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芝琳:红瑶族唯一的女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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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东北部融水苗族自治县深山里的白云乡，是瑶族的小分支红瑶族的聚居地。“狗不耕田，猪不下地，女不读书”，这是红瑶族祖辈流传的关于读书的俗语。1988年，当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的考察组，走进这片带有神秘色彩的大山之中时发现，在解放几十年后，生活在这里的几千名红瑶妇女中，竟然没有一个小学毕业生。

1989年，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发起--并组织实施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女童重返校园的社会公益项目――“春蕾计划”。因为有了“春蕾计划”，才使身处白云乡最偏远村庄的小阿妹兰芝琳，变成了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历史上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红瑶族女医生。

背上书包的那天，老师给了她一个全新的名字――兰芝琳

兰芝琳的家在林王屯，是白云乡最偏远、最穷的村子，从村里到乡里，翻山过河要走5个小时的山路。

和大多数红瑶族家庭一样，兰芝琳家里人丁兴旺，一个哥哥、两个姐姐、一个妹妹。父亲的耕作是全家人唯一的糊口来源，男孩上学，女孩放牛，理所当然地成为这个穷苦家庭最妥当的安排。每天早晨，兰芝琳站在半山腰，用羡慕的眼神看着男孩追逐玩耍着出门上学，“一天到晚地望啊，其实我们女孩不知道‘上学’是什么，只是羡慕他们不用干农活。”

1988年，村里来了小学教员。从桂林民师毕业的红瑶族小伙子兰政英，带着几套汉族样式的衣裳，挨家挨户地劝说家长把女娃送到学校里念书。“学文化”、“走出去”，兰芝琳记不起连一句汉话都不会说的父母，是如何被这些新鲜的观念说服的，只知道当自己一看到老师送来的这套衣服，就被迷住了。她对外面世界朦胧的憧憬，一下子都凝聚在这身看得见、摸得着的红衬衫、白裙子上，迫不及待地脱下7年来一成不变的黑衣裳。因为在她看来，穿上这身衣服，就意味着她和哥哥一样可以去上学了。

背上书包的那天，兰芝琳第一次知道除了兄弟姐妹，还有一种亲密的关系叫“同学”。她除了是家人口中的“阿妹”，老师给了她一个全新的名字――兰芝琳，寓意她的未来像芝麻开花节节高，也像珍珠玛瑙出类拔萃。

村小学里只有一个老师和6个孩子，学生们被分成两个年级，共用一个教室。每天，兰政英先教三两个孩子一年级的功课，再给其他学生讲二年级的知识。

他们不知道，几乎是在同一时间，白云乡的教育史正被写下辉煌一笔――全国“春蕾计划”的发源地。为解决红瑶女孩辍学问题，第一届女童班在白云乡中心小学成立了，那就是“春蕾计划”的前身。

在记录融水苗族自治县政府工作的档案文件中，应该查得到一个关键的转折点――1988年初春，融水苗族自治县党委召开了一次特别的扩大会议，会上，县委作出决定：采取特殊措施，以办民族班和女童班为突破口，发展山区民族教育。同年9月，县妇联、县民委、县教育局投入4.8万元，在白云乡创办第一个红瑶族女童班，入学的红瑶族女童免交一切费用。

1990年，在村里读完二年级的兰芝琳和另外4个同学，一起归入了白云乡春蕾红瑶族女童班。

“我们这几个去上学的女孩子，一出现在那些老人家面前，脑门上好像刻着两个字――‘挑衅’。”她至今也忘不了的“刺激”，是那年假期回家放牛，在田里遭遇同村的老人家冷眼相对，“他一个手指头在鼻子下面一横，意思是，我如果能读出个名堂，他就像牛一样在两个鼻孔之间穿个洞。”

兰芝琳能够读书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春蕾计划”给予的学费全免的特殊待遇。小学阶段基本不用什么花费，每个周末就要过完的时候，5个来自不同家庭的女孩组成一支返校小队，5家轮流出家长护送，“涨水的时候我们小孩过不了河，那个家长就来回背5趟。”

“如果我父母和别人一样重男轻女的话，那必定没有现在的我了。”兰芝琳读小学的时候，大哥正在读初二，家里的经济条件已经不允许同时承担两个孩子读书的花销。“地里的东西不够吃，爸爸带着我妹妹到山里去采野果。爬5个小时的山路，只是为了换15斤米回来，因为家里口粮断了。”

家里只能保一个人去读书。父母把兰芝琳和哥哥的学习成绩作个比较，然后决定，让成绩更好的女儿继续读书，儿子回家。

兄妹俩人的人生轨迹从这一天起分了岔。哥哥辍学后随父亲去山里的矿区做强度最大的苦工，只有这种活挣的钱才多些，家里的经济情况因此有了些许好转。1994年，兰芝琳升入县城的中学，意味着花费就更多了。家里姐妹卖掉山里采回来的草药和果子，换回一两块钱，只要赶上“阿妹”回家，就一定塞给她。

哥哥是家里唯一有文化的人，他的信是兰芝琳中学阶段的精神支柱。“在学校经常有上顿没下顿，那时最盼着收到哥哥的来信，里面时不常的会夹着他苦苦攒下的10块钱。”

