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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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中孔子的这段话究竟该如何断句，早已是个老问题。据说，对这个老问题的公开辩论，是在“”前后。当时，打倒“孔家店”的，声言孔子有罪，理由是：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就是要人民绝对服从，是专制理论，是愚民政策。而康有为、梁启超等认为这正说明孔子提倡民主。所谓愚民，只因断句有误，本该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看来对这句名言断句圈点的位置不同，意义竟成是非两面。（至于另作析义的如宦懋庸《论语稽》，就认为当读“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本文就不另作评论了。）

又据说，前些年新加坡“亚洲大学生辩论会”上，这句话究竟该如何断句，成为复旦大学与台湾大学两方争论的题目。（其内容与结果如何，笔者无所知，想来很有意义。）

显然，这不仅是句读问题了。韩愈著《师说》一文，在紧接“习其句读者也”的话之后有道：“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一代文章大家万万没有料到他千年以后，人们对这孔子名言竟然句读难知、惑之难解。可见，孔子政治思想的解读，对他这句话之本意作何理解及如何断句起关键作用。话说回来，笔者细读《论语》，怎么也看不出孔子有愚民政策的主张、有轻视人民的落后保守言行，却看出应当正解“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既然对这句话的圈点、解读至今仍有分歧，而论者或论据不足或语焉不详，那么今天继续讨论思考也是应该的。

一

所见当代版，《论语·泰伯篇》该句句读为：“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当代专家学者颇为认同。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写道：“孔子把民看作愚昧无知的人，可以使由（服从）之，不可使知之，这又说明他的政治思想基本上是保守的。”[1]这里，把关键词“由”作“服从”解，加上前面“孔子把民看作愚昧无知的人”，当然更能说明孔子“政治思想基本上是保守的”了。

我以为，这结论值得商榷。

杰出学者、历史学家蒙文通先生在其《孔子与今文学》一文中有句很中肯的问话：“孔子在生时，‘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太史公自序》引董仲舒语），可见在当时反对孔子的正是旧的统治者，难道孔子专门拥护当时的旧势力，而他们反不要孔子拥护吗？”[2]

可以说，此话正说到保守性问题。正是孔子政治思想的不保守甚至反保守才引起当权者的不满、排斥。

我们应该知道，统治者旧势力本是垂青保守而厌恶革新的。孔子在鲁国不能实现政治理想、周游列国不受欢迎乃至遭遇困厄（参见《史记·孔子世家》）的主要原因，无疑是他的儒家主张不如法家那样切合统治者役使人民、扩张势力的迫切需要。孔子主张“仁者爱人”、“博施于民”的长治久安计，这种仁政礼治绝非保守。至于秦用商鞅变法而强、而为“尚首功之国”而一统天下——这段沉重的历史篇章，反倒说明了孔子主张的进步性。否则，短短秦后的汉代儒学勃兴、继灿烂先秦文明之后的汉代辉煌就无法得到说明。或有论者说，儒家学说、孔子思想在汉初并不受欢迎，“马背上得天下”的刘邦对儒士不就非常轻侮？其实，这只能说明皇权意识对进步政治思想的抵触，并不能说明继承孔子政治思想的汉初儒学是落后的。“盖至秦汉之间，而儒学之宏深莫可与为伦也。唯晚周之学重于议政，多与君权不相容”[3]。历史证明，君权需要智术之行，难容仁政之议。而此后儒学得以“独尊”，实因董仲舒为儒学之否定专制的进步性披上了“天人感应”的“合法”外衣。这是董仲舒伟大处，也是皇权之下孔子儒学之呼吁仁政的优良传统蹒跚前行的悲哀处。

然而，如《史记·孔子世家》言：“天下君王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历史潮流，除了短暂洄逆，总是向前行进的。孔子学说的中心理念是前进的，其政治主张是进步的。西晋杜预《春秋左氏传序》云：“仲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这遵遗制（并非照搬）“以明将来”不可谓“保守”；继遗制之优良传统以利将来不可谓“落后”。说以上这些，似乎可以用来澄请一些如对孔子“克己复礼为仁”（《颜渊篇》）、“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阳货篇》）等主张作误解的言论。

当代著名学者杨伯峻先生《试论孔子》有云：“孔子的政治主张，尽管难免有些保守处，如‘兴灭国，继绝世’；但基本倾向是进步的，和时代的步伐合拍的”[4]。我以为此话虽较为公允，但仍有可商榷处，即所谓“保守处”的“兴灭国，继绝世”。该条见于《论语·尧曰篇》：

