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乐考级重在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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沸点冰点
考级，这个名词出现在中国老百姓生活中，还不足20年。最早从中国音乐家协会全国乐器演奏（业余）考级委员会第一次北京地区考级开始，在《音乐周报》上公布消息后，1990年12月20日－1991年1月10日，参加钢琴1－5考级的报名者有820人，大多数是中小学生，还有少量中小学教师和成年人。石家庄、唐山、山西等北京周边地区也有人前来报名或咨询。1991年2月5－7日，在中央音乐学院设立考场，著名钢琴家周广仁教授应邀出任主考官，这标志着我国社会艺术考级制度的诞生和起步。1997年，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正式开始独立操办全国民族乐器演奏（业余）考级。那年暑期，北京考区第一次报名参加民乐考级的人数竟然还不到30人。
如今，全国各地参加各级各类音乐考级的人数仍在逐年递增。尽管，有些专家权威尖锐指出，艺术考级，实际上已经成为追求考试分数的功利目的和追求商业利润的经济目的相结合的社会性活动。但是，这种非议之声并未使持续“高烧”的艺术考级有所降温。因为，艺术考级始于经过一段严重忽略艺术教育的年代结束之后，国家相关机构确定了等级分明的水平标准，希望通过艺术考级来提高全民艺术素养。那么，艺术考级到底是否可以达到良好初衷与终极目的呢？本报记者最近走访了艺术考级的组织者、参与者、旁观者，通过这些观点，从不同角度透视考级的社会现象与由此带来的文化效应，具有一定的代表意义。
中国的社会艺术水平考级，从钢琴和小提琴起步，形式和内容均借鉴西方，很长一段时间，这两件西洋乐器成为国内音乐考级最为庞大的“家族”。民乐考级怎么办？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会长、全国民族乐器演奏（业余）考级委员会主任朴东生说，他们作为文化部批准的民乐界唯一合法的全国民族乐器演奏（业余）考级组织机构，从一开始就把考级视为传承和弘扬民族文化、普及和提高民族音乐的一项重要举措和系统工程，把考级作为全年工作的一个核心内容，全力以赴。“如果我们自己的民族乐器没有人听，没有人学，那就危险了。我不反对孩子学钢琴、小提琴，但，二胡、琵琶也得有人学，总不能断了民族音乐的‘香火’啊！考级，也是为孩子们学习民族乐器提供一个展示的平台，竞争的氛围，发展的契机”。
虽然，民乐考级起步稍晚，但是，他们从前几年的考级中汲取经验和教训，少走了许多弯路，避免了不规范的“插曲”。全国民乐考级，从一开始就组织严密，操作精心，经过反复论证、缜密考量，在北京设立中心考场，并在全国各地设立分考区，所有分考区的考级执行委员会，必须由当地民乐界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专家学者组成；认真负责地抓好抓实，抓出富于广泛影响的考级成果。十余年过去，民族乐器考级从几十人发展到十数万人，西洋乐器考级从近千人发展到二十余万人。也就是说，30：900－10万：20万，大约三十分之一和大约二分之一的前后区别，十分惊人，谁速度快？这个数字比例足以说明问题。
郝女士的儿子8岁开始学二胡，10岁参加考级，第一次拿到三级合格证书。许多年后，考入中国人民大学，那时，考级证书还算“通用粮票”，10级证书折合50点加分，艺术特长生进校，出访演出为国争光，“我儿子不比学提琴的差！”王先生的女儿学的是扬琴，刚半年就进了学校民乐团，从此兴趣和信心大增，“我女儿出国留学去了，高考最紧张的时候，她把练琴停了，不想去奔艺术特长生，她说，我腾出时间抓紧复习功课，这边涨上去的分数顶那边的加分，足够了”。早些年，考级与升学挂钩，级数与分数相关，似乎成为一股逆流，为考级蒙上了一层阴影。但是，考级不再与升学发生实际联系，仍然在发挥着积极推动艺术的社会化、全民化进程。“考级与升学”无关，反映了从政府职能部门到考级组织机构，从教师到家长，全方位地趋向成熟与理性。人们学习艺术的眼界开阔，心态正常。考级便有了健康发展的可能。根据上海音协一位分管考级的负责人的说法，曾经“千军万马”风光无限的钢琴考级，如今已不再是风景独好的强势热门。青少年学习民族乐器的热情正在升温，二胡、竹笛、琵琶、古筝乃至入选世界非遗名录的古琴等大受欢迎，考级人数增幅已远远大于钢琴考级。
北京市现有30人－100人编制的中小学民乐团数十个，“他们中的优秀团队已经具有专业风范和实力潜能”。许多家长也看到一个事实，中国的孩子不学中国的乐器，将来怎么去和别人交流？怎么在国际社会坚持自己民族的声音？我们能出几个郎朗、李云迪？况且，他们也并非通过考级走向世界。最实际的还有，学习民族乐器，参加民乐考级，乐器便宜老师好请。朴东生强调：“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文化传承。考级就是一个非常有实效、看得见成果的手段和途径。民乐现在还谈不上什么提高、锦上添花。考级，可以培养观众、发现苗子，有了观众和苗子，民乐才会有市场。所以，考级就是最基础的普及工作，现在最需要、最重要的就是普及、普及、再普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