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关于产业组织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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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对产业组织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是当前产业组织理论研究的前沿问题之一。本文从经济学说史的角度出发，对不同时期西方经济学家的相关理论观点进行了梳理，并从分工、交换、资本、劳动、自然资源、技术、组织、制度等方面对产业组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产业组织 经济增长 关系
产业组织理论是现代产业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而言，产业组织是以产业为考察对象，主要研究的是产业内企业间的市场关系和组织形态，它具体包含三重意思：第一，产业组织所指的“产业”是居于中观层面的概念，它既是具有某种同一属性的企业的集合，又是国民经济以某一标准划分的部分；其所指的“产业范围”是生产同一类商品或具有密切替代功能的商品的企业群及其在同一市场上的相互关系。第二，产业组织理论是以个别产业为研究对象的。它研究的是生产同类商品或具有相互替代功能的商品的企业群，在同一市场上的相互关系。不同的商品或不具有相互替代功能的商品，因为它们的使用价值不同，其消费功能和消费对象也很不相同，所以它们不处于同一个市场上，生产这些不同商品的企业相互之间也不存在相互竞争和垄断的问题。第三，产业组织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产业内企业间的相互关系有一个发生、发展、衰退甚至衰亡的过程，它本身不是静止的。因为就某一产业而言，在它所处的宏观环境中，那些对它产生影响的因素如经济体制、原材料、资金、土地、劳动力供应、需求的增长率和产品营销类型等是经常变化的，这些变化必然会影响到产业内各企业间的相互关系。因此，产业组织理论所研究的不仅包括某一时期内的某一产业内部组织情况，而且包括该产业组织长期变化情况。
经济增长理论是宏观经济学研究的重要理论范畴，从产业组织视角出发对经济增长理论进行关系研究是当前产业组织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从西方产业组织理论的产生、发展历史来看，其理论渊源一直可以追溯到资本主义发展到自由竞争阶段时期古典经济学的奠基人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经济学巨著《国富论》中的相关理论。本文认为应该从西方经济学说史的角度出发，以西方近代经济发展思想、现代经济发展思想、当代经济发展思想为脉络，从经济学说史的三个不同发展阶段来对西方经济学理论中的产业组织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梳理。
近代西方经济学家对产业组织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分析
15世纪末16世纪初，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西欧封建制度的逐渐瓦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出现并得到迅速发展。17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中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在批判重商主义思想的基础上，以自由竞争主义思想为指导，将资本主义生产的研究从流通领域转向生产领域，得出了许多经济增长的科学思想。这一时期，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人亚当・斯密和德国历史学派先驱李斯特（Friedrich List）的相关理论都涉及到了产业组织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亚当・斯密十分注重组织问题。他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以劳动分工理论最早系统地讨论了合理的生产组织对经济进步所产生的巨大推动作用。他在第一篇开篇明确地指出“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出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在此基础上，亚当・斯密从劳动者熟练程度的增进、工种转换时间的节省、机械的发明三个方面深入分析了劳动分工会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并认为分工会导致生产中出现规模收益递增，这就为后来用规模收益递增解释持续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思想来源。因此，在亚当・斯密看来，推动经济增长的最根本的原因是社会分工的日益深化和不断演进。
分工与专业化是产业组织理论研究的基本问题，亚当・斯密的理论意味着，分工和专业化形成了合理的生产组织，由于知识、技能的增强和生产成本的降低，生产效率得到了极大的提高，由此从全部经济活动来看，带来了经济总量的增长，并且这是经济增长最根本的原因。同时，亚当・斯密最早从体系上对竞争机制进行了阐述，认为产业内企业间的组织关系是一种既定的完全竞争的市场关系。这样，就能自然而然地达到资源在产业间和产业内企业间的合理分配，实现资源最优配置和经济福利的最大化。