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

以上两方面措施，前者说统一度量衡，裁冗整饬、肃清吏治以行四方之政，应该没有问题。后者希望“天下之民归心焉”也正确，问题在“兴”“继”“举”。我们清楚：当时在华夏大地，诸侯小国甚多，《史记·殷本纪》：“周武王之东伐至明津，诸侯叛殷会周者八百。”比如此前纣封三公之一的西伯昌之西岐领域，也只是若干小国中之佼佼者而已。往后，仅管“周辙东、王纲坠”，这些自然形成的小国还不少，然而“春秋无义战”，仅管其中那善理国政的，也难免于危亡，以致其宗庙社稷坍毁，祭祀不存。我以为，此即所谓“灭国”“绝世”。至孔子时，这现象也常发生。对此，如《论语·季氏篇》“季氏将伐颛臾”事件，孔子就责备当官的学生冉有不称职，不能谏阻季氏的征伐行为。子曰：“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且在邦城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为？”可见，这鲁国辖内的附庸小国，纵有贤良当政也不免有灭国绝世之危，而季氏之伐绝无正义，更无进步可言。由此可知，孔子提出的“兴灭国”、“继绝世”，实为正义呼吁而非落后保守的政治主张。再说“举逸民”，在孔子心目中的“逸民”例如“伯夷、叔齐……柳下惠”诸人，这是些志行高洁而被遗落的人材，能让“天下之民归心焉”（《微子篇》）的人。历来，抒发自己怀抱者不少，而主张“选贤与能”者不多。孔子之“举逸民”乃为百姓邦家之计。如以上所说正确的话，则孔子政治主张之重民生的进步性在这里也体现出来了，而不能归在“有些保守处”里。

如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正体现了孔子重民生的政治主张，不能成说是落后保守、视民为“愚昧无知”了。所以此句读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才合情理。

二

据出土的文物看，秦汉（或先秦）简牍的“原来样子”是文辞无句读符号。关于“民可使”句，不妨再结合事实来对上文进行分析。清人刘宝楠《论语正义》[5]列出时人对孔子这句名言的争议，这里摘要于后。

故大戴礼记言其事云，说之以义而视诸体也。此则可使知之者也，自七十二人之外，凡未能通六艺者，夫子亦以诗书礼乐教之。

对此，《正义》之注未置评，但我们可以看出《大戴礼记》之言“可使知之者”所指为孔子学生，却非本文所言之“民”，似不必讨论。但“未能”者“亦以教之”却值得注意。此外，针对其他说者的言论，《正义》有云：

说者以民为群下之通称，可使由不可使知，乃先王教民之法，其说似是而非。

可见《正义》不赞同此种（愚民论）说法，并举例论述：“《韩诗外传》诗曰，‘俾民不迷’，昔之君子，道其百姓不使迷……使民心晰焉而知之，则道不迷而心不惑矣。诗曰，示我显德行。故道义不易，民不由也……据《外传》之文，则先王教民，非概不使知者，故家立之塾，党立之序。”是说先王教民使知，则设立私塾、庠序，君子引导百姓使民心晰。否则道义不明，民众难以行进。先王设立教育机构，君子引导民众，皆在使民众不愚昧（“道不迷而心不惑”）。意即孔子重教系圣人君子所为，其“民可使”这句话，是说能明白道义而行之者，由之；未能者，（则教以）知之（“使民心晰焉而知之”）。孔子称先王之教民、赞君子之导民，而“民可使”句本意正是这样。其句读自然应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清代人已有此解读，至今不算遥远；今天的解读还应商榷。

当代解读之特别值得重视的，见于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泰伯篇》：

[注释]子曰……知之——这两句与“民可以乐成，不可与虑始”（《史记·滑稽列传补》所载西门豹之言，《商君列传》作“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意思大致相同，不必深求。后来有些人……别生解释……反失孔子本意。[6]

上文“意思大致相同，不必深求”之言恐误。我以为，纵然不必深求，也明白孔子所说与西门豹所指了不相类，更与商君之论隔如云泥——

孔子逝世半个世纪之后，西门豹治鄴兴水利而任民劳，未有引用孔子之言的意思；至于卫鞅引“语曰”（论时代，鞅在豹后，或为引鞅语）“民不可”云云更与孔子“民可使”的话不相关。且说“民不可与虑始”是卫鞅在秦孝公面前力争变法时所说，正合孝公主攻伐而霸诸侯的野心，于是“卒定变法之令”。商君对儒家理论仇视而鄙夷，断不会引用孔子那句名言（何况孔子主仁爱倡礼乐）。商鞅主张施行愚民之术，说“民愚则力有馀而知不足”（《商君书·开塞第七》），“力生强”，才更能“为利祿之故战”（《靳令第十三》），斩首多则利祿大。这样，西秦这“首功之国”当然就急遽强大了。

