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啸中的冯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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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海啸带给中国当代艺术很大的冲击，从喧闹的顶点到“寒冬”的低谷，变化的不仅仅是画廊和艺术家，同样变化的还有独立策展人。而这一切，是一场热闹的结束还是另一场热闹的开始?大家说中国当代艺术市场正在洗牌，是洗的一张什么牌?又由谁来洗呢?面对这些疑问，冯博一从独立策展人的角度阐述了他对这种现象的思考和反思。

记者：作为中国当代艺术界最活跃的独立策展人之一，你总是让我们看到一个最为忙碌的身影。你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策划展览到现在已经很多年了，你觉得自己在这些年里有变化吗?如果有，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冯博一：肯定有变化。我觉得可能更丰富，我所说的丰富是指，原来在90年代末那个时候，作为策展人身份还是比较单线，没有形成很大规模，到现在大概有十年，中国当代艺术本身变化也很大，包括展览本身、学术这一层面，还有艺术市场，谁能想到会有“798”这样的地方。从我们角度来说，工作量、机会还有接触的方面也多了，涉及的范围比较丰富。1997年底我认为做了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展览叫做《生存痕迹》，那个时候没有展览场地，就在姚家园，一个朋友的仓库做的。当时只有几万块钱，特别艰难，翻译费还是我出的。当时很单纯就是想做这个事儿。现在这种机会就很多了，市场的多样丰富。展览也多，这是给我最大的变化。

记者：对这十年自己生活状态的变化，满意吗?

冯博一：生活状态我觉得很忙碌，我个人觉得这种状态比较好，比较独立，因为我的职业没有根，相对独立可以我来做选择和判断，这种选择的余地越来越大，就像我刚才说的机会越来越多，机会越来越多的潜台词是可供我选择的余地也越来越大。我自认为做的这些事儿还是为中国当代艺术，希望起到个人的作用，不管别人怎么评价，我一直努力在做，社会对我也有相应的回报，我对现在的状态或者这十几年的变化还是很欣慰，也很自足，很愉快。

记者：你曾经在“体制内”工作，而你又一直比较注重前卫艺术和实验艺术，这种双方的不合作状态曾经让你难受过吗?最让你难受的是什么?

冯博一：1988年调到中国美协参与一些工作，本职工作是编制《美术家通讯》给会员的一个内容刊物，当时也很投入，但是“”之后对于文化艺术还是比较抑制，我觉得在美协这样的官方机构很难发挥我个人的作用，或者认为官方对艺术和文化的方式、态度有问题，我逐渐梳理。往民间发展，身份只是一直在那儿挂着，一直到去年，也会分担一些精力，我主要的精力是在民间这一块，在那边基本属于不怎么好好工作那种，美协刘大为比较宽容。到2008年实在维持不下去了，因为我觉得民间一直对官方主流文化是对着干的，是一种抗衡。难受到不能再承受，我就提前退休了。

记者：在金融海啸以前中国的当代艺术完全被价格体系吸住了眼球。拍卖行比超市还热闹，批评家都不做批评改做商评了。艺术家自己做策展人(半夜起床策划到展览结束就用了三天)使得画廊里的展览就象在兜售盗版DVD一样。每一个画画的、买画的、卖画的好象都赚了大钱。你对那场热闹的场面怎么看?

冯博一：尤其是这些年，艺术市场对于中国当代艺术整个影响非同一般，包括刚才描述的现象大家都很明白，但是大家现在都不再放弃，也包括我，我也接了很多展览，给很多艺术家写东西，也有各种各样的情况。意思是说，在这种过程当中，在热闹、喧嚣的环境下，有时候很难洁身自好。我老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这也是难免的。

记者：这种现象使得价格体系也是艺术评判标准之一，会不会形成一种新的学术情况之一?

冯博一：那不会，因为价格体系和学术还是两码事儿，真正学术的恰恰没有商务性。

记者：会不会影响学术?

冯博一：当然会影响，包括我的例子或者我的体验，刚毕业的青年艺术家画的很好，但是很早被画廊，他可能为了生存画这种好卖的，反过来说抑制了他其他创作的探索，可能画到最后就成了符号化。作为通常的艺术家。商业市场好了之后很难抛弃画廊，去做实验性的艺术。

现在市场还比较好比较理想是属于实验艺术，这一点徐冰做的很好，他还是实验性，他市场没有大到顶级但也都不错，这是比较理想的。但是话说回来，艺术发展到一定程度肯定会有商业性。从这个角度来说，上次川美约我的稿说，谁在影响中国当代艺术市场?我觉得还是实验艺术，并不一定是商业在影响当代艺术位置的确立。包括资本本身，他们也有一个是非概念，你觉得资本好?不能这么说，但你说资本不好也不能这么说。关键是不管艺术家也好，还是从这个行业从业人员，尤其作为策展人和批评家来说，对于资本是什么样的态度，这是观念，艺术家卖画天经地义，谁都要生存，我觉得这种态度导致了一切就是为了挣钱。艺术家什么画好卖就画什么。比如说批评家谁给的稿酬高就给谁写，这是不好的，这是艺术家评价的问题。