（二）李斯特关于产业组织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思想
德国历史学派先驱李斯特在1841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认为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是生产力。他在对亚当・斯密的分工与协作理论进行分析的过程中认为，“制针业依靠了各个人生产力的联合才能发展，同样的道理，无论哪一种工业，都只有依靠了其它一切工业生产力的联合，才能获得发展。例如要使一个机器制造厂能够顺利进行工作，必要的条件是要使它能够向矿山和金属冶炼厂买到必要的原料，各种各样需用机器的工厂要愿意向它购买产品。”李斯特在这里实际上认为，一种工业的发展本质上是与其它工业生产力的联合，只有这种联合才能促进工业产业的发展。而这种联合则是以各工业产业发展中相关企业组织之间的联合为基础的，只有前向和后向相关企业组织共同发挥各自的作用，才能使得自己所在的工业产业中的企业组织实现顺利发展，根据李斯特的看法，只有工业的发展才能促进经济增长，带来国民经济的发展。
关于各产业之间的关系，李斯特提出“就一个国家整个工业与农业相互间的关系来说，它们彼此之间所处的地位愈接近，双方物资交流时所受到的障碍愈少，则共同发展的机会愈大。”在这里他认为一个国家生产力的增长是国内各产业之间分工协作和国际间分工协作的结果。从而，他强调国民经济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是私人经济的简单总和，认为创造财富的诸生产力，必须要有国家规模的分工和诸生产力的协作与结合，只有在国民经济整体中农、工、商相互协调、均衡的结合，才能使一个不发达的国家有保障地达到正常的国民经济的发展状态。这种“联合”或“协作”，不仅适用于相同企业，而且适用于不同企业、产业、地区及国际间。这表明，李斯特对产业组织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已经有了初步的认识。同时，他也重视政府在相对落后国家经济增长中的组织管理或政策作用，他的这些观点成为了二十世纪中叶以后日本奉行的国家产业政策（产业结构政策、产业组织政策和产业技术政策等）之理论渊源。
现代西方经济学家对产业组织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分析
19世纪后半叶，以边际分析为基本特征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兴起，标志着西方经济学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其中有代表性的观点包括马歇尔对规模收益递增的分析和熊彼特的创新周期理论。在这一时期，产业组织开始作为生产要素被引入到经济增长理论体系中并被用来探讨如何实现经济增长。
（一）马歇尔关于产业组织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思想
最初把产业组织概念引入经济学的是新古典学派经济学家马歇尔。马歇尔在《产业经济学》一书中，第一次把产业内部的结构定义为产业组织。其后，他在《经济学原理》中论及生产要素问题时提出了生产四要素理论，即在萨伊（Jean Baptiste Say）生产三要素（劳动、资本和土地）的基础上，提出了“组织”这一第四要素，它包括企业内部的组织形态、产业内企业间的组织形态、产业间的组织形态和国家组织。而且认为之所以将“组织”作为一种生产要素，是因为它能提高劳动生产率，能够增加企业的收益。
在分析规模经济的成因时，马歇尔发现了被后人称之为“马歇尔冲突”的矛盾，即大规模生产能为企业带来规模经济，使这些企业的产品单位成本不断下降、市场占有率不断提高，其结果必然导致市场结构中的垄断因素不断增强，而垄断的形成又必然阻碍竞争机制在资源合理配置中发挥作用，使经济丧失活力，从而扼杀自由竞争。正是在解释和分析“马歇尔冲突”的基础上，产业组织理论得到进一步的发展，“马歇尔冲突”问题也成为了现代产业组织理论所要讨论的核心问题。尽管马歇尔使用的“组织”概念并不确切，但马歇尔强调了“组织”作为第四要素在经济增长中具有重要作用，为后来的经济增长理论开辟了新思路，因而被奉为现代产业组织理论的先驱。
但通过对接下来不断发展演变的产业组织理论进行的研究发现，自马歇尔之后，产业组织理论的考察核心在于对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场绩效的三者关系的分析，不再包括与经济增长直接有关的问题的分析，而且在对有关结构、行为、绩效三者关系分析的演变发展中，也缺少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对产业组织进行研究。
（二）熊彼特关于产业组织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思想
经济学家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正式提出了“创新”理论。熊彼特认为，所谓“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他将创新分为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资源配置创新和组织创新。