以上这些，意在说明，就政治主张言，商君说“民不可”与孔子曰“民可使”这两句话不可类比，决难说是“意思大致相同”。

当代，对“民可使由之”解读之值得重视的，还见于南怀瑾先生著述《论语别裁》“愚民政策”条。南先生结论是“不必要另外圈点，就是原来那个样子”；又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也是一句名言，不必另外去圈点了”[7]。

对此，南先生的例证是自己的经验和体会，固然可备参考；其言辞豁达和易，说今天是这样的看法，也许明天再改变也说不定。拙文引述这条，亦意在说明孔子这句名言至今乃至以后都很重要，人们还会继续研读，仁智各见。然而说这句名言的“原来那个样子”，就不确切了。

三

当代，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无疑对《论语》研读爱好者很有裨益，其注解翔实，深入浅出，能给人以讨论空间，影响颇大。兹照录“民可使由之”条后的译文：

孔子说：“老百姓，可以使他们照着我们的道路走去，不可以使他们知道那是为什么。”[8]

显然，问题的关节点仍然是把“由”作“服从”解（把民可使由之作一句读），使民“照作”走，因为不可以使他们知道为什么。然而照着走去的“我们的道路”是什么，必然是老百姓最关心的、希望知道的，孔子能说不让他们知道吗？（岂非孔子在向统治者献策，而这策论又给录入《论语》了？）

我们知道，孔子的伟大处，正在希望民众能知、能行其提倡的儒家之“道”（可谓孔子心目中的“我们的道路”），故而大力提倡仁民重教。

孔子“有教无类”（《卫灵公篇》）是中华教育史上的率先作为；他教学生以君子之道，“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公冶长篇》）；深知仁爱之于民众需要的重要性，“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卫灵公篇》）。可以说，一部《论语》，还找不出“不可使知之”的违心言论。

再说希望民“由之”的“道”，就是孔子毕生的信念与追求：大到政治理想，小至人生作为，几乎没有无关民生的。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夫，民鲜久矣”（《雍也篇》），是在呼吁人民需要和美的生活，一如“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学而篇》）。可以说，孔子之道的最高理想，也是人民至今向往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礼记·礼运》）以这种理念所规划的人生走向就正是希望“民可使”而“由之”的，即所谓“三代之礼一也，民共由之”（《礼记·礼器》），这是孔子之本意所在；当然也就是孟子所言：“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孟子·离娄下》），“居仁由义”（《孟子·尽心上》）。这些“由”显然当训义为行，比如上例“由仁义行”意即“行仁义之行”。孔子之言民可使之“使”，其义亦实为“行”；复词“行使”，现代汉语犹用之。可见“民可使，由之”义即“民之可行者，其自行之”。

至于有“不可使”，则“知之”。孟子曰：“天之生此民，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孟子·万章上》）其意即“不可使，知之”。“不可使”者即后知后觉者，当然需要让他们明白，即“知之”以道。至于“可使”与“不可使”之使动义，义同“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论语·阳货篇》）中之“使”，“易使”义为“可使”；又如《礼记·表记》所谓“使民有所劝勉愧耻”中之“使”。就这些对民的“使”而言，也并非“役使”之义。在孔子这句名言中当然是“行”义，“不可使，知之”，义即“其不可行者，教以行之”。至于孔子所主张社会当“行”者，总离不开他的政治理想，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云云。

总之，我以为，孔子这句（本无句读符号的）名言应有不同于几成定论的圈点，应当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孔子本意所在，已如上述。如能见教不同的意见，我以增益知识为幸，还望读者指正。

注释：

[1]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第206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8月第4版。

[2][3]蒙文通：《经史抉原·孔子和今文学》，第158页；《经史抉原·论经学遗稿三篇·甲篇》第146页，巴蜀书社1995年9月第1版

[4][6][8]杨伯峻：《论语译注》，第15页，第81页，第81页，中华书局1980年12月第2版。

[5]国学整理社整理《诸子集成》，中华书局1954年12月第1版。

[7]《南怀瑾选集》第一卷，第340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9月第1版。

作者：四川省巴蜀诗书画研究会（成都）会员

四川大学成人教育学院中文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