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丹托 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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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托及其艺术理论尚未引起中国艺术界的足够重视，但言必称丹托却已在专业人士中流行。

在上一届的中央美院毕业生展览上，评委们一致把一等奖给了一个版画系的学生。这名年轻的艺术家并没有实际创作，他所展示的作品是他花费近两年时间收集的“现成品”：假的六神花露水、百事可乐、耐克鞋等等，它们在字面上就可以找到破绽，六神花露水被写成“大神花露水”。大约有几十件假冒的货品，在两个大玻璃柜里展示。

即便在学院里，艺术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革命，那些崇尚技艺的老师们，与他们的学生之间不再是师承关系。阿瑟・丹托敏锐地提及这一点：“艺术品不再需要技能来创作。它们不再需要艺术家――任何人都可以做艺术品。”

2006年，丹托为他的两本著作《艺术的终结之后》、《美的滥用》的中文版写下了杰出的序言。这篇序言几乎是这位年逾八旬的老人正在思考的、关于当今艺术发展的转轨与趋向。他称：“艺术世界的体制开始急剧地变化。我们已经进入的后历史时期出现极端多元主义。”

他观察到，在美术学院里，技能不再被教授。学生一上来就被看作艺术家，教师的作用只是帮助学生实现他们的创意。他总结道，艺术某种程度上属于一切人。艺术家到处旅行，他们变得国际化。最重要的是观众，他们已经不满足于学习欣赏过去大师的杰作，而是现时代正在发生的艺术，当下正在做的事情。

中国的艺术家们事实上正在实践这样的理论，丹托的“教诲”因此变得非常重要。吴山专正在发生的创作从香港机场开始，转机全球所有的机场，然后回到香港机场，他称之为《黄色飞行》，与他以往的作品一样，总是散发着过于杂乱的信息。但这有什么关系呢，那杂乱而强烈的现实架构与架空组成了奇异的组合，这里面既有现成品、也有行为，还掺杂着观念。而另一个艺术家冰逸，在她的香港展览中展出了版画系列“穿蚊帐”。这套版画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冰逸典型地实践了丹托的理念，她并不掌握版画的技艺，但在与国内出色的版画家杨宏伟的合作中，实现了她的创意。有一次她谈到，艺术家对作品有三种权利：创意权、实施权、阐释权。她是一个十分懂得创意与版权关系的艺术家，在许多场合都维护与尊重艺术家对创意的完整性，在她的“穿蚊帐”系列中，她很好地将她关于情感、世界观、艺术观的想法和感受付诸实施。

更多的艺术家还不太知道丹托，但都在丹托关于艺术的理论框架内运行。丹托曾经担任美国哲学学会主席，40岁之前一直以哲学家身份著称，63岁从哥伦比亚大学退休时，已是约翰逊讲座名誉哲学教授。他的研究范畴包括尼采、黑格尔等。1964年，也就是丹托40岁的时候，安迪・沃霍尔的艺术品在纽约如日中天。丹托在安迪・沃霍尔展出的一堆堆盒子面前止步了：装番茄汤的盒子、装麦片的盒子以及装清洁用品的盒子。

丹托认为这些盒子提出了深刻的哲学问题：即它们为什么是艺术品，而那些外表一样的实用的盒子却完全不是。这促使丹托踏入艺术批评领域，用历史哲学和分析哲学的方法发表他的见解。1981年，他的第一部艺术理论著作《普通物品的转化》问世，此后他更一发不可收，用毕生的绝学发力于艺术批评。73岁时，他出版了《艺术的终结之后》(1997)。80岁时，出版了《美的滥用》(2004)。84岁高龄时，还出版了批评文集《非自然的奇迹》(2008)。

从书名就可以看出，丹托经历了艺术史的困惑，并试图用自己的方法来厘清它。在《普通物品的转化》中，丹托一直想搞清为什么现成品是艺术品而普通用品则不是，他试着给艺术品一个定义：“我提出某物成为一件艺术品的几个条件。一个条件是一个对象应当是关于某物的，另一个条件是它表达了它的意义。”在进一步的思考过程中，丹托又充满迷惑：“人们无法通过观看来分辨某物是否具有意义。毕竟意义是看不到的。”

这种思考将丹托导入了他著名的论断“艺术的终结”。这个论断是使丹托成为美国乃至国际当代艺术炙手可热的艺术批评家的重要原因，我们看不出他的情感是哀叹还是欣喜，是拥抱艺术的终结还是伤感于艺术的终结，他用平静的口吻说：“艺术史不再受到某种内在的必然性驱动。人们感觉不到任何的叙事方向。”他宣称：“我们已经真正进入了一个多元主义的时期，不存在一个正确的创作艺术的方式。”