关于创新与经济增长，熊彼特认为“开动资本主义发动机并使它继续动作的基本动力，来自新消费品、新的生产或运输方法、新市场、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产业组织的新形式”。在这里，熊彼特明确提出了产业组织的一种新形式就是创新活动，而创新将直接推动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同时，他认为经济增长是生产要素实现“新组合”之后，即在“发展”过程中“增长”，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正是这种“新组合”不断实现的结果，经济周期的出现也是如此，因而认为没有“新组合”的实现，即没有创新的实现就没有经济增长。关于“新组合”的实现，熊彼特认为“我们把新组合的实现称为‘企业’；把用职能实现新组合的人们称为‘企业家’，企业家实行对生产要素的新的结合”。在这里，他实质上认为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家”，企业家的职能并非经营和管理，而是实现这种“新组合”。从某种意义上看，这种“新组合”实现，主要是一种组织创新的结果。因为，一方面熊彼特认为创新者企业家不是实验室的科学家，而是有胆识，敢于承担风险又有组织实干才能的企业家，而企业家的产生则是企业组织形式变化的结果，主要是由于股份公司制度实现的结果，没有这种企业组织形式的变化，则就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企业家。另一方面，熊彼特认为企业家的职能在于用不同于以往的全新方法把生产诸要素组合、集中起来，进行经营，继而使其增值。而且，也只有在他将这些新组合起来的要素按照新的方法付诸生产的特定阶段，他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由此可以看出，只有企业家通过企业组织这一载体，才能够发挥其才干，体现其意志和行为，才能实现创新的组织者和推动者的角色，才能以创新推动经济增长。也正是由于这种创新组织的存在，创新先由个别人开始，到其他人进行模仿，再到更多模仿者出现，以致最终超额利润消失，继而经济周期出现。因此，企业家为了始终保持超额利润，则必然会实现单个企业组织或多个企业组织间的不断创新，以实现经济增长。
当代西方经济学家对产业组织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分析
随着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革命”的出现及其后不断完善的宏观经济理论体系的建立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现实，西方经济学家在综合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对宏观经济领域的研究涉及到了经济增长的方方面面，其中对于产业组织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也得到了不断发展。在这些理论中以罗默（Paul M.Romer）、卢卡斯（Robert Lucas）和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科斯、诺思（D.North）等的研究较为突出。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发展起来新经济增长理论或称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特别强调经济增长是由经济体系内部力量（如内生的技术变化）作用的产物，重视对知识外溢、边干边学、人力资本积累、研究与开发、垄断等问题的研究，从内生的角度重新解释了持续经济增长的原因。新增长经济理论认为，内生经济增长是“边干边学”的过程，无论企业、产业或地方区域经济都是如此。通过对其理论的分析可以发现，之所以内生因素能够决定经济增长，则必然要有其发挥作用的机制或组织的存在，而有效的企业组织或产业组织的存在正是它们发挥作用的前提。
罗默的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知识积累不仅本身可产生递增的收益，而且可以使资本和劳动等生产要素实现全社会的收益递增，因此一个企业或一个国家用于技术研究和开发的资源的多少决定着其经济增长率的高低，要提高经济增长率，就必须增加用于研究和开发的资源投入，从而提高知识积累，而这正是以有效的企业组织为前提的。罗默模型同时认为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人力资本作为知识的载体和知识一样，是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而人力资本要成为经济增长的因素，必须要提及由企业组织产生的企业家的作用，因为在企业的人力资本中，实际上居于中心地位的是所谓的“企业家”，没有企业家的成功参与，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只能是一种潜在的可能性。因此，良好的企业组织的产生以及企业家的介入可以极大地改善企业对包括人力资源在内的各种资源的选择、占有、管理、开发和使用，使企业的潜能得到充分地发挥，因而有效的企业组织是企业家产生的前提，也是人力资本发挥作用的条件。
卢卡斯新经济增长理论提出了一个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增长模型，亦称卢卡斯模型。卢卡斯认为，只有专业化的、特殊的、表现为劳动者技能的人力资本才是经济增长的真正源泉和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即认为人力资本是“增长的发动机”。经过分析后同样可以看出，人力资本发挥作用的前提是有效的企业组织和产业组织，只有企业组织的法人治理结构健全，能够足够重视人力资本的价值，也才能体现出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同时也可以看出，人力资本的形成也是企业组织及产业组织演进的结果。因为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生产、运输技术的进步，企业之间的竞争在更大的规模和更高的层次上展开。为了在竞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企业的研究、开发与技术进步最终要表现在人本身知识和技能的全面提高上。有能力进行研究与开发，并且拥有承载技术进步与知识积累的“人力”，以及对研究开发和技术进步成果拥有某种垄断权力，是企业推动技术进步的前提条件。