在兰芝琳的努力争取下，县里从她开始多了一个政策

兰芝琳在20岁那年几乎品尝到“修成正果”的感觉。在“春蕾计划”的持续资助下，她拿到了广西卫生学校临床专业的中专毕业文凭，成为白云乡红瑶族学历最高的女孩之一。

“等待我的并不是一片光明。”即使是回忆童年生活的贫穷与苦涩，兰芝琳的语气也是那种过来人的释然。可是说到成年之后的求职经历，外人能读得出她心里仍旧有挥之不去的痛苦和纠结。

由于乡卫生系统没有岗位空缺，兰芝琳毕业后的工作一直未能解决。“中专生在红瑶的女孩中是凤毛麟角，可是在县里就不算什么了。”长达两年的待业阶段，兰芝琳憋闷得透不过气来，“上学的时候每天想家，甚至和同学一起背着老师偷偷往家跑。可是没工作的时候我一年都不回去，根本没法面对那些人，我在他们心里肯定成反面教材了，我没脸。”

兰芝琳过了一段在县城漂泊的日子，给县里的宾馆饭店洗碗，在工厂做衣架，挣不来多少工资，能解决一日三餐就行。“如果不让我走出来见世面，我一辈子在家种地织布没有怨言。把我带出来再打回原形，我不甘心。我那时候都想好了，实在找不到工作，就自己开诊所，或者在乡下养一大群白白的鸭子。”

兰芝琳想出一个“疯狂”的办法，每个星期用一天时间，到县里领导的办公室反映问题，和县委书记、县长、妇联主席面对面地讲自己的经历、抱负。她管这叫“找领导聊天”。

“满怀信心地上楼，又伤感失落地下楼。”兰芝琳每进一次县政府的办公楼，就失望一次，听到的是“阿妹啊，回去再等等”，聊天就结束了。

“你们花这么大力气，培养我们有什么用?我想回乡里为自己的民族做点事儿。”2001年，兰芝琳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一封长信，寄到了当时柳州地区人事局局长的桌上。一个多月后，她个人的工作问题得到了解决，县里还因此多了一个政策：红瑶族女孩凡是拿到中专以上文凭的，县里负责帮助落实工作。

“乡医院有我们红瑶族的医生了”，来看病的红瑶族妇女的依赖和信任，使兰芝琳深感自己的责任重大

2002年4月1日，是兰芝琳正式上班的第一天。这个日子她记得清楚，是因为4天后她就认识了现在的老公。

“我在这里很‘红’的……”兰芝琳说起工作十分骄傲，她一到乡医院当妇产科大夫就声名远播，“红瑶族的妇女会说汉话的很少，丈夫一般都外出打工，只能让公公带着来，说什么病症也都不方便，根本没法和医生交流。”

妇产科门外的楼道，坐着满满一排输液的病人。“‘乡医院有我们红瑶族的医生了’，她们真的会这么想，才会走几个、十几个小时的山路来找我。”兰芝琳是挽着传统发髻、一句汉话也不会说的红瑶族妇女看病的首选，对这份依赖和信任，兰芝琳有点始料不及。她用不到一年的时间学会了苗语，相当于各民族之间通用的“官方语言”，即使不值班，她也经常被叫来当翻译。

贫困家庭的妇女在乡医院生孩子不用花钱，医院还送她们婴儿衣服和十几个红皮鸡蛋，鼓励她们到正规医院生孩子。“红瑶族的传统，妇女生孩子，是用竹片割脐带的。”兰芝琳桌子上放着一沓粉色的小卡片，印着她的手机号码，她下乡出诊发给偏远地区的妇女，身体有紧急情况，或者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可以给她打电话求助。

“每天我都这样穿上白大褂坐在办公室里，都面对着许许多多双忧郁紧张的目光和忧伤的面孔。只要她们有需要，我都会一一为她们解答心中的疑问。”兰芝琳曾经一度后悔没有像其他同学一样去读师范，做个老师回报乡里。后来，活生生的现状让她很快明白，在卫生这个领域，自己能发挥的空间也许更大。

兰芝琳发现来医院就诊的怀孕妇女，一半以上都由于各种原因需要中止，有的是因为身体状况不允许，有的则是违反了计生。2008年，兰芝琳开始在博客上写自己的小感情，写工作上的事。她给记者讲的一段经历，在她的几十篇博文里，写得最长、最详细，下面摘录几段――

昨天，我坐在桌前正在为一个孕妇做检查，一个怀里抱着一个宝宝的妇女来到我身边，用她们的方言对我说：“医生，我恶心，想吐，总是吃饭不香，你能帮我看看是怎么回事吗?”凭我职业的敏感，我知道她有可能又怀孕了，我对她怀里的宝宝特别注意，我问她：“你的宝宝有多大了?”她说有8个月大了，我点头。按妇科常规检查，我先给她做个B超检查，结果显示胎儿已经25周多了。

我无语。真的，我为身在农村没有文化的妇女姐妹们感到悲哀，也感到心痛。

我哑言。我无从去为她解释她的问题，也不知道从何说起，我只轻轻地对她说：“大姐，你怀孕了，宝宝有6个月大了。”那位大姐哭了，我看到她那忧伤而又渴望帮助的目光。我心情很沉重，安慰她不要伤心，有解决办法的，只是这种办法对女人的身体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摧毁与痛楚。我们该从哪个方面帮助她们呢?由于农村妇女文化水平低，思想也比较落后，我想我们应该普及和支持九年义务教育法，加大各方面的宣传力度，提高人们的文化素质。像昨天这样的现象没有该多好!

题头照片：兰芝琳在医院里为姐妹们服务。

马天杰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