能不能在艺术市场喧嚣的环境中，应该保持相对独立性和批判性，甘愿边缘的姿态。真正的实验性的东西或者是学术性的东西，不是跟着主流走，真正严格意义上的社会知识分子是一个大概念，就是不断的质疑、不断的批判，就是挑矛盾，这是知识分子的职责。但是知识分子和主流同流合污，我觉得这就不是一个真正艺术家的社会责任了。真正艺术家应该和主流保持距离，从美术史上来说，随着走的最后都没戏，还是真正坚持真正的艺术探索，他们才能被美术史所认可，同时期在经济上也会被认可。比如毕加索，他开始画的画引起很大争议，现在毕加索在美术史上的位置，在艺术史上同样获得了很好的公认的名分。我的理解是，他个人对社会贡献之后，社会以不同的方式或长或短，或早或晚给他的回报。

记者：在金融海啸之后全中国的批评家、艺术家、拍卖行、专业媒体、画廊，除了收藏家不知道跑哪儿去了以外，大家都叫嚷着现在是洗牌抄底的好机会。您觉得这是一场热闹的结束还是另一场热闹的开始?大家说的洗牌是洗的一张什么牌?又由谁来洗呢?

冯博一：我觉得现在又是一个结点，前几年很热闹，现在由于金融危机，年轻一代的艺术家开始出来了，我觉得像你刚才问题中说的，可能是一个时代结束或者是新时代的开始，我觉得这是一个槛或者是一个结点，所谓洗牌。你随着这种现状的变化，说到具体。艺术家或者是藏家或者是画廊，在大势不好的时候怎么办?肯定不能延续以往的方式，应该怎么样应对现状的变化，这个过程也就是一个重新洗牌的过程，我觉得谁都在洗牌，也不是某一个人，而不是说这个洗牌在某一个人或者是一层人。

比如说金融海啸的影响艺术家也在反思，美术馆、画廊都在想，包括像我们这种身份的，包括媒体也都在想。这也是一个机会，这种不好，也是一种好，是一个机遇也是一个挑战，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做，坚持就坚持下来了，就看怎么坚持。

这种淘汰或者是这种洗牌很好，就是一种大浪淘沙，留下的是精华。有的在洗的过程中就洗没了，有的就脱颖而出，关键是怎么看的问题，因为你不可能老这么走，比如说由波峰到波谷这都是很正常的。不必非要特别悲观，也不能因为卖的好就欣喜若狂或得意忘形，还是用一个比较正常的心态来对待。

记者：再往下发展，中国当代艺术市场还会继续受到国外市场的影响吗?

冯博一：中国当代一直受国外影响，8、90年代那个时候中国哪有收藏家，尤其是前卫收藏家，前卫收藏家都是国外的也包括现在，现在只是有一批人意识到前卫作品很好，其实他们也不懂，但是对于传统唯美的东西更能接受，这慢慢也是一个过程，包括现在。我觉得过几年缓过来也还是受到国外的影响，中国真正前卫艺术收藏群体还没有建立起来，没有形成一个势。从比例上来说还是很弱，能点出名的没有多少。

记者：金融海啸影响到各个行业，独立策展人是不是也受到很大的影响?

冯博一：当然，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原来和我谈好的展览推迟了，可能是暂时不做或者是不做的，还有一个新的现象，原来艺术家请我写文章，我说给作品也行，给稿费也行，那个时候都给稿费，现在遇到很多人说，我现在能不能拿作品抵。比如这个画家或者艺术家销售不好，他也在算。艺术家是精明的，比如说这个画值三万，但是给你稿费是两万，他肯定给你稿费，但是现在三万卖不出去了，他算一下还是给你画合适，这是最现实的感受。

记者：能透露一点儿你在未来的时间里有什么计划、活动和展览吗?

冯博一：挺多的，我一直在做方案，大概两块，一个是在何香凝美术馆的展览计划，会有五个个展，张大力、王适鹏、徐冰、刘庆和、陈舒坦。还有一些其他的，象3月份在意大利都灵一个当代艺术展览，大概11月份任小林上海的个展。还有两个联展，一个大概做一个鸡尾酒概念的展览，香港、台湾和大陆做一个联展，还要和某些画廊和空间做比较年轻人的，我会在一个当代空间做任意空间的多米诺效应一个展览，我觉得这个时候应该做实验性很强的，我找六个艺术家，两个艺术家一组，这是一个空间，让他们在空间里面边做边展，第二个月再做，当然不占前面人的位置，做三个月六个人，形成一个联展。展览方式上，并不是说把这六个人集中再同一个时间开幕闭幕，主要揭示一种艺术和空间之间的关系。

记者：看来你又将是2009年最忙碌的人了，希望你一切顺利，感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

冯博一：谢谢你们。

摘自《在艺术》