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如何来写《学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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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保罗・威利斯1977年发表《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以来，30多年间，不仅工人阶级的状况发生了巨大变化，民族志方法也经历了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整体主义方法论等的多重洗礼。本书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细致传神的民族志描写，这也是本书的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则是对材料的分析和理论提升。很少有民族志能把个人访谈、小组访谈的材料组织得这样精美。它们读起来像经典戏剧台词，极大地增强了学术作品的可读性，这可能与作者早年在剑桥学文学的背景不无关联。单就这些访谈材料，读者也能大致明白作者在观察什么、想说什么；也就是说，他保留了材料本身的相对完整性和原汁原味的魅力。他向我们展示的“小子们”的所思所想所行，与中国中小学班级里那些不听话、爱闹事的“小混混们”非常相像，读起来充满亲切感。

不过，这部文化研究领域里程碑似的作品也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如果威利斯在今天来重写这份民族志的话，有些要素他似乎还需要重新考虑。

田野调查的情境性

在《学做工》中，作者没有对访谈关系加以反思，比如：“我”是如何进入“反学校文化”这个亚文化群体的？是通过何种方式被小圈子所认可的？“我”的存在是否对“小子们”有所影响？访谈对象对“我”怎么看？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民族志方法论的重心逐渐从实证主义转向了阐释主义，民族志不再将客观性、普适真理、科学性当做首要追求，转而看重个人经验在知识生产中的重要性，并认为知识具有情境性。这种趋势不仅在人类学内部盛行，作为实证主义大本营的社会学也特别强调这种整体主义的知识论。例如，今年暑假在北京大学召开民族志工作坊的法国新社会学派部分代表人物，就特别重视博士生调查训练里对田野情境活灵活现的描述。

作者大量使用个人访谈和小组访谈的录音作为分析材料，但在这些材料中，作者本人却极少出场，读者读到的绝大多数都是受访者的回答，因而无法判断他的提问是否具有倾向性（在后文中，笔者将说明威利斯在田野调查中带有预设，同时对研究对象的偏见缺乏批判）。这样的例子俯拾即是，譬如在针对“工作中一次个人访谈”中“小子”威尔的回答（P142―143），威利斯的提问很有可能是，“你觉得你在学校中当过‘家伙’的经历对你的工作有什么影响”之类。这样的提问本身就预示了作者觉得学校的反文化对小子们适应车间文化有所影响。威利斯的提问和角色在访谈中的缺席，使访谈信度打折。此外，他将个体化的12个“小子”视为“反学校文化”群体的代表，片段式的、访谈者不出现的访谈材料正是为了这个预设所服务，忽视了受访者之间的文化差异，从而使他非常轻易地从个案推论到整体。

威利斯的个人特质不可能与田野研究没有关系。其一，他当时做田野调查时大约25岁，而他所调查的“小子们”和“循规生们”大多是六年级学生，这10多岁的年龄差距在访谈中会发生什么影响呢？在小子们看来，威利斯是一个年长的男性，开始是以教师身份进入学校的，后来跟他们很“亲密”，一个“小子”说，“你和我们很亲近，你是我们自己人，所以我们应该听你的……我们需要的是和我们一心，但年龄比我们大一些、更有责任感的人”（P250）。其二，威利斯有没有利用自己的身份优势、年龄优势从而不知不觉地影响了受访者？他的田野材料中使用了大量小组访谈录音，而小组访谈是很难操作的。他所谓的小组访谈，到底是正式的访谈，还是这群小子在课间或玩耍时凑在一起闲聊，威利斯参与观察并录音的呢？如果是前者，那反抗老师的小子们为何会服从作者的安排呢？其三，小子们在书中显示出崇拜父权和力量，歧视女性的典型大男子主义倾向，而威利斯的照片显示他那时相当粗犷。可以想见，如果研究者是一位女性，或者是文质彬彬的男性（很可能被“小子们”认为“娘气”），也许会得到相当不同的田野结果。此外，他除了与小子们接触，还与小子们的对立面――循规生和老师接触，他怎样处理与相互对立群体之间的关系也很重要。假如他与“小子们”长期接触、关系亲密，又如何保证所获得的循规生们关于自身生活的理解真实可信呢？

