nsoes表示)，使用非国有企业职工占全部职工的比例来表示改革程度。改革进程的加快，可以促进劳动力在不同行业之间的流动，改革对劳动分配比例的影响也是不确定的，一些劳动力会从中受益，一些可能会受损，最终的影响取决于改革如何平衡不同人的利益。

第九个变量为产业结构变量(用Struc表示)，定义为第二产业的产值在各省GDP中所占的比例。这个比例一方面用来表示各省产业结构的差异，另一方面也用来表示各省工业化的进程。产业结构变量对劳动分配比例的影响取决于工业化进程是劳动力密集型的还是资本密集型的。

(二)计量模型

本文的实证研究采用下列基本计量模型，该理论方程代表的是全部解释变量进入计量分析时的情况。

三、计量结果

(一)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各省劳动分配比例进行简单的均值计算后发现，上海、天津和北京的劳动报酬在GDP中所占比例的平均值最低，分别为0.3516、0.3972和0.4186，而广西、湖南和青海的劳动分配比例的均值最高，分别为0.5812、0.5602和0.5528，劳动分配比例在各省存在较大的差异。另一方面，如果从时间上考察，大部分省份的劳动分配比例都在逐年下降，对比1999年和2007年的数据，30个省的劳动报酬在GDP中所占比例全都下降，下降比例最大的是内蒙古、江西、吉林和天津，其下降比例分别为0.3075、0.2074、0.2069和0.2064。劳动分配比例下降最低的是上海、云南、北京和浙江，下降比例分别为0.0047、0.0332、0.0489和0.0548。

下面从大的地区方面讨论一下劳动分配比例的差异性。第一行报告了东部、中部和西部劳动分配比例的均值，从中可以发现：东部的劳动分配比例的均值最低，中部的劳动分配比例的均值最高，西部和中部在均值上的差异较小。如果从动态的观点来看，各地区劳动分配比例下降的速度并无明显的区域差异，但是劳动分配比例下降速度在各省之间存在较大差异。

(二)对考察样本的计量分析

本文使用Statal0统计分析软件分别做了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的计量，表3和表4的Hausman检验结果支持了固定效应模型。所以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本文的计量检验分两步进行：第一步对全国30个省(自治区或直辖市)的数据进行分析；第二步是把数据按照东、中、西三个经济区进行分区域计量。一般来说，因为面板数据同时包含了横截面因素和时间序列因素，所以参数估计值可能会同时受到组间效应和组内效应的影响。在固定效应模型中，所有的组间效应都已经通过固定影响消除掉(王红领等，2006)。

对全国样本的计量结果，从中可以看到：对外贸易对劳动分配比例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对外贸易依存度增加1％，劳动分配比例提高0.1289％。但是就外商直接投资来说，在控制了对外贸易和其他的变量之后，尽管它的系数为0.0218，但是它对劳动分配比例并没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劳动就业密度代表的产业集聚水平对劳动分配比例也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产业集聚水平提高1％，劳动分配比例会增加0.0002％，产业集聚水平提高意味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报酬增加。

可以得出另一组结论：(1)对劳动者权益保护的提高，或者说劳动者加入工会的比例的提高，可以显著的提高劳动者的报酬在GDP中所占的比例，对劳动者权益保护每提高1％，劳动分配比例就提高0.0498％。(2)产业结构或者说第二产业在GDP中所占的比例显著的降低了劳动者报酬在GDP中所占的比例，产业结构每提高1％，劳动分配比例要下降0.5799％。刘维和李绍荣(2002)的研究也佐证了这一点，他们研究发现，第二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增加，有助于资本收益的增加，但会减少劳动收入，使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3)高等教育在校生比例和高中教育在校生比例，或者说劳动者中具有高等教育水平和高中教育水平的比例每增加1％，劳动分配比例显著的分别下降0.0005％和0.00046％，而初中教育在校生比例或者说劳动者中具有初中教育水平的比例每增加1％，劳动分配比例提高0.00018％。结合上述(2)和(3)的结论，可以很自然的发现：现有产业结构对劳动力的需求结构和劳动力的供给结构之间存在着矛盾，中国现有的产业结构还是以吸收低教育水平的劳动力为主，即劳动密集型产业还占着比较大的比重，高教育水平的劳动者还不能完全最优配置。