科斯在《企业的性质》中运用其首创的交易费用分析工具，认为企业的出现是因为它能节约市场交易费用，企业组织与市场机制是可以互相替代的配置资源的两种方式，在科斯看来，由于市场机制的运行是有成本的，就需要通过形成一个组织，并允许企业家来支配资源，从而节约某些市场运行成本，因此科斯认为企业的本质是市场的替代物。从他对企业性质的分析可以发现，在实际经济活动中，作为微观经济基础的企业组织才是资源配置的主体，企业组织的一系列变化会引起产业组织的一系列变化，产业组织是企业组织变化的结果，而企业组织本身代表着资源的配置和重组过程，因此，企业组织不断变动的优化过程，就是资源配置的优化过程，而这种优化过程的最终结果就是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
诺思则将制度因素纳入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之中，认为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因素，制度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制度为人们的交易活动提供了秩序，制度与技术一起决定了从事经济活动的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决定了经济活动的盈亏，决定了人类社会的长期发展。诺思与托马斯（Thomas）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书中，在论及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指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实际上，诺思认为制度决定有效的经济组织，有效的经济组织则决定经济增长，即制度决定经济增长。这里的“有效经济组织”概念既可以指自由的市场制度，也可以指企业组织制度，还可以指其它“经济组织”，虽然定义显得比较广泛，但可以看出他考虑到了企业组织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而由于企业组织与产业组织之间存在着逻辑上的因果关系，且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因此，对企业组织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探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用来对产业组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
结论
综上所述，一方面，自马歇尔（Alfred Marshall）首次将“组织”作为生产要素纳入经济领域以来，产业组织理论开始伴随着经济学家对市场结构、企业行为和市场绩效的研究而不断向前发展。尤其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开始运用产业组织理论的基本原理和研究方法，在对传统问题进行更深入研究的同时，对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领域进行了拓展，既研究了企业制度问题、国际经济间的策略型行为，也对网络经济等新经济因素进行了研究。同时，对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方法也进行了丰富和发展，开始利用准确的实际数据并结合经济计量方法进行实证研究，出现了多学科共融的局面。尽管如此，但新的产业组织理论的完整体系尚未完全形成。另一方面，尽管对经济增长问题的深入研究可以追溯到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等创立的古典经济理论甚至更为向前，但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关于经济增长的理论还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主要是美国的一些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问题进行了专门的研究，才开始使经济增长理论成为经济学一个独立的分支，因此，关于经济增长理论的产生、演变和发展也将是一个长期的动态变化的过程。
正是如此，本文认为对产业组织理论及其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仍然是一个有待于深入探讨的课题。但从产业组织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的未来发展趋势来看，产业组织理论在对传统经济增长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的同时，其研究领域得到不断的拓展，研究方法和手段得到不断丰富和创新，产业组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产业组织的不断发展变化，正对市场效率的提高和产业内资源的合理配置起着重要作用，并最终通过产业的发展对经济增长产生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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