研究者“我”、知识生产的情境以及知识是不可分割、不可化约的整体。《学做工》应让读者明白“我”是通过什么方式、在什么样的情境下获得材料和知识的，并反思研究者本人的特质对田野调查的影响。

循环论证与“文化决定论”

威利斯在进入田野时带有很强的预设，他认为工人阶级子弟继承父业是因为自甘如此，例如他在《学做工》序言第1页开门见山地说“要解释工人阶级子弟为何从事工人阶级的工作，难点却是解释他们自甘如此”。小子们的反文化中突出的一点是怀疑文凭，崇尚体力劳动而鄙视脑力劳动。不过，受访者所言并不等同于所行。小子们的这些观念除了作者的理解以外，还可能是一种心理调适――当他们自觉能力不足以通过文凭获得向上流动机会时，给自己找的借口；或者是作为自己抽烟、喝酒、打架的正当化理由。或许小子们并非“自甘”，至少并非完全“自甘”如此，他们也可能是“被迫”如此。

作者认为学校是小子们产生反学校文化的场所，将小子们抵抗学校权威的种种活动统称为“反学校文化”，这个命名有待商榷。如书中第一章所示，作者认为“反学校”包括：抵抗学校的权威、形成小圈子、打盹、哄骗、逃学、抽烟喝酒、打架、找乐子、找刺激，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很难说跟“反学校”有直接的关联，这样的观念显然超过了学校的范围，而与更大的外部情境相关。这样的“反学校文化”也许只是作者的命名。

作者通过对比指出，小子们在学校中形成的小团体和共享的观念，使得他们更容易适应车间文化，包括，知道如何应对年长者拿新手开涮的尖刻玩笑，在枯燥无聊的工厂生活中打闹、找乐子等。而那些循规生、边缘人或者处于反文化边缘的成员，由于没有反学校文化的保护，在最初进入车间时更容易适应不良。但两者境遇的差别完全是反学校文化作用的结果吗？作者在第二章引用了乔伊（小子之一）的父亲（一位铸造工）、生产引擎的工人、另外两位铸造工、斯潘克斯（小子之一）的父亲等人的话，这些人对自己工作所体现的男性气概非常自豪。这些小子们关于工作的观念，可能最直接的来源并不是反学校文化，而是所继承的工人阶级父辈文化。“学校”，这个一直被作者视为阶级分化预备工厂的地方，在“反学校文化”的形成中可能并不关键，它也许只是提供了一个场所、一个诱发环境，使得信奉父辈车间文化的小子们彼此之间形成哥们关系。

作者对小子群体共享的观念态度暧昧：一方面他认为这是小子们发展出的亚文化，用以对抗学校和其所代表的资产阶级文化的压制。他将这种亚文化看成是小子们的创造性，是一种“文化生产”，代表了小子们对现实生活的“洞察”。另一方面，他又预见了小子们长大后“幻想破灭”，他们的洞见并不能最终改变其从属地位。因而在作者看来，这并不是真正的洞见，而只是“部分洞察”，因而又是一种“局限”。接下来的第六章“意识形态的作用”里，作者希望指出小子们的文化如何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不过，他的分析却不够让人信服，因为“意识形态”是个复杂而庞大的概念，不能仅由他所指出的电影、职业指导等所代表。他在分析中态度模糊，既赞扬小子们的创造性，又为他们对车间文化的适应而哀叹。此外，他的论证中大量采用小子们的观点，导致他对职业指导充满偏见。职业指导只是对小子们没有用，因为小子们在学校里就已经认识到，所有的体力劳动都一样，而他们工作以后发现情况也是如此；不过，这并不代表职业指导对循规生也没有益处，作者不能就此否认职业指导制度存在的合理性。

他论证中的这些瑕疵，主要是因为不满于传统的再生产理论，因而引入独立的“文化”变量，并特别强调了受压迫阶级创造自身文化的能动性，但他对“观念”的过分强调又使他落入了“文化决定论”的陷阱：小子们继承父辈的车间文化，这在学校中形成了“反学校文化”，反学校文化使得小子们更适应车间文化。这个因果关系似乎也可以简化为，父辈的车间文化使子代更容易适应车间文化。如果作者不能令人信服地说明“学校”在反学校文化中的作用，那么很明显，他有循环论证的嫌疑。