东部12个省、中部9个省和西部9个省的计量结果，可以发现东部、中部和西部的计量结果的解释变量的符号和显著性和全国的计量结果有很大的相似性，略有不同的有：(1)对外贸易对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劳动分配比例的正面效应要大于对东部的影响，中部和东部地区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增加1％，劳动分配比例分别提高0.7902％和0.3049％，而东部则为0.0999％。(2)外商直接投资显著的影响着中部地区的劳动分配比例，外商直接投资贡献系数每增加1％，中部地区的劳动分配比例会增加0.4267％，这体现了外商直接投资的工资竞争效应，外资企业比例的增加带来了劳动分配比例的提高。(3)产业集聚水平显著的提高了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劳动分配比例。(4)在地方保护方面，中部地区的地方政府的介入有助于提高劳动分配的比例。政府保护每增加1％，劳动分配比例增加0.7830％；而西部地区的政府保护则对劳动分配比例起着反作用，政府保护每增加1％，劳动分配比例下降0.2043％。市场化进程不高的中部地区的政府保护是对工会作用的部分替代，只是中部地区政府的地方保护以保证劳动者就业为主要目标，因而其保护提高了总体劳动者的报酬在GDP中所占的比例；而西部地区的资源密集型产业占据较大比重，地区的产业专业化程度非常高(黄玖立、李坤望，2006)，地方政府的介入更多的有利于了资本拥有者的利益。

(1)东部地区的失业率会显著的降低劳动分配比例，而中西部地区的失业率会显著的提高劳动分配比例。东部地区失业率每增加1％，其劳动报酬在GDP中所占的比例要下降0.4098％，中西部地区失业率每增加％，其劳动分配比例分别增加0.6363％和0.6865％。那为什么会有以上的不同哪?这是因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处于市场化进程的不同阶段，东部地区的市场化进程已经处于较发达阶段，劳动力的失业主要是市场调节的产物，失业率上升会降低劳动者分配比例。中西部地区市场化进程不高，劳动力要素市场不发达，失业大都

是国企改革和减员增效的产物，裁员优化了劳动力要素配置，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进而提高了劳动分配比例。(2)东部和西部第二产业所占比重的上升都显著降低了劳动分配的比例，第二产业比重上升％，两个地区劳动分配比例分别下降1.3569％和0.7284％。(3)东部和中部的高等教育在校生比例或者说劳动者中高等教育水平的人员比例上升1％，劳动分配比例分别下降0.00043％和0.0015％。中部和西部的高中教育在校生比例或者说劳动者中高中教育水平的人员比例上升1％，劳动分配比例分别下降0.0010％和0.00102％。但是中部和西部的初中教育在校生比例或者说劳动者中初中教育水平人员比例上升1％。劳动分配比例分别上升0.0004％和0.00036％。

四、总结与政策含义

本文使用1999-2007年中国30个省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对外开放对中国劳动分配比例的影响，从理论框架和计量分析中可以发现，(1)对外贸易对劳动分配比例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但是就外商直接投资来说，在控制了对外贸易和其他的变量之后，它对劳动分配比例并没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中部地区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可以显著的提高该地区的劳动分配比例，表现出很强的工资竞争效应。(2)从全国和东部以及西部地区范围来讲，劳动就业密度代表的产业集聚显著地提高了劳动分配的比例。(3)地方保护显著地提高了中部地区劳动分配的比例，但显著的降低了西部地区劳动分配的比例。工人加入工会仅在东部地区对劳动分配比例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失业率或者失业压力对市场化进程较快的东部地区的劳动分配比例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但对中西部地区有显著的正面影响。(4)第二产业在GDP中所占比例的增加显著地降低了劳动分配的比例。高等教育和高中教育水平的劳动力比例的上升降低了劳动分配的比例，而初中教育水平比例的增加提高了劳动分配的比例。这主要是教育结构和产业结构不匹配造成的。

上述的研究对中国具有很强的政策含义，总结如下：(1)发展对外贸易，坚持对外开放，有利于提高劳动者的报酬在GDP中所占的比例，因而应该长期坚持。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对劳动分配比例的影响很复杂，就目前来说，FDI的进入更多的是工资竞争效应，提高了劳动分配的比例，但值得注意的是，FDI还具有负的技术租金效应，外商会利用垄断地位损害劳动者的利益，总体上来说。FDI对劳动分配比例的影响取决于工资竞争效应和技术租金效应的变动。(2)国家应鼓励各地区通过产业集聚区(园)的方式来发展经济，但是还应不断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产业的技术含量，以优化配置不断增加的高教育水平劳动力。另一方面，教育的结构也应进行调整，既要培养高教育水平的劳动者，更要大力培养适应我国产业结构的技工。(3)工会对劳动者权益具有显著地保护作用，应大力鼓励劳动者加入不同类型和层次的工会，以真正维护劳动者的经济利益。

参考文献：

范剑勇，2006，产业集聚与地区间劳动生产率差异[J]，经济研究(11)：7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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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伟，李绍荣，2002，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J]中国工业经济(5)：14-21.

王红领，李稻葵，冯俊新，2006FDI与自主研发：基于行业数据的经验研究[J]，经济研究(2)：44-56.

杨泽文，杨全发，2004，FDI对中国实际工资水平的影响[J]，世界经济(12)：4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