这些结论是振聋发聩的，艺术的标准荡然无存了。个体英雄们制造着自己的艺术，也同时解释与消费着自己的艺术，学术与收藏的模式发生着变化，正如历史从线性或螺旋式的推进，忽然掉入到一个矩阵的虚拟空间一样，一切都被击溃了。碎片化的浪潮席卷一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诺亚方舟。言必称丹托的人说：“艺术世界已经没有中心。中心到处都是。”

细究其源，丹托关于“艺术的终结”的论断脱胎于对他的精神导师黑格尔“历史的终结”的挪用。他用“后历史时期的多元主义”来概括当代艺术的现状。

丹托认为，有一只看得见的手在引导艺术家，这只手就是艺术批评。“批评家过去自豪于他们的好眼力，可以判断某物是否伟大或是不好。今天，批评家的任务是阐释、解释作品，在帮助观众理解作品的同时，也帮助艺术家理解他们自己和世界。”

你看，丹托就这样成为新一代艺术批评家的祖师爷。

我与丹托

丹托的《艺术的终结之后》、《美的滥用》在国内出版，获得了艺术批评家、艺术哲学界、美术史学界的好评。作为这两部著作的译者，我欣慰于将当今国际著名艺术批评家的著作介绍给了中国读者，使之成为汉语言艺术批评中的思想资源。

我是2002年写论文时偶然查到丹托，本不知其为何人，上网浏览发现此公不得了：生于1924年，事分析哲学有年，从哥伦比亚大学哲学教授职位上荣休：1964年发表《艺术世界》一文，但不被时人所识；80年代，发表《艺术的终结》宏论，又接受《国家》周刊杂志的礼聘撰写艺术批评专栏，一周一篇专文，迄今不断，成为担纲该专栏时间最长的作家。他的著作在2002年还没有被翻译成汉语，我联系上丹托本人，之后经过一番周折，在两年多后联系上获得丹托著作简体中文版权的江苏人民出版社，又花了一个学期和寒假，在2006年春天把书翻完；最后见到成品，已经是2007年5月了。

对于丹托，他说了什么、有什么结论不重要，关键是他是怎么说的。这是我们建设艺术批评话语的根据，也是我们不断进行国际艺术对话的前提。中国当前的艺术发展并不是一味的策展和活动，也有国际间的艺术批评对话，而后者更重要，更有助于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艺术观念冲突的强烈莫过于今天的时代，已经有许多批评家、理论家对此列出了阵营和界限，力求艺术的井水不犯艺术的河水。艺术都是叫做“艺术”的东西，却已然不是一样的艺术。人们面对眼前的各式招数的艺术能不疑惑吗?一百年前出现达达前卫艺术时，人们疑惑过；今天，面对千姿百态的当代艺术，人们却更加疑惑，而不是因为有了一百年的历史发展而更加清楚。何以如此?

对于丹托，非我们不能知矣，而是我们以往过多地关注于活跃在艺术层面的艺术家，从现代主义开始，我们历来重视的多是艺术家，而对艺术家背后的理论家或批评家鲜有人知，也寡于了解。所以，有一批有志于美术史学理论与方法论建设的学者开始引进工作，一些重要艺术理论家和批评家，从贡布里希到帕诺夫斯基、沃尔夫林，再到贝尔、罗杰・弗莱、赫伯特・里德、科林伍德，稍微近一点的格林伯格，相继被介绍、翻译进来。但最近的一些影响巨大的艺术理论家和批评家在书肆中却不多见。

今天，中国的当下艺术更是号令天下，一时商贾藏家云集，投资包装上下其手。中国的艺术理论研究与批评本来就不够强大和深入，在风云变幻的艺术市场面前也多少退守失据，乱了一些方寸，不能从容不迫地、有距离地、而不仅仅是近距离地观察艺术、研究艺术、批评艺术，相反有些人是赤膊上阵、打骂斗殴，爱之者高呼当代艺术万岁万万岁，恨之者咬牙切齿、恨不得把当代艺术打入十八层地狱。这些都是意气用事，于严肃的艺术研究无关、与清醒的艺术批评无缘。艺术可以千姿百态，看待艺术的心态也要心胸博大，能容天下能容之艺术。但艺术研究或批评要论之有根据，说得有道理。国内相当多的学者也是在亟亟于此道。

那么，海外世界的同行呢?我遇到丹托后这些问题都因他而有所回答，他不是艺术批评的所有，但他开启了当代艺术批评的理论建树。读者尽可以不必同意他所说的，但你不得不承认他的论述持之有据、议论恳切合于逻辑，从艺术的当代走向艺术的历史中，信手拈来都是当代艺术凭借的依据、存在的理由、合法的基础。如果没有历史的思维，就没有丹托的艺术终结的论说；如果没有艺术哲学的维度，就没有当代艺术的多元化可行性。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丹托背后的深厚历史知识和哲学文脉的依托，丹托就无从说起，对于当代的种种艺术也就无由发“镖”。(王春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