主位研究法的局限

作者在关于这本书的访谈里说：“我自始至终都觉得，我的田野工作被他们（笔者注：指伯明翰当代研究中心的同行）看做是非科学的、人文的和相当主观的”（P298）。这种批评并不为过。在人类学看来，作者的解释路数完全是一种主位（emic）研究法，其与客位法（etic）相对。所谓主位研究，是指研究者并非从外来研究者的角度来理解文化，而是从研究对象的角度来理解他们的文化，希望通过长时间细致深入的田野调查，了解受访者本身如何看待、解释、创造自身文化，但主位视角假定了受访者内部具有文化一致性，且需要研究者尽可能地保持价值中立。威利斯深入了小子们的文化世界没错，但他进得去却出不来，几乎到了对小子们的文化偏见视而不见的地步。

作者照搬了小子们对循规生的偏见，对后者的态度不公平。他的价值观中预设了好的工人阶级是未分化的、完整的、反抗的工人阶级。他在没有提供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断言“本研究中的循规者和违规者都属于工人阶级……客观上处于相似的地位，从事相似的工作”（P197―198）。循规生和书呆子不论事实上是从事不需要文凭的体力劳动，还是更多地从事脑力劳动，在作者看来都是在与资本主义合谋，因而相比于小子们来说缺乏反抗和进步性。

作者对小子们性别歧视/种族歧视不加批判的态度非常隐蔽。他似乎仅能从资本分工的角度理解性别差异、种族差异、脑体差异，并将分工和分裂视为资本运作的结果。他用分析小子们反抗性的逻辑来分析移民群体得到了什么结果呢？他将小子们对脑力劳动的拒绝视作反抗资本主义的表现；而西印度群岛移民在当时英国的社会地位比小子们更低，基于同样的逻辑，他认为这些移民“似乎存在着一种在毫无工资或任何官方、明显援助的情况下生存的可能性”，因而移民劳工的洞察，不仅是对脑力劳动的拒绝，还是“对所有工作的拒绝”（P201）。这样的“洞察”不仅不合理，在书中也没有民族志依据，因而仅可视为作者的臆测。

作者认识到了“种族歧视从物质和意识形态两个层面上分化了工人阶级” （P199）。他也发现了“小子们”的工人阶级文化具有双重标准，他们所标榜的男性气质不仅排斥白人女性，同时排斥移民男性。劳动力的脑体分工不仅与父权制（性别分工、性别歧视）交织在一起，也以同样的逻辑与种族歧视交织在一起，在小子们的观念中构成了这样一连串的二元价值判断系统：男性气概-体力劳动-白人-优等的；女性气质-脑力劳动-移民群体-劣等的。但小子们这种充满歧视的价值判断不能仅用“局限”来分析。事实上，小子们是用性别歧视、种族歧视的逻辑代替了脑体分工中对体力劳动的歧视，通过制造比自己更低的群体来维持自我感觉良好的状况。在所有的现实中，只有“白人男性”这个属性是小子们与生俱来、不可被资本剥夺的，这是他们得以维持自身地位的最后堡垒。小子们洞察的局限，实际上是作者分析路数的局限。

为了给自己的分析做辩护，他甚至在文末以“研究感悟”的口吻总结道：“在相对统一中认识文化，不能因那些最明显、外化，或是个体侮辱性的要素而对文化避而远之”（P236）。作者对“工人阶级”抱有浪漫化的感情，原因可能是他的阶级出身、反智主义倾向，以及曾在充满经院主义的剑桥中所处的边缘地位。作者自身强烈的工人阶级认同虽然使他相对于其他研究者更容易接近小子，但也限制了他的理论分析，并对小子们的偏见与歧视不加批判。

本文打着民族志方法的旗号，从批评的角度对《学做工》这部30多年前出世的作品加以苛责，尝试指出它在访谈关系、文化决定论和应用主位研究法三个方面存在的不足。笔者并无意在颠覆这部作品的经典地位。今年是这本书中译本的首发之年，读者对其赞赏之情也远多于批评，但笔者仅仅是在尝试表明：《学做工》非常经典，但并非全部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